2015-12-10 08:12:40 来源： 《开放时代》 作者：应星
——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
一、 引言
国共合作在1927年7月彻底破裂后，中共革命在从国民革命走向苏维埃革命的同时，逐步从以城市为中心走向以乡村为中心。这是中共组织形态发育史上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上山”后如何建党和建军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不过，井冈山模式并非高地上的革命党的唯一形态。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就把根据地分成“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四种模式。①而在毛泽东列出的与井冈山并列的三种根据地模式中，李文林式的根据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后，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下文分别简称“红二团”、“红四团”)及其东固革命根据地有过直接的交流，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有过很高的评价。②今天如果从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看，井冈山与有“东井冈”之称的东固有许多值得对比的地方。作为一个广义的政党组织形态，其内涵包含党员吸收、党员干部的构成、基层组织生活、上下级关系、组织纪律、党政关系、党军关系等等。③不过，在通过武装割据开创根据地的时期，最要害的组织形态体现在党是如何创建和领导这些武装的，以及各种红色武装之间是如何进行合并、整编的。井冈山根据地基本上是以外来干部携带外省武装为主创建起来的，红四军的官兵中很少来自湘赣边界，④“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⑤;而东固根据地主要是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武装开创出来的。由此，在苏区初创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本地党组织与本地武装的关系，以及本地武装与上级党组织及外来武装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井冈山与“东井冈”势必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鉴于海内外学界对井冈山根据地研究较多，尤其以美国学者韦思蒂(Stephen C. Averill)等人对井冈山时期的中共组织形态的探究最深，⑥本文将焦点放在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根据地的组织形态上。
在中共早期文献中对地方干部的讨论是与所谓“地方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方主义”被看作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而出现的，是由于偏狭的农民意识造成的。如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应反对乡村的农民偏颇意识——特别是以杀人放火抢东西为主义的土匪流氓意识以及不要严密组织保持私有地域观念缺乏政治上经济上进化精神的种种意识”;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份决议案里指出：“鄂西党员的成分大部分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观念可以影响党的工作之发展，可以使党的组织破裂。”⑦这种地方主义观念在小农经济基础深厚的江西就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杨克敏就曾指出湘赣边界“农民党的地方观念实在是危险万分的”。⑧
在海外学界，对中国乡村革命中的地方干部的研究来自两个彼此交叉的学术渊源。一个渊源是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自从1990年周锡瑞和冉玫铄主编的《中国的地方精英与支配的模式》出版以来，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就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士绅社会研究范式。⑨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使传统的士绅群体发生了巨大的瓦解和分化，在地方取代士绅发挥支配作用的是来源更为多元化、特点各不相同的地方精英。无论是辛亥一代的国民党老同志，还是五四一代的共产党新学生，有相当多数的人都来自这个阶层。另一个渊源是根据地研究范式。自从范力沛大力倡导开展深入的根据地研究以来，海外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走向微观层面，革命史的研究日渐与地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⑩这两个研究传统的汇流既体现在对中共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各个苏区的研究中。就后者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韦思蒂对江西苏区的研究和陈耀煌对鄂豫皖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研究。他们都力图挖掘中共苏维埃革命背后的地方精英因素。在他们看来，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暴动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其中坚力量是一批当地出生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往往同时具有地方干部与地方精英的双重性质，他们对革命理想与组织原则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地方利益的执着，这就使他们与更彻底地献身革命的外地干部构成了对比，甚至形成了冲突。11
国内新近对江西苏区党组织形态的研究大多将这种“地方精英”范式和“地方主义”话语自觉不自觉地混合运用在对地方干部的研究中。比如，陈德军分析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在建立所谓“内生式根据地”的革命组织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何友良辨析了中央苏区的外来领导者群体和地方领导者群体的不同构成和特点，提出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紧急时刻，能够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发起和推进苏维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具有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黄道炫指出了中央苏区的地方干部中知识干部所面临的某种尴尬局势：他们既是革命最初发动的中坚力量，又因其阶级出身而面临被洗刷的危险;而王才友在对东固根据地的分析中将地方干部分成地方武装干部和地方党部干部，并分析了这两类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及其与外来党务干部和外来军事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12
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海内外学界对地方干部及其与根据地党组织形态的关系的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料分析上，都还处在相当粗疏的阶段。尽管现有的研究看到了地方干部中有工农干部与知识干部之别、党务干部与军事干部之别，也看到了地方干部在个性及党性上的差异，但地方干部总容易被看作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无论他们是出于地方士绅的积习也好，还是出于小农观念的影响也好。然而，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中，或者在同一地方社会的不同历史场景中，各种地方利益和各类地方干部与革命利益及中共组织原则实际上处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同样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其所创建的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却可能相去甚远。比如，所谓“李文林式的根据地”或“东固根据地”，其实由两块根据地构成：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都是1927年年底到1929年之间由江西省吉安县的本地干部开创的，两个根据地及其武装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然而，这两个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既不是地方干部的类型差别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地方干部的个性特点或党性强弱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用社会结构的眼光对各种党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进行仔细地解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在分析曾天宇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时已经指出，在中共组织的职位关系与个人之间、在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在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曾天宇与江西省委的关系到暴动后期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13但万安暴动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曾天宇在1928年3月就已牺牲，所以，这种冲突关系终未公开化和激烈化。但曾天宇给苏区革命史留下的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最初的农民暴动获得成功后，在红色地方武装日渐壮大后，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内聚力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地方干部内部以及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张力?这是本文通过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所要探究的问题。
二、东固和延福根据地：形同质异的“孪生子”
(一)东固和延福：吉安革命的“孪生子”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除了在湘赣边举行的秋收起义外，江西多地进行了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多很快失败，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成功地开辟了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赣西南最早实现武装割据的是同处吉安县的东固地区和延福地区。14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部，地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和泰和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等从吉安县城潜回东固老家。1927年9月上旬，赖经邦在东固敖上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东龙支部，赖经邦任书记。10月，成立了东固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段起凤任副队长。1928年2月，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吉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下文简称“七纵”)，开辟了以东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
延福位于吉安县北部，地处吉安、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和安福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败后，李锦云等回到延福老家。1927年10月，李锦云等改编流落在延福的原国民党第八师某部排长李育青率领的队伍，成立了油田游击队，李育青任队长。同月，在塘东又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2月，延福工农武装发展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下文简称“九纵”)，开辟了以延福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延福后来还发展出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八纵队(下文简称“八纵”)、赣西游击第一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一大队”)、赣西游击第二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二大队”)以及江西工农红军第三纵队(下文简称“三纵”)。
(二)延福根据地的“消失”
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是赣西南最早的根据地，七纵和九纵也是赣西南最早的工农武装。两地空间相邻，革命历史相似，发展规模相近，在赣西南革命史上的地位似乎应该在伯仲之间。然而，赣西南特委的一份干部名单却揭示了这种表面相似背后的实质差异。
1930年5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赣西南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15在李文林开列的这份35人名单中，来自东固区域的约有10人，其中来自纯化乡(东固当时所在的乡)的就有5人;而来自延福区域的却只有3人，其中来自延福乡的只有1人。16其实，李文林的这份名单还遗漏了一些出身东固的重要干部，如曾任东龙区委书记的高克念、曾任东固区委书记的汪安国。17这样算下来，来自东固根据地的干部在当时的赣西南重要干部队伍中竟大约是延福根据地的4倍。
那么，延福根据地早期的领导人都去哪了?我们看看以下史事就知道了：第一，1928年3月，九纵队长李育青在延福地区油田企图反水未遂。后脱离九纵，投奔八纵。疑被杀。第二，1928年3月，八纵队长何金山因在攻打永丰的战斗中不听指挥，八纵番号被撤消。何金山遂公开投敌。后被处决。第三，1929年8月，游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合并成三纵后发生严重内讧。9月，三纵队长杨云清在油田企图反水，被杀。第四，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会上决定处死所谓“四大党官”。被处死的这四位赣西南干部均来自延福地区，其中包括三纵队长郭士俊和指导员罗万。18
也就是说，延福根据地的地方干部除了牺牲的外，有不少人是因为叛变或被当作敌对分子而被杀的。除了军队屡屡哗变、首领频频被杀外，延福根据地的乱象还远不止此。从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来看，延福“与当地党的关系非常坏”;从与群众的关系来看，三纵引发“外延(即延福乡——引者注)、儒行、同水等区农民均极不满，甚至主张解散把武装分给农民协会”，1930年农历3月更发生了延福大批群众反水的“三八反水事件”;从延福干部队伍内部来看，既有延福本地出生的郭士俊和罗万之间的内讧，又有同样由上级派到延福来的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和队长之间的矛盾，更有延福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严重排斥。19
与延福异常混乱的局面相比，东固根据地则显得强健而稳定，类如军队哗变、首领被杀、群众反水这类的严重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这两个根据地几乎同时从1927年9月起步，但到1930年2月，当东固根据地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延福根据地却随着“四大党官”的人头落地而内囊已尽。1930年3月以后，随着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恶化，肃“AB团”狂潮的兴起，以及富田事变的发生，随着李文林作为“AB团”要犯在1932年5月被杀，东固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冷落。这里面所牵涉的各种因素深远而复杂，非本文可以置啄。20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早在这些复杂因素交汇激荡之前，延福根据地就已经先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东固与延福这对吉安革命的孪生子在组织形态上的天壤之别呢?我们需要先从两地的革命基础开始分析。
三、东固和延福的革命基础
(一)生态基础
延福和东固在空间上虽然都属于所谓的“盆地结构”，21但其内部结构有很大差异，其生态基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从地理范围来说，东固根据地虽然后来发展的范围较大，但其核心区域分布在仅有200多平方公里，今天被称为“东固镇”的地带。它处在北面的东固岭、钟鼓山，东南的狐狸十八歇，南面的大乌山、荒石岭，西南的白云山，西面的观音崖，西北的九寸岭、东固山这些崇山峻岭的包围中，周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因此，虽然今天的东固镇与富田镇、新吁乡、值夏镇等在民国时期同属纯化乡，却因山岭隔绝而早已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个面积不大、人口稀疏(土地革命前东固约有3200户人家)、群山环绕的区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当紧凑的单位。这无论对东固根据地的创建，还是对东固根据地内聚力的形成，都是较为有利的。而延福根据地的范围散布得广得多。它的核心区域约有四百多平方公里，北倚九龙山主峰，南到塘东、雷溪，西到隍北，东至吉水县阜田乡。这片区域在民国时期虽然分属两个乡——吉安县延福乡和吉水县阜田乡，但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同属同江河领域，在地理上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这个区域也正因为面积过大、人口稠密(延福乡是吉安县人口最多的乡，而阜田乡又是吉水县人口最多的乡)，对根据地内部的整合造成一定的困难。22
其次，从流域上下游的分布来说，就“盆地结构”而言，位居某一水域的上下游，差别甚大。纯化乡是以富水流域为中心的地理区域，而东固处在富水流域上游，这个地带山多田少(山林地约为22万亩，耕地不足2万亩)，且这些耕地的田主大多集中在东固以外的富田等乡，东固的富家子弟很少。23像赖经邦、曾炳春、高克念等东固革命领导者都来自于家境较为贫困的家庭。这使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较为疏离。而延福根据地处于同江河的中下游地带，土地异常肥沃，耕地高达12万多亩。24延福革命者中的富家子弟非常多，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十分紧密。延福那些走上革命道路的富家子弟除个别人外很少在外经受锻炼，其见识和革命意志远不如曾天宇那样的富家子弟。25他们不愿离开故土去外乡打游击或任职。当上级把他们发展起来的武装调走后，他们宁愿重新组织武装也不愿意离开。延福革命者对土地的这种强烈眷恋之情为他们后来与上级党组织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族群基础
东固和延福在族群基础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东固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多数民众是明代后期从福建或广东迁来的移民，与富水流域下游地区以土著居民为主的局面完全不同。东固革命者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如赖经邦、高克念等)大多是客家人。客家人被当地土著贬称为“岭背佬”。客家人这种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使其更加注重内部的团结，其战斗力也更强。东固革命武装后来能够与永丰、吉水的革命武装合并，又能够将势力顺利扩展到兴国县北部、东部和于都县北部，其中一个重要的关系纽带正是这些地方武装大多由客家人组成。而延福位于同江河中下游地带，是土著居民聚居地，在革命者中不存在像东固这样的客家纽带。26
东固与延福不仅在土客族群归属上存在差别，在宗族构成上也有显著不同。东固除李、刘、汪氏宗族较为集中外，其他姓氏的宗族分散居住在上千个山窝里，三五家杂居，人烟稀疏，缺乏望族大姓。像敖上村古瑞林的赖氏、古竹村欧家龙的曾氏、江口村和丰坑的高氏都是小宗族，人少族弱。即使是聚集在东固街上的刘姓和大源坑的汪姓，也不足百户。27因此，东固农民之间既不存在土客矛盾，也不存在大姓小姓矛盾，彼此相处较为和谐，宗族对东固革命者产生的影响很小。而延福革命者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延福人口稠密，大姓宗族较多。罗、郭、刘都是当地的大姓，后来被处死的“四大党官”即出自这些大宗族。28由于延福地区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族产广布、墟市发达，大宗族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因为资源之争而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械斗。同时，这些大族在遇有外来势力的挑战时，常常又联手排外。29因此，宗族对延福革命领导人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比东固革命领导人有更强的地方意识。
(三)党组织基础
东固和延福虽然同处吉安县，但它们的党组织基础并不相同。东固党组织基础是大革命时期由位于吉安的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下文简称“七师”)的革命群体所奠定的。吉安共产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是早年曾在吉安任教，1924年后在上海加入中共的罗石冰，而罗石冰主要是通过对七师学生的影响来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因此，七师就成为大革命时期吉安中共党团活动的中心。301926年3月，罗石冰在七师建立了中共吉安特支。31赖经邦1926年9月由他在七师的同班同学，纯化乡新吁人梁明哲介绍入党。赖经邦入党后，利用他担任吉安县教育局督学，负责其家乡东固、富田一带学校事务的机会，在东固涧东书院建立了党小组。而东固党组织另外两名重要领导人曾炳春和高克念分别是七师1924年和1925年的毕业生，并且他们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2赖经邦、曾炳春和高克念作为东固同乡、七师同学，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成为在东固组织武装暴动最核心、最紧密的领导群体。因为东固在大革命时期的党组织就是由赖经邦建立的，所以，他自然成为东固暴动的首领人物。
延福的党组织基础是由罗石冰亲自奠定的，因为罗石冰本人是延福乡大安井头村人。他1926年1月从上海到吉安筹建中共特支的同时，也回到延福，以塘东第九小学(下文简称“塘东九小”)为基地，建立了吉安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延福支部，最早的党员包括塘东九小校长胡庭铨和教师郭士俊、罗万等人。331926年4月，延福籍学生李锦云、郭承禄被团吉安地委吸收入团。34随后，李锦云被派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农讲所学习。9月，胡庭铨到吉安城工作，延福支部自动解散。李锦云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从广州回到延福，和郭承禄在塘东九小办了农协骨干培训班，并重新建立了党小组。35大革命失败后，延福地区党组织的奠基人罗石冰和早期主要领导人胡庭铨均不曾回到家乡，李锦云成为党组织负责人和暴动组织者。1928年6月，李锦云被捕，后在南昌牺牲。延福党组织负责人此后长期由郭承禄担任。36
对比两地的组织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东固的组织基础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打断，其中心人物非常稳定，核心圈子关系紧密。而延福的组织基础在1927年8月后发生了断裂，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在位，李锦云在延福的威望与赖经邦在东固的威望是远不能相比的(李锦云的年龄和资历与赖经邦相比只算是学生辈)，且其周围缺乏关系紧密的领导群体。尽管赖经邦和李锦云在1928年先后牺牲，但两地的组织网络已判然有别：东固已建立起稳固的领导群体和组织网络;而延福则缺乏有魅力的中心人物和有凝聚力的领导群体。
(四)武装基础
东固和延福在地方武装基础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东固暴动最初的依靠力量是与东固紧邻的永丰县潭头乡的段起凤领导的土匪武装——“三点会”。“三点会”发端于福建的著名会匪组织——天地会，是晚清民国时期赣南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会党势力。段起凤从福建参加“三点会”后带了一些武装回到江西，在兴国县东村莲塘蜈蚣山一带活动，距东固不远。“三点会”不少成员白天在家当农民，晚上才出去打劫。37按照裴宜理的划分，这属于“临时性匪帮”或“半永久性匪帮”。这种会匪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其家乡附近进行劫掠活动，与当地社会关系比较紧密。38比如，赖经邦的姐姐是段起凤哥哥段月亮的妻子，而敖上村党小组长段蔚林又是段起凤的堂弟。继段起凤后投奔东固革命军的其他绿林武装，如永丰县良村的梁人杰也都是这种在自己家乡活动的绿林武装。39正是由于血缘、姻缘和地缘这些社会关系，使东固革命者与绿林武装的结合基础十分牢固。
而延福暴动最初的依靠力量是流落延福的北伐军或北洋军残部，尤其是云南籍和河南籍军人。40他们属于裴宜理所说的“土匪军队”，41在当地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其打家劫舍乃至后来加入红色武装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考量的基础上，他们和党组织负责人之间不存在传统的社会纽带关系。由于延福地区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延福革命武装的另一个来源是通过买枪的方式。枪主要来源于周边被裁撤的北伐军武装和驻军;买枪款则来自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和对土豪钱财或鸦片款的没收。42枪买来后由当地党组织分发给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但这种组织武装的方式往往缺乏战斗力。由本地党组织直接组建、本地人参加的武装与对原北洋或北伐部队收编而成的武装，两者在战斗力上一弱一强，而在组织纪律性的强弱上则正好相反，这种情况造成了延福红色武装在内部上的不平衡和潜在冲突。
四、东固和延福武装的内部组织形态
(一)东固红色武装的创建与整编
1. 东固红色武装的创建
1927年9月到12月，是东固党组织创建红色武装的时期。这个创建过程有两个特点：
首先，东固党组织负责人不仅积极筹建武装，而且担任武装的主要领导职务。1927年10月，中共东龙支部书记赖经邦出任了东固工农革命军的队长。虽然这支农军刚开始时一多半的枪支和近半数的人员都是段起凤带来的，但由于东固党组织的基础深厚，赖经邦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段起凤只能任副队长。43
其次，在东固党组织领导人与武装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私人纽带。赖经邦与段起凤不仅原来就存在着亲戚关系，而且还在工农革命军建立后结成了儿女亲家，44因此，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进一步巩固了赖经邦在东固革命的中心地位。1928年3月，江西省委为加强对七纵和九纵的领导，派来一批外地干部任职，从北方来的詹天龙接替了赖经邦的七纵党代表职务，赖经邦改任参谋长。从正式职务来看，纵队参谋长似乎只是纵队下设的一个部门领导，但实际上，赖经邦在东固的首席领导人地位并不因为职务的变动而变动。45
2. 东固红色武装的整编
(1)七纵的整编
1928年1月到3月，是东固红色武装的初步整编时期。这次整编分两步进行：先是由永丰游击队与吉水游击队合编成永吉游击队，而后由东固农军与永吉游击队合编成七纵。
1927年11月，赖经邦率东固农军对吉水县水南的文昌自卫队发起了攻击。而后，东固农军将一部分吉水革命者直接吸收进来，同时留下了8支长枪和1支短枪，让另一部分吉水革命者组成了吉水(水南)游击队，杨金芳任队长。12月，永丰县革命者利用大革命失败时埋藏起来的永丰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加上从各地购买的枪支，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永丰工农革命军，永丰区委书记袁振亚兼任指导员，吴江任队长，大约有30支枪，队员有50多人。1928年1月，吴江率永丰农军攻打永丰县城失利，退到永丰县潭头乡。该乡位于与吉水县水南乡及东固交界的地方。吉水(水南)游击队随即赶到潭头与永丰农军汇合。永丰农军与吉水(水南)游击队合编为永吉游击队，吴江任指导员，匡新民任队长。在永丰与吉水武装的这次合编中，由来自永丰的吴江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这是因为吉水(水南)游击队是在东固农军帮助下成立的一支小部队，人少枪缺;永丰农军则因为大革命时期留下了较好的武装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此外，吴江曾就读湖北武昌大学，大革命前任永丰县人民自卫团团长，比一直在吉安受教和任教的吉水(水南)游击队队长杨金芳的声望要高。46
2月，刚完成合编的永吉游击队与东固工农革命军合编成七纵，赖经邦任党代表，吴江任纵队长。47在这次合编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由于这两支武装的实力差别不是很悬殊，所以在安排纵队领导人时让两支武装的领导人分任党代表与纵队长，以达成大致的平衡。段起凤虽然擅长军事指挥，但因为已有东固方面的人出任党代表，所以在最初的纵队干部中并没有安排其位置。
其次，在纵队领导中，把党代表看成是比纵队长更重要的位置。由于东固农军已有的声威、东固根据地的地理优势，以及赖经邦的个人声望，由他出任党代表是不二的人选。吴江是大学生出身，以前在北伐军部队做过政治工作，军事指挥本来并非他的强项。但由于他在永丰革命队伍中的影响不及袁振亚，所以，他在最初的永丰农军担任的是队长职务;在永丰与吉水的武装合并中，由于永丰武装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就由队长改任指导员;而在这次与东固的合编中，由于东固武装占据主导地位，他又改任纵队长。这说明了在东固、永丰和吉水的革命者心中，政治工作负责人的位置比军事负责人的位置重要。吉安东固、永丰、吉水之所以在地方武装中都如此看重政治工作负责人的地位，与这个地区党组织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东固和永丰在大革命前后都有很强的组织延续性，而吉水的党组织虽然是1927年10月后分别在北部地区和水南地区重建的，但水南党组织因地理邻近从一开始就归属于东固党组织领导，所以，在这三地的武装合编中就形成了重视政治工作负责人的传统，连一发子弹的配发也须经过指导员的同意。48
再次，七纵在合编中将不同来源的武装进行了混编。杨金芳和郭枚本来都是来自吉水水南农军的领导人，但在组建七纵下属区队时，他们被分派在了不同的区队，杨金芳担任了第三区队队长，而担任第三区队指导员的邓知非则是来自永丰农军的领导人。49这种安排有利于打破各地方武装之间的隔阂，形成以七纵本身为中心的集体认同。
(2)红四团的整编
1928年9月，七纵和九纵合编为红二团，这次整编是由赣西特委主导的，因涉及到根据地武装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我们在下文再分析。不过，1929年2月，赣南工农红军第十五纵队、赣南工农红军第十六纵队(下文分别简称“十五纵”、“十六纵”)整编为红四团，却是由东固根据地内部力量推动的。这次整编分成三步完成。
第一次整编是1928年6月十五纵的建立。该纵队系于都县桥头游击队和兴国东村“三点会”管开炳部整编而成。1928年3月，于都西乡里仁暴动失利后，于都党组织负责人丘倜等人转移到了北乡桥头，与朱学玖和钟声楼等人继续组织桥头暴动。大革命时期，丘倜是江西农运负责人之一，与在东固组织农协的赖经邦是老相识。通过这层关系，丘倜去东固请赖经邦派兵支援。桥头暴动失败后，七纵撤回到东固，桥头新成立了游击队，朱学玖和钟声楼分任党代表和队长。但这支武装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枪，而是向“三点会”借的枪。于都桥头与兴国东村紧邻，而东村是“三点会”势力集聚的地方。段起凤曾是这里的“三点会”首领。段起凤加入东固农军后，其结拜兄弟管开炳等仍旧在此活动。在桥头党组织的努力和段起凤的影响下，管开炳同意率部与桥头游击队整编为十五纵，朱学玖任党代表，钟声楼任纵队长。50可以看出，十五纵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桥头党组织负责人与东固党组织负责人之间，在桥头军事武装负责人与东固军事武装负责人之间均存在着较紧密的联系。
第二次整编与第一次整编的情况比较类似。十五纵建立后常常随红二团一起行动，因而不再滞留在桥头、东村一带。但在这一带地区仍存在着曾老四等其他的“三点会”势力。此外，十五纵离开桥头时留下了二十多条坏枪，这就为桥头武装力量的再兴创造了条件。桥头特委先成立了赤卫大队，由张文焕任党代表，钟先桐任队长。1929年1月，于都桥头赤卫大队又与兴国东村“三点会”曾老四部整编成十六纵，张文焕任党代表，曾老四任纵队长。51桥头武装这两次整编都可以说是七纵军事力量辐射的结果，由此就有了第三次整编。
第三次整编是1929年2月，十五纵、十六纵以及桥头、东村等地游击队加上红二团部分官兵整编为红四团，金万邦为党代表，段起凤为团长，鄢日新为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为参谋长。这次整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红二团军事势力的扩张。这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直接推动将两支武装整编为红四团的是红二团的负责人李文林。52其次，在干部的安排上，红四团的主要领导人除鄢日新外全部来自红二团;鄢日新虽然是兴国人，但他是赣南特委军事部长陈奇涵派出的干部人选，并非出自十五纵或十六纵。53再次，红四团成立后不久，就被调到东固整训，并组成了红二团、红四团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红二团、红四团政委，鄢日新任总指挥。54在这个行动委员会中，鄢日新虽然被提升为总指挥，但红二团和红四团都各有团长，是一个较虚的职务，与李文林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同时兼任红二团、红四团政委的情况有所不同。
从东固地区第二个时期的武装整编来看，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以红二团为主导将东固与赣南的红色武装连成一片，因此，红二团原有的强调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的传统延伸到了红四团。其次，东固和桥头武装在合编中，以“三点会”原来的盟约关系为连接的桥梁，通过段起凤这个兴国“三点会”的原首领，将加入革命队伍的“三点会”力量团结在一起，因而使红二团和红四团之间的联盟非常稳固。
(二)延福红色武装的创建与整编
1. 延福红色武装的创建
1927年下半年，几乎就在东固党组织创建红色武装的同时，延福党组织也开始创建红色武装。李锦云是延福党组织的负责人，正是由他鼓动、改造了赣军残部李育青带领的武装。在此武装基础上建立了油田游击队，队长由李育青担任。延福地区另一支红色武装——塘东游击队则是由延福党组织自己通过花钱买枪组建起来的。但无论是李锦云，还是另一位党组织负责人郭承禄，都没有担任这支游击队的队长，而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党员罗学颜任队长。55延福党组织负责人与地方武装负责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私人的纽带关系。
2. 延福红色武装的整编
(1)八纵和九纵的整编
1928年2月，延福地区在油田和塘东两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整编成了九纵。油田游击队在战斗力上虽然强过塘东游击队，但在与当地党组织的关系及纪律性上却不如塘东游击队。然而，整编的结果却是由原油田游击队的队长李育青出任队长，李锦云、郭承禄和罗学颜都未在纵队任职。刚开始时，九纵没有设置党代表一职，到3月省委才派金万邦来任党代表。
大约在九纵成立的同时，活动在吉水县白沙一带的北洋军残部何金山带领的武装愿意接受中共的收编。但这支部队未经过什么改造就直接被编成了八纵，仍由何金山任队长。八纵一开始同样也未设党代表。到3月，省委才派丘倜出任八纵党代表。但丘倜还没来得及上任，八纵就因不听指挥而被撤消番号了。56
也就是说，在延福早期革命的第一阶段，党组织负责人都是延福本地人，而军事武装的负责人却全是外乡人，党组织与军事武装之间始终缺乏社会纽带，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党与枪基本是分离的。而在军事武装内部，则基本上沿袭了旧军队里通行的军事首长负责制，政治工作处在从属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党代表。
1928年3月江西省委鉴于八纵不听指挥的教训，成立了第七、九纵队总指挥部，派出了一批外地干部前来任职，并将九纵调到东固地区集训。此后，九纵与七纵都以东固为据点，不再归属于延福党组织领导。57但由于延福地广人多、资源丰富，很快又另组建了地方武装。
(2)游击一大队、二大队及三纵的整编
10月，红二团部分武装与安吉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游击一大队，周益堂任大队长，罗万任指导员，彭树德任参谋长，郭士俊任秘书长。58除周益堂外，游击一大队其他领导都是来自以延福为中心的九龙山地区(该地区处于吉安、分宜、安福、新余、吉水、峡江六县交界的地方)的本地干部。周益堂虽然曾是出身湖南湘阴的土匪，但早在1924年前就已隐居到与延福邻近的安福县严田乡的楠木桥，算是半个当地人。59因此，就游击一大队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党与枪在当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情况。但是，延福党组织负责人郭承禄始终没有在游击一大队任职。而且，在游击一大队任职的这些地方干部分别来自不同的乡甚至不同的县：周益堂来自安福县;罗万来自延福乡白竹村;郭士俊来自延福乡井头村;彭树德来自分宜县;大队还有位干部曾春萱来自延福乡油田村。60他们大多属于大革命时期由罗石冰、胡庭铨以塘东九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革命组织网络的外围成员，彼此的关系较为疏远。1927年8月后，这个网络的中心人物罗石冰、胡庭铨未再回到延福，其骨干人物李锦云1928年6月牺牲，另一个骨干人物郭承禄又专任党务，所以，游击一大队从组建的一开始就缺乏公认的核心人物。它是以九龙山为中心的广阔区域里各种零星的红色武装的拼图，这个拼图因为缺乏有机的纽带而潜藏着裂变的危险。
1929年4月，游击一大队将原国民党第二十师骑兵连收编为游击二大队，原骑兵连连长杨云清任大队长。延福的这次收编与东固、桥头收编“三点会”武装有几个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收编中仍以军事首长为武装队伍的最高领导，一开始没有派出指导员。到后来也许是一大队为了排斥外地干部，才让中央派到一大队任指导员的湖南籍干部李涛改任了二大队指导员。61其次，在收编中基本上让原骑兵连武装保持不动，没有像十五纵、十六纵或红四团那样将当地党团员组建的游击队与收编的武装进行合编。被收编后的游击二大队更像是一个翻牌的公司，武装番号虽变了，但其武装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再次，在一大队与二大队之间完全缺乏私人的纽带，尤其是二大队几乎都是以云南人为主的外地军人，他们与由延福本地人组成的一大队的关系非常疏远。
7月，游击一大队、游击二大队整编为三纵，杨云清任纵队长，罗万任指导员。62这次整编仍然体现出延福地方武装整编的基本特点：杨云清任纵队长体现了在延福以军事实力主导地方武装的特点;游击一大队、游击二大队在三纵里各自编队，体现出了延福地方武装联而不合的特点;而两支武装之间像以往一样缺乏任何私人的纽带关系。
8月，原任游击一大队队长郭士俊排斥队里的外来干部;三纵参谋长王惠又违反纪律将民女抢入军营;而后杨云清乘机准备反水，结果引发了两大队之间的火并，死伤80余人。尽管杨云清及反水的官兵很快被镇压，但三纵新任的纵队长郭士俊与指导员罗万之间依然矛盾重重。63可以看出，在三纵，无论是本地干部之间，还是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无论是工农武装内部，还是工农武装与被收编的军阀武装之间，都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又从延福根据地内部进一步延伸到延福地方武装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这就为日后二七会议决定枪杀延福“四大党官”埋下了伏笔。
五、东固、延福武装与外部的组织关系
所谓“外来干部”，如同“本地干部”一样，绝非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所以，如果我们要探究东固和延福武装与外来干部的组织关系，需要分不同层级来分别讨论。
(一)根据地武装与特委的关系
中共赣西南特委或赣西特委是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直接上级，两者的关系最为紧密。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赣西地区的中共领导组织从机构到主要领导都变换得非常频繁，前后有十任特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有段时间还处在无人领导的状态。64本文要研究的是中共赣西组织处于领导较为强劲有力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种时期，特委与根据地的关系的复杂性才会凸现出来。要做到领导强劲有力，或者需要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或者需要掌握较多的资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一个外地干部来到吉安，对这里的情况人生地疏，在任时间又非常短，虽然名义上是党和武装的最高领导，却很难实际担负起领导职能。1927年12月到1928年2月间先后成立七纵、八纵、九纵时，当时的特委书记均为外省干部且任期短暂，他们很难对这三个纵队的整编施加实质影响。李文林1928年7月接任赣西特委秘书长是特委领导较有影响力的短暂时期。从9月李文林辞任特委秘书长到1929年4月冯任上任特委书记为止，特委再次陷入“上不到天下不到田的半空浮荡”、“对上级已不能接受指导，对下级又不能实行其指导，上壅下塞”的“胃痛”状态，甚至出现了所谓被“第三党”打入的严重危机，65而在任的特委书记又全是情况不熟且任期短暂的外地干部，因此，游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的组成、红四团的组成，都很难想象有特委强有力的干涉。66经过仔细地梳理，笔者发现有三任特委领导值得研究，他们分别是：李文林、冯任和刘士奇。
1. 李文林主政特委时期(1928年7月到9月)
李文林从来没有担任过赣西特委书记，只短期任过特委秘书长。李文林未担任最高职务，任期也很短暂，而我们却把他在任时期看作赣西特委的第一个强势主导时期，这是因为李文林在赣西革命者中的特殊地位所致。
李文林1900年出生在吉水县水田乡石鼓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1年从位于吉安的江西省立第六中学(下文简称“吉安六中”)毕业后，考入位于南昌的江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23年参加了由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负责人之一袁玉冰发起的团组织外围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任庶务部副部长。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后，回南昌在朱德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教官，同年入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李文林潜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7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67
从李文林的经历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李文林出生于江西，在江西共产主义革命一开始就作为骨干成员置身其间，大革命失败后又回到家乡继续组织革命的地方领袖。江西其他早期中共领袖不是在大革命时期或暴动初期牺牲了，就是在大革命后离开江西或脱离革命了。江西省像这样在革命早期就具有很高名声和较深资历，后来又以自己的家乡为基础领导地方武装、开创根据地的革命者，也就只有李文林和方志敏两人。
其次，李文林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是既接受过军校正规训练又具有实际军事斗争经验的高级指挥员。众所周知，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时期最著名的军校，也是在“政党领军”上具有典范意义的新式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时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望。而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是中共创建自己军队的开端。李文林毕业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起义这双重经历使他的地位在当时江西苏维埃革命高级军事指挥员奇缺的状况下显得格外突出。像李文林这样既熟悉本地情况，又具有文武全才的领导人在整个赣西地区找不出第二个。
再次，李文林与延福和东固革命者之间都存在着个人纽带。先从他与延福的关系来说。吉水县以县境中部的恩江为界，分为水北和水南，在赣西1927年下半年的革命暴动风潮中，分别受到延福和东固两大区域革命中心的影响。水北又因赣江所隔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西部的阜田乡被直接纳入延福根据地的范围，其党组织由延福党组织领导，而东部的水田乡并不在延福根据地范围内。而且，李文林自小在外求学、革命、从军，他的主要革命关系都在吉安以外。从现有史料来看，延福的党组织基础与李文林无甚直接关联。这一点与江西另一位著名革命领袖曾天宇在大革命时期就经常回到万安老家，有意识地引导万安革命进程的情况有所不同。68尽管如此，由于水田乡紧邻延福根据地，在历史、人口、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李文林比较容易被延福革命者所接纳。再从李文林与东固的关系来看。李文林毕业于吉安六中，而该校与七师同属吉安早期革命者集聚的地方，与罗石冰一起对吉安革命产生过启蒙影响的曾延生就曾在该校任教，而像东固籍革命者刘经化、汪安国，永丰籍革命者刘泽民，万安籍革命者肖子龙均毕业于该校。69也就是说，李文林与东固的七师革命群体存在着同学之间的纽带，使他同样可以得到东固革命者的认同。
关于李文林从广东回吉安后的初期活动情况，因史料缺乏而难知其详。但从李文林在赣西的地位、声望和关系可以推断，他在任赣西特委秘书长时，既在赣西特委具有很大的指挥实权，又能使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听其号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文林积极推动将七纵、九纵整编为红二团，并由他本人出任团长兼政委。在将两支实力相当的武装整编成一支武装时，普遍存在的难题是如何妥善安排领导人的位置。上级所任命的整编后的武装领导人并不会轻易被承认，有时甚至会产生尖锐的冲突。七纵和九纵合并时没有出现两个纵队为领导职务争抢的情况，而是由两纵队的外来人——李文林将红二团的两个主要职务都兼任了，这是因为李文林在赣西无人撼动的地位以及他富有军事指挥经验这个稀缺的资源造就的。当然，又因为李文林本人是与延福、东固邻近的吉水人，当他担任红二团主要负责人后，立即就从一个外来干部转身成了本地干部，并与后来的特委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关系。
总的说来，在李文林短暂主政赣西特委的时期，以他个人的声望、资源和关系，形成了对延福和东固地方武装的强势主导格局。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特委与延福地方武装的关系，还是特委与东固地方武装的关系，都处在比较稳固而平衡的状态。
2. 冯任主政特委时期(1929年4月到10月)
冯任担任书记的时期是赣西特委强势主导地方的第二个时期。但这个时期与李文林主政时在与根据地武装的关系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先来看看冯任为什么能够强势主导特委。
冯任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1921年考入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文简称“一师”)。当时南昌有两大革命中心，一个是省立第二中学，另一个就是一师。70冯任是一师革命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了中共党团活动。而1923年到1925年期间也正是李文林在南昌参加革命活动的阶段，因此，同处在一个革命圈子的李文林与冯任在那时很可能就相识。1926年7月冯任从一师毕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长期在中共江西省级党组织机关工作，先后任江西地委秘书、江西区委秘书和江西省委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8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历经了汪泽楷、陈潭秋、陆沉三任省委书记，而省委秘书长始终由冯任担任。由于这个时期的省委书记都是外来干部，且任期不长，所以，省委日常事务大多是冯任在负责。1928年10月到12月，冯任代理江西省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了中共江西省二大。1929年2月，中央对江西工作提出了批评，要求加强基层工作。3月，冯任主动退出省委常委，改任省委候补常委、赣西特委书记。71从冯任的经历可以看出，他长期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对江西情况相当熟悉，视野开阔，文字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这也是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所说的“秘书专政”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72以冯任这样的身份和状况来担任赣西特委书记，势必体现出比他在省委负责时期更加强势的工作作风。
4月，冯任刚上任不久，就先后派出5名巡视员赴红二团、红四团、东固、延福、吉水和泰和，恢复和整顿党组织。73由特委一级组织向地方派出巡视员，这在赣西是前所未有的。而巡视和整顿的重点则是两支地方武装及其根据地。这就造成了特委与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红二团、红四团及其东固根据地是由李文林控制的。由于红二团、红四团没有采取固守根据地的方式，而是采取“飘忽不定”、“打圈子”式的游击方式，所以，一直远离特委的直接领导。特别是红二团、红四团1929年大多在赣东、赣南靠近闽西边界的地带打游击，而在闽西的红四军也有意将红二团、红四团纳入红四军前委的行动部署中。74这是特委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如果红二团、红四团脱离了特委领导，不仅会大大削弱赣西的地方武装力量，而且可能影响到特委的生存——地方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地方武装将打土豪的钱上缴来维持运转。冯任上任后对红二团、红四团未能给特委提供任何经费甚为不满，多次要求部队回撤。75李文林最后权衡利弊，同意将部队带回到赣西。5月，在李文林的主导下在东固成立了红二团、红四团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红二团、红四团政委，李韶九任红二团团长，袁振亚任红二团政治部主任。很快，李韶九与袁振亚产生了矛盾。冯任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过多次批评。不久，袁振亚从红二团调任东固区委书记。76这可能是李文林为了化解红二团的内部纠纷和平息特委的批评意见而提出来的安排。总的说来，由于东固根据地原有的革命基础相当稳固，也由于李文林的地位和影响，再加上冯任与李文林在南昌时期就是革命同道这层个人关系，无论是红二团、红四团与赣西特委的矛盾，还是新出现的红二团内部的矛盾，都还没有发展到失控的程度。
而延福根据地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由于延福根据地内部混乱局面相当严重，冯任不仅派出了巡视员，而且还派出了一批军政人员到延福任职。77特委本身并不掌握多少干部储备人才，而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要求省委派出干部也是无济于事，冯任就利用其个人影响力到处截留其他来源的干部作为特委的派出干部。比如，1929年4月，在于都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军事部代表罗寿南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可能还有中央派到红四军前委的特派员汪克钧。而后，罗寿南和汪克钧都被冯任派往延福巡视。罗寿南在延福的时间不长，很快转往赣南;汪克钧被特委截留下来，担任了三纵秘书长。78又如，原红四军干部陈伯钧受伤被俘后关押在吉安。湘赣边特委请求赣西特委将陈伯钧救了出来。随即，冯任就将陈伯钧派往延福，任三纵参谋长。79延福无力直接拒绝特委派出的干部，就采取其他办法来加以抵制。一个常见的办法是排挤外来干部，使“各部队中的工作同志大都不愿再去军中工作，纷纷请求特委调任地方党部工作，甚至以不调则自由行动来要挟。”而另一个更厉害的招数就是借力打力。外来干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特委派出的不少干部本来就不是特委自己的干部。延福方面常常对外派干部的这些矛盾加以利用。比如，汪克钧去延福任职后就坚决反对特委的许多主张，甚至扬言要枪毙特委巡视员。冯任对此极其恼火，向省委要求在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会时把汪克钧调到特委来处决。而对于既排外又内讧的延福地方干部郭士俊、罗万，冯任一直想将他们调出延福，却始终调不动。郭士俊、罗万反而加紧购枪组织游击队，增强其军事实力。80冯任对郭士俊、罗万也因此起了杀心，想借红五军的力量除掉他们。只是因为特委在12月前一直与红五军联系不上，冯任畏于郭士俊、罗万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才未动手。81但所谓“四大党官”的命运，其实在冯任在任时就已经注定了。
3. 刘士奇主政特委时期(1929年10月到1930年2月)
1929年10月冯任调任省委巡视员，接任特委书记的是王百元，但实权却掌握在秘书长刘士奇手中。11月8日，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王百元出逃，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一直到1930年2月。82与特委前两任强势主政者不同的是，刘士奇并非江西本地人，而是一个外省干部。那么，他何以能够在赣西立足脚跟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刘士奇较早来到江西，并历任要职，对江西情况相对较熟。刘士奇是湖南岳阳人，1927年6月马日事变后被中央派来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后援工作，后来留在江西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工委主任，省委特派员，赣北特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1929年5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83刘士奇曾担任省委秘书长的要职，后来又是地位仅次于冯任的赣西特委领导。在省委高层工作多年的历练，同时也受冯任领导特委风格的熏染，刘士奇接手特委后也保持了这种高调的作风。
另一个因素是刘士奇作为湘籍干部在江西有特殊地位。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北和湖南是中共活动的中心，也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秋收暴动时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暴动的重点区域。84而这四个省中，只有江西在大革命前原非革命的中心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发展相对迟缓，干部严重缺乏。因此，从与江西紧邻的湖北和湖南派出干部来参与江西的工作，就成为中共中央自然的选择。在暴动初期，外省来的干部地位最显赫的是一批湖北籍的干部。从1927年9月到1928年10月，江西三任省委书记汪泽楷、陈潭秋、陆沉均来自湖北，在省委以下的中高级干部里也有不少湖北人。而随着陆沉的离任，湖北籍干部在江西干部队伍里的力量开始减小，湖南籍干部在江西的影响日益凸现。除了湖南本身就是出产中共早期干部的重要基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活动在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红四军和红五军有大量官兵来自湖南。刘士奇本身是对江西及赣西情况熟悉的湖南籍干部，而1929年4月他与贺怡结婚，从而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成为连襟，这更在无形中强化了他在特委中的地位。
刘士奇在任期间主要推动了四件事：按照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彻底分田、扩大和统一红军、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85这其中最重要的，引发矛盾最深的是分地工作和武装整编工作。关于分地在特委与东固及延福所引发的冲突，已有专门研究。86本文仍着眼于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关系。
特委虽然名义上是赣西地区党组织与赤色地方武装的最高组织，但由于这些武装是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能通过打土豪获得经济上的自足，因此，特委往往对这些分散的、既有枪又有钱的地方武装难以实现强有力的领导。特委倒是因为经济困境而有求于这些地方武装。特委要贯彻其领导意图，就得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合编来获得对这些武装的直接指挥权。当然，这种大规模的合编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才可能展开。冯任主持特委工作时，这些条件皆不具备，尽管他个人非常强势，却也无可奈何。刘士奇接手特委工作后，也想尽力推进地方武装的合编。而他在任时遇到了一个良机。
192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49号通告，提出要将“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作为当前的两大任务，要求苏区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8710月22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来吉安，带来了中共中央第49号通告，这正中刘士奇的下怀。10月25日，特委开会作出了“攻取吉安”的决定，成立了赣西红军总司令部，刘士奇任政委，蔡申熙任总指挥。88围绕“攻取吉安”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地方武装的统一编制、扩大范围、集中指挥的问题就势必要提出来。
不过，刘士奇这个统一武装的计划不仅在东固和延福方面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而且也缺乏更高层级组织的强有力支持，甚至在特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如特委组织部长黄宜就认为应该分开游击，不同意合编。89
10月底，赣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黄宜等一批重要干部牺牲。这个意外倒使幸免于难的刘士奇在特委内部获得了绝对的掌控权。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红五军对合编赣西地方武装的介入和支持，使刘士奇终于得以成功地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六军，并担任了军政委。关于这一过程，本文稍后详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士奇为了确立他在红六军的领导权威，势必会排斥与他毫无社会纽带，却在赣西武装中具有很高声望的李文林。红六军组成后，李文林担任了由红二团、红三团合并而成的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但很快，李文林就被剥夺了军职，转任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党团书记。90在当时，“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的同志到政府里工作，就觉得受处分。”91这番话是李文林后来抱怨给中央特派员刘作抚的。那么，李文林这个曾经的赣西强人为什么在与刘士奇的角力中越来越落入下风呢?这就需要把中央、省委和主力红军与赣西地方武装的关系都带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刘士奇主政时的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复杂关系。
(二)根据地武装在整编中与中央及省委的关系
东固和延福与中央及江西省委隔了一两个组织层级，按说中央对这两个根据地武装的领导应该通过省委及特委，而省委对根据地武装的领导应该通过特委。但是在创建根据地的初期，组织层级逐级领导并不可能严格地执行，因为有时特委组织涣散无力甚至遭到严重破坏，有时上级出于各种需要而直接向地方派出重要干部。而且，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指导，中央强化了大革命时期已有的巡视员制度。尤其是在1928年10月8日《巡视制度》颁布后，上级党组织尤其是中央和省委派出巡视员去各地巡视就成为一种惯例。“巡视工作是目前密切各级党部关系加强政治指导的主要办法。”92尤其是在根据地武装进行大规模整编时，更会出现与中央或省委巡视员直接发生关系的情况。
从1929年到1930年，中央和江西省两级党组织有多名巡视员到赣西，其中围绕赣西地方武装的整编也即红六军的整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赣西的政局及组织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巡视员中积极支持整编红六军的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心元又名潘心源，化名彭清泉，1903年生于湖南浏阳，大革命时期曾任浏阳地执委书记，参加过秋收起义，后在湘东特委工作，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关系非常密切。1929年9月，中央派彭清泉为巡视员，到湘赣边巡视。彭清泉到江西后，先后与湘赣边特委书记刘作述、赣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以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会了面。彭清泉巡视的重点是要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而在苏区扩大红军武装是该通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由于他与彭德怀既有的个人关系，他鼓动红五军积极扩展，将整个吉安地方武装都纳入红五军的指挥中。彭德怀鉴于红军尤其是红五军力量还较弱，也倾向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正规红军。而刘士奇本来一直就在努力将赣西的地方武装统一编制并集中指挥。彭清泉、彭德怀两人与刘士奇的想法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红五军的帮助下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正规部队的想法上达成了共识。于是，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刘士奇的力促及彭德怀的支持下，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江西遂川县雩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决定将赣西地方红军及游击队整编成红六军。93
但在巡视员中也有对整编红六军持消极态度的，这即是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张幄筹，化名张怀万或江汉波，1898年生于湖南平江，1929年8月中央派他为江西省委秘书长。10月下旬，他以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吉安巡视。94如前所述，张怀万参加了10月25日赣西特委决定攻取吉安的会议。在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的背景下，他同意特委作出的这个决定。随后，张怀万去延福巡视，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对攻取吉安、集中地方武装等决策产生了疑虑。他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将“攻取吉安”的口号改为“更积极的准备攻取”，并取消了为攻吉安而成立的赣西红军总司令部，主张红二团、红三团分开游击。95促使他改变想法的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共中央得知江西省委“正在布置响应若干省政权的暴动”，于11月17日给省委去了急电，批评省委错误地估量了形势，“目前是走向革命高潮，不是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江西“犯了严重的盲动的错误，须立刻停止你们的结论之执行”。96实际上，11月底江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已经停止运转，但是省委派驻各地的巡视员仍继续代表省委工作。作为省委代表的张怀万接到中央的批评电后，开始反思赣西特委作出的“攻取吉安”的决定是否也属于中央批评的盲动错误。第二个因素是张怀万巡视的主要在延福一带。他的观点很可能受了延福地方武装领导人的影响，认为现在正处于统治阶级稳定的时期，敌人马上要派重兵进剿根据地，因此应该分散兵力游击，而不是新编红六军。97郭士俊、罗万等人出于强烈的地方意识，既不愿离开家乡，又担心合并变成被吞并(就如以前的七纵被九纵合并一样)，所以，他们就想利用张怀万的顾虑来保留自己的武装，就像他们利用特委派出的汪克钧来反对特委一般。但这次延福的地方干部看错了形势，低估了局面的严重性。组建红六军，既有来自比张怀万层级更高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支持，更有来自红军主力部队的支持。正是这次误判形势，给延福的地方干部带来了灭顶之灾。
其实，在彭清泉与张怀万之间还有持中间立场的干部，这就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陈刚，化名刘作抚或易尔士，1906年生于四川富顺县，1928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江西省委常委。98从刘作抚后来给中央提交的报告来看，他有些意见倾向于张怀万，有些意见倾向于刘士奇;他既不满延福干部的地方主义，又批评彭清泉在军事上的盲动，更不认可刘士奇专断粗暴的工作作风，甚至向中央提出撤换刘士奇。99按说彭清泉负责巡视湘赣边，而刘作抚负责巡视赣西南，赣西的工作方向应该由刘作抚来主导。然而，刘作抚身体多病，又与当时江西主要的外省干部——湖南籍干部毫无瓜葛。更关键的是，他与红四军、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也无任何个人纽带，因此，他那些较为温和执中的意见得不到主力部队的支持，也就难以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既无法缓和日益激化的刘士奇与张怀万、特委与延福的矛盾，也无法抑制刘士奇与李文林潜在的矛盾的发展。
(三)根据地武装与红军主力部队的关系
在根据地武装的对外关系中，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东固与延福恰恰也形成了对比。
与东固地方武装关系密切的主力红军是毛泽东、朱德统帅的红四军。从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西南、闽西到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红二团、红四团与红四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红四军到达东固时，正是被国民党部队追剿得相当被动的时候。李文林率队亲迎红四军到东固，不仅让红四军有了一周的喘息休整之机，而且补充了银元、弹药，安置了伤员。100毛泽东自然是心存感谢的。这种关系颇似红四军初到井冈山时与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关系。两军短暂会师后，红四军东进闽赣边界直至进军闽西，而红二团、红四团则在赣东、赣南配合作战，毛泽东留下的一批干部特别是毛泽覃成为东固后方重要的干部。如果不是冯任的阻拦，很可能红二团、红四团还会一直挺进到闽西，甚至被红四军正式收编。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两军形成了某种同盟关系，正如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的那样，江西红军第二团、第四团“与我们联络很好”。101
因为地理的关系，延福的地方武装与红四军一直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即使有地理邻近之便，延福也始终无意与江西境内另一支主力红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发生关系。延福地方武装有着很强的自我封闭性。但当这种封闭性被外部力量强制打破时，他们就显得措手无策。1929年12月，红五军游击到了莲花、安福等县，赣西特委终于与之接上头。1021930年1月雩田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合并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组建红六军。但这项决定遭到了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反对，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未能合并成，红六军军长黄公略也未到任。由于此时江西省委机关因遭到严重破坏已经不存在了，省委巡视员是省委的全权代表，而省委又是特委的顶头上司。刘士奇在无法说动张怀万的情况下，就利用他和毛泽东的特殊个人关系，请正好游击到赣西的毛泽东来插手解决这个问题。1031929年11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内部经过短暂的挫折后，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于12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0年2月毛泽东率军到达永丰县藤田后，接到刘士奇的信，决定在陂头召开二七会议。104这次会议的一个决策是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并实现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三军的统一指挥。当然，这个统一不是统一到红五军军委那里，而是统一到红四军前委这里。红六军政委也由毛泽东从红四军派出的陈毅来接任。这个任命既让毛泽东解决了古田会议后陈毅的职务安排问题，也控制住了红六军这支新的主力部队。在二七会议上大放异彩的刘士奇105尽管意外地丢掉了军职，却担任了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使特委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延续了冯任处置延福问题的思路，借助大兵压境的机会，处死了延福的“四大党官”，开除了张怀万的党籍。李文林虽然在会上没有被点名，但因为他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与张怀万的意见相同，已经被视为赣西南富农路线的代表。在会后所发布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中，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06这里赣西的错误路线代表显然不是风头正健的刘士奇，而是被“发配”到苏维埃政府的李文林。东固地方武装与红四军的“蜜月期”从此结束了。枪决“四大党官”的做法，也开启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借助主力部队枪决与之意见不合的地方武装领导人的先河。就在二七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支持下，湘赣边特委党组织负责人借助红五军的力量，错误地枪决了井冈山著名的地方武装领导人袁文才、王佐。107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组织形态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对“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的重新认识
“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是研究中共早期党史常用的一对概念。但目前学界对这对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粗疏的阶段。本研究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对概念。
首先，“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是动态的、相对的、可转换的。众所周知，“地方干部”是根据研究的地域和干部的籍贯来识别的。但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常常涉及到不同地域单位的变换，因此同一个籍贯身份在同一项地方史研究中也可能在“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变换。比如，李文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外地干部变成地方干部的例子。在1928年5月前，东固和延福红色武装都是各自由当地干部发展出来的，而李文林作为身居赣西特委的外乡人(既非东固人，也非延福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外来干部。但是由于李文林在赣西享有的声望和拥有的资源，使他很快获得了两地的认同。并且，由于他身份的转变——从特委秘书长转为以东固为基地的红二团政委兼团长，特别是由于他与两地干部深厚的社会纽带和地理渊源，他也就从一个外地干部顺利变为地方干部。又如，在江西省委任职时的冯任相对当时的一批湖北籍省委干部来说是一个本地干部，他能久居省委秘书长的要职，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他对本地情况的掌握。但冯任1929年4月到赣西特委任书记后，相对红二团政委李文林来说，又成了一个典型的外地干部。此外，中国传统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将外来人变成自己人的技术，比如联姻、结拜、建立恩义关系等等。在中共发动苏维埃暴动之初，有些革命者就采用这些技术将党的组织关系扎根于乡土的关系中。108
其次，无论地方干部，还是外地干部，都不是同质性的群体。地方干部之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和矛盾，外来干部可以借助地方干部的这些矛盾来掌控形势。而地方干部同样可以借助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造成外地干部本地化的现象。因此，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常常是相互为用的。比如，汪克钧本来是赣西特委派到延福的外地干部，但在延福地方干部与赣西特委的对峙中，延福方面成功地将汪克钧拉到自己阵营中来与特委对立。而延福地方干部郭士俊与罗万之间的矛盾，又使特委和省委得以不断向延福安插干部。
再次，同样是外地干部，存在着作为个体与作为群体的重要差别。对一个地方来说，所有被上级党组织派来，籍贯出自该地以外的干部都是外地干部。但这些外来干部有的只是作为个体存在，有些则已经形成群体。对江西省来说，湖北籍干部和湖南籍干部从1927年8月到1930年期间先后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外省干部群体。置身在这种群体中的外来干部对当地的影响要远胜过作为个体的外来干部。比如，湖南籍的赣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的势力就比四川籍的中央特派员刘作抚要大得多。但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省籍，还是革命经历，这些社会纽带并不足以保证这种外省干部群体就是铁板一块。比如，刘士奇与张怀万同为湖南岳阳人，来江西前又都曾在安源共事，有过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但在赣西后来的党内争执中却演化成水火不容之势，以致于张怀万在刘士奇的力促下被开除了党籍。109
(二)红色地方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异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苏区初创时期，同样是地方干部组建的红色地方武装，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其组织形态也可能迥异。东固与延福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异，是由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
1. 地方武装的内聚力
地方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别首先取决于各地武装的内聚力差别。而这种内聚力又直接受制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否具有权威性的地方首领。延福武装与东固武装的一个鲜明对比是：前者自始至终缺乏权威性的地方首领，而后者先有赖经邦，后有李文林这样的权威性地方首领。这种地方首领的权威性来自三个方面：既有突出的个人才干，又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同时还要有超地方性的视野。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权威性的地方首领并不简单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大都有较长时间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经历，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并且受此空间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当他们回到本地时，已经或多或少地具有了对某些超地方权威的认同，具有了某些超地方的理想追求，对地方利益的理解已经不同于那些固守在乡土上的地方精英。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找到类如延福的郭士俊、罗万那样有一定才干和声望的地方首领，但像李文林、方志敏、曾天宇那样有宏大视野和卓越见识的权威性地方首领对一个地方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次，地方武装的领导层内部是否具有强固的社会纽带。如果说万安暴动时万安农军只要有曾天宇这么一位杰出的地方首领就足以成事了，那么，从最初的暴动走向持续的武装割据，从一次性的攻城到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仅仅靠一两个中心人物去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武装队伍里有一个强固的领导层。创设东固武装的党组织力量来自七师学生群体，而在武装内部党组织负责人赖经邦与武装负责人段起凤之间又通过亲缘和姻缘关系结成了同盟，这就为东固武装领导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延福，党组织与军事武装之间始终缺乏社会纽带，从不曾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只是各种零星武装的拼图，这个拼图因为缺乏有机的纽带而随时面临着裂变的危险。
再次，是否具有相当的历史、生态和族群基础。东固革命的基础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打断，中心人物非常稳定，核心圈子关系紧密;具有所谓“盆地结构”中更有利于建立革命认同和组织整合的地理区位;既具有降低东固革命者内部矛盾的宗族基础——散布的小姓氏族，又具有将赣西和赣南紧密连接起来的族群基础——客家纽带。而所有这些有利于组织巩固的条件在延福都不存在。
最后，是否具有成熟的平衡内部各种力量的制度、技术或惯例。地方武装从创建到壮大汇聚了各种力量尤其是零星的武装力量。如何平衡这些力量，是考验地方领导人智慧、实现地方武装稳固性的关键。东固武装从一开始就在制度、技术或惯例上保证了政治工作负责人相对军事负责人的优先地位，从而保证了党对枪的支配权;在整编各支武装力量时，注意在职务的安排上平衡各方势力，又通过混合编排的方式打破原武装的建制，以打破原来的本位意识，促成对新群体的认同。而这些制度、技术或惯例在延福那里都很少见到，倒是更像国民党“以军治党，以军支配群众”的军事先锋主义路线。110
上述因素中没有哪一个因素是绝对的。地方武装的内聚力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处理好，就像延福武装那样容易出现内讧和反水。
2. 地方武装与外部的组织关系
地方武装组织形态的差异并不仅仅取决于内聚力本身，而且还取决于与上级党组织与外部军事力量的互动。
首先，地方武装内聚力的强弱，影响到上级党组织向该武装派出干部的形态。像东固武装这种内部有着深厚的组织基础的情况，即使他们并不刻意排外，外派干部也并不容易被安插进来或扎下根来。从李文林1928年9月受命组建红二团到1930年1月，东固武装尽管几经变迁，但始终牢牢掌握在李文林手中。而像延福这样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涣散的情况，即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排外意识，却反而容易被外来干部掌握。从九纵到游击一大队再到三纵，主要负责人一再变更，到最后本地干部已经完全从这支武装的负责人行列中消失了。
其次，地方武装领导人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具有某种纽带关系，影响到上级对这些武装的整顿或整编是否容易陷入僵局或紧张状态。这种纽带关系可能是地缘、学缘上的。即使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不具有地缘与学缘关系，但是本地干部在外求学或工作的经历使他们已或多或少形成了某种超地方的权威认同，而他们与外地干部可能相互熟识，共享一定的文化背景，或者处在某些有交集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比如，当李文林代表特委来将七纵、九纵整编成红二团时，其进展之所以十分顺利，除了李文林本人的声望和资源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这两支武装具有地缘和学缘上的纽带关系，很容易被他们所认同。再如，当冯任代表特委对李文林的红二团、红四团进行整顿时，尽管二者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但并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冯任与李文林具有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作为革命同道的纽带关系。李文林服从了冯任发出的将红二团、红四团从闽赣边界带回到赣西的命令，而冯任在对赣西党组织和武装的整顿中也给李文林的东固武装留下了相当的自主空间。但是，接替冯任的刘士奇与李文林就不存在任何纽带关系，因此，在整编红六军的过程中很快与李文林陷入紧张的局面。而从冯任到刘士奇，特委负责人与延福从来就不存在任何纽带关系，延福的内乱也就成了特委整顿的重点。
再次，上级党组织在整顿和整编地方武装上产生分歧时，地方武装固然可以利用这种分歧来抵制上级的整顿和整编，但这种利用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更严厉的整肃。在这方面延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延福武装先是利用中央特派员汪克钧来抵制冯任对他们的整顿，而后又利用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来抵制刘士奇对他们的整编，甚至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武力自卫。这种抵制看似稀释了整顿、延缓了整编，却埋下了更大的祸根。对延福“四大党官”痛下杀手，冯任在任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到刘士奇手上只是最后完成了这一部署。而东固武装则没有出现过这类过激的抵制行动。
最后，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武装与在该地游击的主力部队之间的关系常常决定了地方武装领导人的命运。东固武装与红四军在1930年2月前形成了良好的同盟关系，这是李文林在二七会议上没有被点名批评和组织处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延福武装与红四军、红五军素无瓜葛，因此，在刘士奇先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联手整编红六军，又在二七会议上整肃延福“四大党官”时，延福得不到任何主力红军部队的支持和同情，只能束手就擒。
总的说来，如果地方武装的内聚力不强，就会出现火并与反水。如果与外部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整顿和整编。而如果上级党组织整顿、整编地方武装不成，在中央形势变化及主力部队撑腰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整肃。而像东固武装那样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存在某些纽带关系，没有太多介入和利用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分歧，与主力红军关系良好，则可能暂时免于被整肃的命运。从延福与东固的鲜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干部或地方武装的复杂性远非所谓“地方主义”话语或“地方精英”范式所能概括的。
除了以上的结论外，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尽管本文展示了东固与延福武装的不同命运，然而，维持东固地方武装组织形态稳固性的那些因素仍是相当脆弱的。我们虽然在东固武装这里看到了中共领导武装和开创根据地所具有的一些新的组织特征，但这些组织特征尚不足以抵挡1930年2月开始愈演愈烈的肃反大潮。其实，从冯任与两个根据地渐趋激烈的冲突中，我们已可窥见东固与延福日后相似的命运。只是冯任当时既无中央的尚方宝剑，手头又无兵可用，因此难以对两支武装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整编。而刘士奇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及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结盟，使其权势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雩田会议召开后不久，刘士奇剥夺了李文林的兵权;在二七会议上，李文林又遭到了不点名的批评。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上，李文林携李立三中央的令剑，撤了刘士奇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并将他开除党籍，算是对二七会议的一次回击。但此举大大激怒了刘士奇的同盟者——毛泽东。在1930年10月的罗坊会议上，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彻底破裂。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以“AB团”重大嫌疑犯的名义拘捕了李文林，而后于12月在红二十军猛揪“AB团”，结果激起了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的发生，又引发了对红二十军更严酷的整肃。111二七会议后整肃与反整肃的矛盾一环扣一扣，矛盾越来越激化。但这种矛盾的深层根源其实在二七会议前就已形成。
*本文是教育部社科项目“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4YJA8400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最后完成受惠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为暑期驻访学者提供的优良条件，特此致谢。
【注释】
①[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2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129页。
②毛泽东：《前委来信(摘要)》，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③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湘赣边界地方武装虽然在1928年2月被编进了红四军的序列，但仍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与红四军其它部队有别。
⑤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⑥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⑦《策略与组织——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载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9页。
⑧《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⑨J. Esherick & M. Rankin (eds.)， China’s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 of Domina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⑩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总第68期。
11Stephen C. Averill， “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ry，” in J. Esherick & M. Rankin (eds.)， China’s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 of Domina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2-304，。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2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
13应星、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载《社会》2014年第5期。
14以下对东固和延福革命源起的概述，引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638、667—668页;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西革命暴动：1927-1928》，内部资料，1988年，第114—123页。
15文耀奎：《李文林》，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06—614页。
16本文所说的东固区域不限于纯化乡，而是指东固根据地，因此，也包括了根据地内与纯化乡邻近的乡镇，如永丰县潭头乡等。而延福区域是指延福根据地，因此也包括了与延福乡邻近的乡镇，如吉水县阜田乡等。
1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348、362页。
18《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及各地工作情形给中央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卷，内部资料，1986年，第333—334页;《〈概述延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事年表》，吉安县委党史办藏，“二战时期编写资料”第6卷(3);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1924-1987)》，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97—98、191—192、 256页。
19《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卷第1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138页;《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181—182、184页;《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8、238、248、254页。
20参见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83页。
21本文所说的“盆地结构”，并非地理上区别于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的一种地貌类型，而是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区民众开发和定居的首选空间。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随着水流的沿山分布，在其相对平缓的地带都会形成这样的“盆地”。而对水流的生存容量的不同控制，体现出不同盆地上的经济、人口和族群差异。详见梁洪生：《“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和革命的一种“结构化”解释》，载王宪魁(编)：《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352页。
22李正谊等：《民国吉安县志》，载江苏古籍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江西省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中共吉安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历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23东固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固镇志》1995年版，第41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
24延福根据地的耕地面积根据以下资料估算：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年，第15—16、93页;江西省吉水县地名办公室(编)：《吉水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第41—42页。
25应星、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26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15—26、73—98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
27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73—92页。
28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15-26页;《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91页。
29参见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30李松风等：《马列主义在吉安的传播》，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222—229页;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1《罗石冰致曾延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内部资料，1986年，第316—317页。
32《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学录》，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第1—18页;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251页;沈庆鸿：《东固山高青松挺——赖经邦传略》，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251、333页;《高克念》、《曾炳春》，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吉安英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40，475页。
33《罗石冰给袁孟冰等人的信》，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第119页;《罗石冰给曾延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第398页;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16页。
34《团吉安地委报告(第一号)》，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第377页。
35《大革命时期延福的革命火种》，载中共吉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吉安县党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262—264页;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21、24—25页。
36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西革命暴动：1927—1928》，第114—123页。
37潘荣森等：《段起凤与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4—255页。赖孝福：《绿林武装”三点会”》，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65—266页。
38[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0—81页。
39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38—239页;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251页。
4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第667页;江西省吉水县史志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吉水历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页。
41[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第81—82页。
42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延福暴动》，载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西革命暴动：1927-1928》，第114—119页。
43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37—239页;潘荣森等：《段起凤与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4—255页;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1924-1987)》，第32—33页。
44虽然这门亲事是1928年6月赖经邦牺牲后才结下的，但这种关系应该是此前就已确定下来的。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页。
45丘倜：《于都桥头暴动前后》，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72页;《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名册》，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第1页;应得志：《焚枫市记》，载《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第719页。
46江西省吉水县史志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吉水历史》第1卷，第40—41、232—233页;熊长耕、肖晓松：《吴江》，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吉安英烈》，第170—173页。
47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45页。
48中共永丰县委党史办(编)：《永丰人民革命史》，内部资料，1995年，第59—63页;江西省吉水县史志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吉水历史》第1卷，第36—39页;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页。
49《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名册》，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第1—3页;江西省吉水县史志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吉水历史》第1卷，第232、248—249页;中共永丰县委党史办(编)：《永丰人民革命史》，第59—62页。
50丘倜：《于都农民暴动始末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第943—944页;于都人民革命史编委会(编)：《于都人民革命史》，内部资料，1995年，第42—44页;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载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03—204页。
51胡嘉宾：《赣南地方武装十六纵队的建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内部资料，1992年，第82—84页。
52李晓峰：《红四团的诞生》，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23辑，第84—85页。
53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载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54《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225页;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55《〈概述延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事年表》，吉安县委党史办藏，“二战时期编写资料”第6卷(3);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1924-1987)》，第33—34页。
56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1924-1987)》，第34页。凌步机：《肖大鹏》，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57卓雄：《从江西独立第二、四团到红六军》，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180—181页;中共吉安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历史》第1卷，第63页。
58中共吉安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历史》第1卷，第64页。
59刘元生：《刘东轩烈士传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江西省安福县地名办公室(编)：《江西省安福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第141页。
60中共分宜县委党史办(编)：《分宜人民革命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概述延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事年表》，吉安县委党史办藏，“二战时期编写资料”第6卷(3);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17、21页。
61《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特委第七号报告与赣西特委执行省委指示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第276—277页;《李涛》，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8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453页。
62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200页。
63《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97—98页;《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181—182，184—185页。
64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137—138、141—142页。
65《中共江西省委给赣西特委的指示信》、《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89、138—139页。
66三纵的成立发生在冯任主政特委的时期内，却似乎没有见到特委的干预，可能与此时有中央特派员汪克钧在延福坐镇，而汪克钧的意见又与冯任的意见不合有关。关于这点，我们在下文会做分析。
67文耀奎：《李文林》，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3卷，第379—381页。
68应星、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69《吉安第六中学同学录》，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第19—28页。
70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
71《冯任年谱》，载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冯任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2—71页。
72周恩来：《周恩来六大报告和发言选载》，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73《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29页。
74《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1929年4月)，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第122页;《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80—8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页。
75《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综合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29—30、82页。
76《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第225—226页;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1926-1987)》，第46页;肖晓松等：《袁振亚》，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吉安英烈》，第470页。
77《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第282页。
78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77页;《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1册，第277页;《范自成关于中共江西省委和各特委、县委干部履历及本人要求调离江西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9月26日)，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110、185页。这里所引的最后一个文件与《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第1卷上刊载的《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5月2日)实际上是同一个文件。而这个文件的两个版本各有一些讹误。综合其他文件来判断，该文件的写作时间应该是9月26日而非5月2日;但9月26日那个版本中提到的“郭、罗、伍等都是负队长秘书[事]主要责任的”，则应为：“郭、罗、汪等都是负队长、指导员、秘书长等重要责任的”。本文据此判断汪克钧当时的职务为三纵秘书长。
79邱峰等：《陈伯钧》，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5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80《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92页。
81《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81、185页。
82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137—138页;《冯任同志给中央的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64—565页。
83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125—126页;《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36页。
84《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243页。
85《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39页。
86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
87《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61—471页。
88中共吉安市委党史办公室：《“九打吉安”大事记》，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内部资料，1988年。
89《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48页。
90文耀奎：《李文林》，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3卷，第392—393页。
91《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47—248页。
92《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载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226页;《组织问题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31页。
93中共玉环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潘心元(资料专集)》，内部资料，1999年，第39—40、120—121页;潘心源：《湘东各县工作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年卷，内部资料，1984年，第139—146页;《中共赣西南特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卷第1册，内部资料，1988年，第152页;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141页。
94《张怀万》，载陈立明(编)：《中国苏区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95《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573页;《赣西特委致北路行委并转江汉波同志的信》，载《江西党史资料》第7辑，第50页。
96《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5页。
97《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573—574页;《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卷第1册，第59—60页。
98《陈刚年谱》，载《陈刚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陈刚纪念文集》，内部资料，1999年，第431—432页。
99《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8、140、225—228、237—244、256、261页。
100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101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78页。
102《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96页。
103《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卷第1册，第59—61页;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43—344页。
10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287—296页。
105他一人既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又作为红六军军委代表，还作为无法到会的红五军军委的代表。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43页。
106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载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前委通告第一号》，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173页。
107参见中共江西省宁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34页。
108参见李夏：《从赣西南暴动看中共早期组织制度的特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09《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载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575页。
110《中共江西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工作的综合指示》，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29年卷第2册，第166页。
111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汇集》，第58—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