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大宪章》(Magna　Carta)诞生八百周年，英国政府为此组织了全球巡展，其中一站在北京。我躬逢盛事，在英国大使馆不到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排队看到了这份1217年的抄本：棕黄色的羊皮纸上，用教士体密密麻麻地写着拉丁文，包括序言及正文的63条条款。

　　1215年6月15日，在约翰王被迫签订了协议后，贵族们在随后几年内故意将文本广泛传抄，送到各个城镇、村庄，似乎要以这种“全民公证”的方式，确保其法律效力。

　　从年初开始，中国学界纪念《大宪章》的活动便持续升温，但其中最活跃的，多是原本治法学、政治学及近现代史的学者，以及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原本应该唱主角的世界史学者，尤其是英国史学者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纪念，反而显得不太热衷。从这反常的一热一冷中可以看出，对《大宪章》的纪念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的现实关怀，远远超过了历史趣味。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于“宪政”的重视，渐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倡的“德先生”相颉颃。这是因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政权轮替和群众运动过后，不少知识分子意识到，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惜徒善不足以自行，因为经常会出现少数人自称代表人民，借助国家机器操纵甚至伪造民意的情况。如何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立起宪政共识，转而成为知识界最为关注的话题。大规模地纪念被认为是英格兰宪政基石的《大宪章》，背后就隐含着这一诉求。

　　且不说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但1215年真实的《大宪章》，其实“只不过是一份失败了的和平协议，约翰王不可能知道，与他谈判、协商宪章条款的诸侯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以及在兰尼美德签订的这份文件的神话，将永远与英格兰历史密不可分。”英国年轻历史学家丹·琼斯(Dan　Jones)的《金雀花王朝：缔造英格兰的武士国王与王后们》告诉我们，这份法律文件多少有些被神化了，实际上不是《大宪章》本身，而是之后几百年围绕它的阐释、拉锯和角力，才是英格兰宪政的真正起源。

　　《大宪章》诞生的土壤：贵族尚武

　　英国的金雀花王朝，起于1254年，终于1400年。其第一任国王亨利二世上台之际，正值中国的南宋末年。当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严密文官制度，礼制完善，皇位继承有序。但在亨利二世的时代，中央政府尚且凌乱且私人化：以国王为中心，大量仆役、文书、官员围绕着他，组成松散而复杂的行政体系。王权也缺乏神圣性，时人记载，出生于法国、不怎么懂英语的亨利二世出门时：“总会被人拦住，被推来搡去;人们对他大呼小叫，推推拉拉;但他耐心地聆听所有人说话，没有动怒的意思;直到被烦扰到无法忍受，他才一言不发地退到安静的地方。”

　　虽然亨利二世凭其雄才伟略，巩固了金雀花王朝在今天法国诺曼底、布列塔尼、安茹等地的领土，但整个西欧盛行的王权、教权二元体系，却大大束缚着他的手脚。最让亨利二世难以忍受的，就是教士独享的司法豁免权。所以在巩固了政权以后，他便开启了艰难的司法改革，以保证国王的法律凌驾于一切司法权之上，为此甚至不惜杀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在经历了一番血腥的镇压后，“王权如今稳固地在英格兰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正是这一保障，使其子“狮心王”理查一世能够放心地将权力托管给心腹大臣，自己则率领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1189年他加冕后不久，便准备物资，与法王腓力二世携手起兵东征。理查一世与穆斯林领袖萨拉丁的较量已经成为传奇，两人势均力敌且惺惺相惜，理查患病时，后者还送来冰块助其退烧。1192年无力再战的双方签订停战条约，理查一世在备尝艰辛后于1194年3月回到英格兰，但当年5月便再度披挂前往诺曼底，直至肩部中箭，意外死于伤口感染。这位“上帝之锤”在位11年，但真正待在英格兰的时间，其实总共加起来连一年都不到。

　　在中国，通常只有开国之君需要御驾亲征，后来的皇帝不要说驰骋沙场，连出宫都很困难——比如酷爱军事，经常溜出宫并自封“大将军”的明武宗，就曾弄得全国上下鸡犬不宁。但金雀花王朝时的欧罗巴，却是战乱频仍，贵族阶级普遍尚勇，视执干戈以卫社稷为荣耀;国王自己带兵打仗，乃至被俘或弃沟壑，皆为寻常之事。又由于交战各方军中都有勋贵华胄，所以大多受礼自制，一般不做无谓杀俘、株连亲族之事。这种“高贵的野蛮人”风气，清末翻译家林纾曾评价道：“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

　　所以在中古时代，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与汉民族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偏重文德、崇尚官僚士大夫的风气，但其弊端在于权谋之术过分发达，权力运作不透明，政治斗争就是结朋党、使欺诈、用心计，胜者大小通吃，败者一无所有;而英国人除了文雅的绅士传统外，尚武的骑士精神也被代代传承，骑士的直来直去固然有几分憨痴，但却倾向于把所有筹码和要求都明摆在台面谈，坦坦荡荡，更易于形成各方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

　　金雀花王朝固然有不少残酷血腥之事，但正是在这种贵族阶级皆尚勇、政治斗争简单粗暴的氛围下，《大宪章》才得以诞生。“狮心王”之子约翰王被人称为“软剑王”，他1199年即位时为了换取法王腓力二世的支持，骇然牺牲金雀花王朝在大陆领地的很多权利，已惹人反感。但后来又出尔反尔，向大贵族征收重税，试图发动战争，重新确认法国领地的统治权。他大肆扩张王权，并介入司法，很多贵族难以适应这种强势统治;他还得罪了教会，导致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208年作出了对整个英格兰停止圣事的严厉惩罚。终于到了1215年5月12日，内战爆发了。

　　布朗指出，叛军的动机其实并不单纯：“起兵造反的贵族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之所以反对约翰，都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但这些反叛者的心中也有一种思想的萌芽，他们感到政府需要一次根本性的变革。”除了针对所有动产征重税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外，更为致命的是政府高官中竟没有一个出身于大贵族，约翰王更喜欢起用身份卑微、但有一技之长的寒人或外国人。但对于很多自由民来说，他们却乐见于约翰治下的政府的专业化和司法的平等化。内战前夕的英格兰，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对于约翰王的观感是颇为两极化的。

　　宪政与自由是权力斗争副产品

　　《大宪章》的诞生，与其说是正义压倒黑暗，公理战胜强权，毋宁说是独裁之恶与寡头之恶间的较量与妥协。宪政与自由，都只不过是双方权力斗争中意外的副产品罢了。“在任何时代，自由的真正朋友都是稀寥的，而其胜利永远只属于少数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这句话，今天听来仍是震聋发聩。更何况从今天的法学观念看来，《大宪章》的条款多是“因人设法”，违背宪政精神，它对约翰的权力进行了多方限制，明显有利于大贵族。但正是那少数几条划定政府权力界限、保证国民权利的条文，让它划过八百年的时空，直到今天仍维持生命力。“以下之各项自由，皆赋予王国内一切自由民，直到永远”，正文开篇即如是说，之后详细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国王能向人民征税、招募军队、介入司法。第39条规定，自由人在未经审判之前，“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损害。”这条后来衍生为著名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最后，结尾的保障性条款规定，成立一个由25名贵族组成的议事会，监督其实行，若国王违反宪章，即有权开战。

　　由于条件太过苛刻，《大宪章》虽然目的是和平，却引发了新的战争。据历史记载，很多人看到抄本后，当场揭竿而起。条约仅仅维持了三个月，就被约翰王撕毁，若非他1216年年底驾崩，还不知道英格兰历史将如何演进。

　   都铎王朝

　　尽管如此，“自由”一旦被放出了潘多拉的魔盒后，就再难以收回，在约翰王死后，《大宪章》被一再重新颁布，“13和14世纪每一场宪法斗争的核心，都是如何阐释这份限制王权的复杂文件。”

　　但为什么后世的国王，甘愿重新颁布对自己不利的宪章?这是金雀花王朝的领土构成所决定的。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征服英国，建立诺曼底王朝，后来被尊称为“征服者”。对于诺曼底王朝来说，英格兰不过是殖民地，法国西海岸才是“本土”。金雀花王朝虽然已经基本英国化，但多少继承了这种老思路，没有一个国王愿意在他任内丢失对岸的领土;但法国卡佩王朝那边，却又对这一富庶地区虎视眈眈。跨越英吉利海峡抵抗法军需要大量的军费，国王不得不仰仗贵族，每当要加税之际，《大宪章》就成了重要筹码。

　　1225年，在一次教会和贵族云集的大会上，国王亨利三世(约翰王的继任者)宣布将重新颁布《大宪章》，作为政治交换，诸侯同意国王向英格兰全部动产加征十五分之一赋税。布朗认为，1225年的再版比10年前的初版更为重要，因为前者真正“建立起了以政治上的妥协交换税权的原则。”在整个13世纪，《大宪章》不断被重新颁布，其文本几乎钉在每座教堂门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王权存在界限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某种新契约的基础固定下来，“英格兰的权贵们已经开始认为，他们与国王的会议是合法且符合惯例的用于批评政府政策的场所”，这种会议，后来被称为“议会”。

　　制约权力肆虐的是反抗

　　金雀花王朝后来的历史，基本就在这个轨辙中前行。无论是脾气暴躁的“长脚王”爱德华一世，任人唯亲、可能有断袖之癖、后来被废黜的爱德华二世，还是中兴之君爱德华三世，都无法扭转这一趋势。最明目张胆违反《大宪章》的是理查二世，他迫使臣民签署文书，承诺将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无条件奉献国王，对于反对者，他声称：“我将永远奴役你们，让你们做牛做马!”结果他在1399年被起义军推翻，自己也在几个月后被活活饿死。至此金雀花王朝的国祚，也快走到了尽头。

　　在后人眼中光辉璀璨的《大宪章》，当时只是一卷窄窄的羊皮纸而已，指望靠它本身一劳永逸地建立宪政，不啻于用纸笼子关大老虎。英格兰宪政得以建立，首先在于这是一个尚勇、有血性的国度，每当权力跳出笼子四处噬人之际，总是有人——可能是罗伯特·菲茨沃尔特这样的大贵族，也可能是瓦特·泰勒这样的农民领袖——敢于起来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