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重大改变，全面放开二胎引发国内外舆论极大关注。人口，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字眼被广泛讨论。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也在为“生孩子”的问题争辩不休，这令很多人感到新奇和不解。

　　11月27日，美国之音一则关于“科罗拉多州计划生育机构遭袭击”的报道称，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旗下的一家位于科罗拉多的诊所近日发生枪战，再一次把这个遍布全美的计生组织曝光于媒体。在此之前，美国国会曾拒绝给这个计生组织发放拔款立法。

　　人口3.2亿，国土面积963万平方公里的美国也有计划生育，而且时间竟然可追溯到100年前。不仅如此，期间还有一段与中国的渊源。这100年，美国计划生育组织都做了些啥，对美国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还要继续财政扶持计生组织吗?两党分裂的很

　　近来，当中国社会热议“二孩”全面放开新政之际，美国政治圈恰好也在为另一件与“生孩子”相关的事情忧心忡忡。今年 9 月 30 日，由于未能就 2016 财政年度拨款立法达成一致，国会只好以延续决议案的方式，暂时将联邦政府支出延长到 12 月 11 日。但届时，倘若纷争仍无法化解，势必躲不过一场驴象恶斗，没准还会上演政府部分机构关门的闹剧。

　　戏剧性的是，导致民主共和两党难以在未来一年政府支出此等大事上实现妥协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继续给一个叫做“亲子关系规划”的非政府组织提供 5 亿美元的年度拨款。该组织全称为“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有时也会被直接译成国人熟知的“计划生育”组织。

　　无论是“生育控制”，还是后来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计划生育”等词汇，尽皆是由桑格首次公开使用的。

　　这个负责美国计划生育的组织基本上是与美国生育控制运动同步发展出来的。目前公认的起始点，即 1916 年 10 月 16 日，护士玛格丽特·辛吉斯·桑格与其妹妹等人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创办了首家生育控制的诊所。其时，此举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就在诊所开设的第九天，桑格等人就因被控告在诊所内散发“淫秽”材料而遭遇逮捕，并因涉嫌违反著名的《康斯托克法》而被判处了 30 天的劳役。

　　

　　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主席Cecile Richards。

　　桑格所处时代的美国，女性不但没有投票权，甚至都无力独立签约或拥有银行账户，最为基本的生育自由也几乎成了彻底的奢望。按照桑格本人回忆，她的母亲一生曾怀孕 19 次，生育了 11 个孩子，在 40 岁时就因病故去。看尽了女性因生育过多而饱受的痛苦、特别是那些私自堕胎而导致的不幸，在欧洲短暂流亡时接触自由派新理念、甚至受到英国性心理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思想影响之后，桑格一返回美国就马上行动起来。

　　在获释后，不但其诊所得以被坚持而延续，桑格还创办了一本名为《生育控制评论》的杂志，公开宣传节制生育的观念。1921 年即美国女性终获选举权的第二年，桑格在纽约市倡导创建了“美国生育控制联盟”，旨在推进全美范围内的生育控制诊所的发展，特别是为非洲裔和拉美裔的育龄女性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事实上，桑格并不孤独：早在 1915 年，另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玛丽·丹内特就号召成立了“全美生育控制联盟”。多个全国性组织的涌现也印证了关于生育权的主张逐渐走入了美国社会主流的视野之中。

　　漫长的斗争路上充满勾心斗角、牢狱之灾、理念冲突

　　令人意外的是，两位女性生育权先驱之间很快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医护专业出身的桑格主张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避孕，而教育行业出身的丹内特却坚持要绕开医学的限制，理由是更多穷苦的妇女不会、也无力专门为控制生育而就医。

　　比较而言，更为审慎的桑格在 1920 年之后逐渐稳固了生育控制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掌握了更大话语权，丹内特则被不断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桑格更勤于抛头露面、丹内特将部分精力转向和平运动之外，桑格显然也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占据了上风。不过到了 1928 年，迫于运动内部差异性声音的压力，桑格也不得不辞去了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主席的职务，专心以名誉主席即精神领袖的角色推进运动。

　　在此期间，桑格远赴亚洲游历，还在中国上海与女作家赛珍珠一起开设了一家生育控制诊所。

　　

　　桑格(中)和美国作家、女权活动家赛珍珠(左)。

　　在持续得到社会正面回应的同时，桑格及其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也不得不直面众多针锋相对的阻挠。首当其冲的是法律上的种种纠纷多次让桑格身陷囹圄，直到 1936 年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才将生育控制排除在“伤风败俗”的范围之外，其效力却只限于纽约、佛蒙特及康涅狄格三州，全美范围内的合法化还要再等 30 年。

　　更为严厉的抨击源自针对桑格与所谓的“优生派”之间关联的诬陷。在当时美国的城市当中，少数裔群体以及低收入阶层人口的快速增长，被“优生派”认为是对中产阶级白人主流地位的严重威胁，因而转而抬出了桑格的新鲜理念。虽然坚守生育控制的普遍性，桑格也并不介意借助任何一个场合或机会推高关注度，即便听众或合作者是那些怀有偏见的“优生派”。甚至，桑格还曾给“三 K 党”的女党徒们普及过控制生育的卫生知识。对于桑格而言，生育自由是所有女性的权益，这与她们的立场或阶层毫无关系。“生育太多，会增加人类的痛苦”，桑格流传最广的这句名言背后隐含着的是更多关怀：生育应该是基于爱的、是尊重女性的意愿的、并要以保持女性的健康为基本前提。

　　为了避免“控制”一词带来的负面观感特别是“反家庭”的极端倾向，已开设了 222 个中心以及 4.9 万个诊所的全美生育控制联盟于 1942 年正式更名为“美国亲子关系规划联盟”。虽然这次改名从一开始并没能得到桑格的赞同，但从其后的历史表现上评估确实是明智的：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很快跻身于美国女性运动的主力参与地位，充当起影响政治议程与政策方向的主流社会力量。1948 年，亲子关系规划联盟为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平卡斯所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笔小额资助。7 年后，平卡斯在东京举行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避孕药的发明;又过了 5 年的 1960 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式批准了避孕药的公开销售。根据统计，到 1965 年，每四个 45 岁以下的美国女性中就有一个使用过这种药物，从而落实了对亲子关系的有效规划。次年，86 岁的桑格毫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虽然被认为是性开放的帮凶，但逐渐获得了总统的重视

　　1960 年代的美国可谓内外交困，传统价值观备受颠覆，私人生活中的过度开放酿成了意外怀孕率的疯狂滋长。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迎来婴儿潮。

　　虽然被某些极端保守派认为是性开放的帮凶，但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及其所倡导的生育服务逐渐获得了美国政治高层的重视。1970 年，尼克松签署了所谓的“公共卫生服务法第十条生育计划法案”，基于自愿、保密及可负担等基本原则，向低收入女性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依照该法案，作为服务提供者的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开始在医疗补助的项目下接受联邦拨款。如今，该组织年度支出的三分之一出自联邦的钱袋子。

　　虽说关于共和党籍总统尼克松在堕胎上的立场，只能从其椭圆办公室的录音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亲子关系规划联盟提供的拨款并非旨在实施堕胎，至少当时“罗伊诉韦德”案才刚刚进入司法程序、远未导出历史性裁决。在生育控制的避孕议题上，当时的民主共和两党还算有了一些初步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模糊，在诸多实际环节中显现出了宗教价值、医药利益以及女权组织之间的持续角力。

　　针对紧急避孕药物，一般通常的规定是允许 17 岁以上的女性凭本人的有效证件直接购买，但近年来却多次出现了年龄限制的松动倾向，引发多方激烈反应。就这一细节纷争，亲子关系规划联邦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7 岁以下的情况应该寻求医生建议，可以直接联系他们旗下的诊所、获取服务。针对长期避孕药物，美国基本上一贯采取了遵照医生处方方可购买的严格管理，其理由是因个体差异导致的对效果与副作用的不同预期而有必要得到专业医学指导。有意思的是，如今对于这一严格管理的最强反对意见却来自于对女权原本并不太感兴趣的共和党阵营。

　　正在艰难谋求 2016 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女性参选人卡莉·菲奥莉娜，曾要求彻底放开包括长期避孕药物在内的生育控制药物的购买。这位前惠普总裁给出的解释是：“计划之外”的孩子让女性的处境更糟糕，特别是单身妈妈，“她们的收入更少，而晋升的机会也会更少”。

　　今年上半年，国会参议院的两位共和党人也曾共同提出了类似法案。作为提出者之一的女性参议员凯莉·艾亚特指出，只有如此，才可以“让女性更有权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决定”。共和党阵营的这些“开明”见解一定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选举周期吸引到更多女性选票，但却被解读为将伤害女性的实际权益。按照共和党版本，药物可以自由购买，但却并不被承诺纳入医疗保险。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女性反而会无力承担药费、进而失去生育健康的保障，甚至会损害奥巴马全民医疗的成效。

　　与在避孕环节上的政治暗礁相比，堕胎环节上的两党争议已蔓延燃烧到水火难容的地步。

　　据统计，堕胎在美国每年的数字被预计高达 121 万次。盖勒普在 2014 年 8 月的民调显示，47% 的受访者支持堕胎权利，而反对者为 46%。换言之，堕胎议题在政治层面的极化稳固地具有着等量齐观的民意基础。作为全美实施堕胎最多的组织，亲子关系规划联邦始终处于堕胎争议的风暴中心，与所谓“选择权”和“生命权”相关的多起司法判例中都不难找到这个组织的身影，比如被认为“罗伊诉韦德”之后又一关键性判决的“亲子关系规划组织诉凯西”案。几乎早在 1980 年代，国会共和党人就着手尝试各种立法，来努力终止对亲子关系规划联盟的拨款支持。

　　公权力伸进最隐私的生育制度，在哪里都会引发争论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女性参选人卡莉·菲奥莉娜。她曾要求彻底放开包括长期避孕药物在内的生育控制药物的购买。

　　2015 年 9 月 18 日，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再度通过了终止拨款的法案，但在 6 天之后，却被参议院否决，该争议也就直接阻碍了2016 财年拨款的顺利成案。虽然现任主席塞西尔·理查兹公开表示，正是因为该组织的工作才减少了堕胎的数量，而且联邦经费也从未被用于堕胎，但亲子关系规划联盟还是在 10 月宣布，将不再为胎儿组织研究的相关费用买单。此举被认为是有意避免政治攻击的灭火策略，但恐怕难以让共和党的“怒汉”们满意起来。

　　抛开一百多年来关于生育控制与健康的政治纠葛不谈，美国的这个“计划生育”组织在超越两党成见的公共服务意义上的确可圈可点。访问其官方网页时，除了关于生育健康的医学服务之外，竟然还会发现诸如“性倾向”和“关系”之类的栏目。在“关系”一栏里，访问者可以读到类似于“知心姐姐”的辅导：教你“如何建立好的关系”，甚至是教你“如何妥善地结束一段关系”，让人顿时有了些许窝心的暖意。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而从任何意义上讲，将公权力伸进公民最隐私领域的生育制度，在哪里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论。在“选择”与“生命”之间摇摆的美国如此，逐步积极调整人口战略的中国亦然。相信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内涵上将更为全面而丰富，实现从控制数量到提高质量的侧重转换，当好提升国民家庭幸福指数的公共服务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