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绿色”是现代概念，但谈不上是现代观念，而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理念。宋代延续前代的做法，设有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虞部，各州县又设“农师”之职，聘请通晓农林知识者担任之，为民众种植作物、林木提供技术指导。朝廷还制订一系列涉及生态保护的法令，如宋太祖曾下诏，“令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有司岁申明之”。又严禁捕食青蛙，因为宋人已发现青蛙乃庄稼害虫的天敌。这一立法大概是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之一。

　　宋政府对绿化尤其重视。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不管是郊外的道路两旁，汴河沿岸，还是繁华都市内的街道两边，都是绿树成荫。这当然是宋政府大力推广绿化的结果。

　　宋太祖立国之后，即诏令沿黄河、汴河两岸的州县，必须多种植“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民欲广树艺者听”。因为植被能够巩固河岸、堤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任命谢德权领护汴河，谢德权即调征夫役，在京师河段“植树数千万(株)，以固堤岸”。难怪后来日本僧人成寻来中国旅行，乘舟至汴河时，看到沿岸皆“杨柳相连”“榆柳成林”。

　　我们现在习惯在公路两边种植林木，宋人也是这么做的。大中祥符九年(1016)，一位官员发现“诸路多阙系官材木”，便向朝廷提了一个建议：可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宋真宗批准了这一建议。宋仁宗时，陶弼在阳朔当县令，“课民植木官道旁，夹数百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它郡县悉效之”。

　　宋朝地方官若在任内积极植树造林，是可以作为升迁之政绩的，《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种植林木滋茂，依格推赏，即事功显著者，所属监司保奏，乞优与推恩”;如果导致绿化面积减少，则要受处分，“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年，八分降一资”。政府又立法严禁盗伐林木，“违者置罪”;即使是官方出于公共用途要砍伐木材，也必须向“都木务”申请采伐许可。

　　宋人对环境保护的注意，既是传统环保理念的延续，也有宋代社会现实的压力所致。宋代手工业发达，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空气污染，如延州普遍以煤(石炭)为日用燃料，整个城市笼罩在煤烟之中：“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宋代生齿日繁，对土地、林木资源难免出现过度开发之趋势，这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破坏。别以为只有今日的北京才有“沙尘暴”，宋代文献中即多次出现扬尘天气与雾霾天气的记录，严重者，“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换言之，跟之前的任何王朝相比，宋朝人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环保压力，不能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宋朝“现代性”的表现，因为在“近代化”展开之前，人对自然的破坏力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