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占领江宁(南京)，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洪秀全、杨秀清迫不及特地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小天堂”，于是又成为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建都”南京，是个大错误。当时的罗大纲、英国人呤唎(A.F.Lindley)，后来大多教的论著都这么看。然而，何以要“建都”南京，为什么是错误，大多没说到点子上。

　　一般都说，一是由于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建议;一是照《李秀成供词》所写，由于杨秀清座船的老水手向杨口头亲禀。有些论著，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前者代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后者代表水营意见。这两人意见为洪、杨所采纳，就“建都”南京了。

　　声名显赫的战将罗大纲力陈不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力争远比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为什么却得不到采纳呢?

　　照我看，罗大纲虽然位高功大，又恳切陈辞，但与洪、杨内心基本倾向南辕北辙，又其人不受这两个首领信任，自然不可能被采纳。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说到洪、杨心坎里去了。甚至可能是得到洪、杨示意而说的。因为何震川是洪秀全的笔杆子，老水手是杨亲近的驾驶员，容易了解洪、杨心思，甚至可能是洪、杨示意让他们这么讲。

　　洪是农村小知识者。多次考秀才名落孙山，在冯云山的极力鼓动、支持下，决心利用迷信造反。他的文化、视野、曲折，对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才造反不久，县城还没占到一个，就“登极”当了天王(即皇帝)，这是古来成大事者所没有的。才打进一个小城永安(今蒙山县)，就大封几个同谋为这王那王。迫不及待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固然，他在围攻长沙时，曾有“欲取河南为家”的想法，但在首次攻占武昌时，就想要在这第一个到手的省城“建都”了。这个事实，一则表明洪秀全急切要“建都”，二则表明他并非一定要“建都”河南。放弃被战争弄得残破不堪的武昌之后，顺流而下占领南京。“定都”问题再次提出来。洪秀垒当然会想起几个月前“欲取河南”的主张，但他内心已经日益向南京倾斜，而且必然会在亲信之间表露出来。他当然会明白，在这个由朱元璋再度经营几十年的古都，江南首屈一指的名城，足以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实现他造反的期望值。即使北京、南京可以由他随意选择，他也更喜欢后者。这时他已四十岁，从准备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厌倦了奔波征战的动荡生活，要及时行乐了。从进入南京不久就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拥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军务皆由杨秀清主裁，连杨要见他也要请旨定时日，都表现出他的心恋。而且，他还想强化教主地位，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死了以后也让后代崇拜呢。作为秘书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当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说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类的话，以“驳倒”反对者。他所写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自然深为洪所满意，不几个月内连升三级;文章也被作为同类文章的第一篇。作为钦定文书广为流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时是内讧之后，杨秀清还戴着“东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复名誉。如果当年是杨说服洪而“定都”南京.则此书第一作者何震川即使不因此获罪，但也决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订)。可见，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说了洪秀全想说的话而巳。

　　杨秀清当然也想尽早安富尊荣，但他的犹豫可能会比洪多些。因为他实际指挥作战，从军事角度看，北上直捣北京，才是上策。但这个受过许多苦难和磨练的九千岁，也急于要安定下来，享用大权所带来的一切。在内心深处，个人欲望必然超过军事上的理智考虑。老水手(相当干现代首脑的专车驾驶员，可能还兼有部分警卫职能)作为身边人员，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尽量说“定都”南京的好处，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杨内心基本倾向来消除他的些许犹豫，更是要讲给众人听的。不然，怎么敢又安用“大声扬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杨的权势还远没有后来逼封万岁那样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问题上，洪比杨的决策权要大一些。当杨准确无误地知道洪的真实倾向时，也乐于赞同。因为他还有及早发展自己权势的小九九呢。

　　以洪、杨这样的心态，只要反对的意见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结论。罗大纲等人怎么力陈其非、痛心疾首，都改变不了洪、杨的心态和基本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发户，一掷万金无吝色。住总统套房，包三陪女，摆豪门宴，赌场豪赌，啥摆谱玩啥，钞票卷炮仗，就可以窥见一百多年前洪、杨的某些心理痼疾。

　　一些论著说，“定都”南京，使太平军失去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政府以喘息的时间，有可能组织力量攻击太平军。这自然不错，但只是一望而知的后果。

　　从军事上来说。为了保住洪、杨的“小天堂”。不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北进，而且在清方南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用最浅俗的说法，安乐窝就成了极其沉重的包袱，背上了就走不大动了。也就是，战略上从主动转为被动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还有其它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加速内讧。太平军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定都”，在不断进军战斗中，没有相对安定小环境，内部矛盾较可能掩盖起来。不会那么快发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残杀，任人唯亲，石达开出走。

　　其次是极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比如，大肆屠杀清政府官员、满族人、知识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强迫男女一概分居，将南京搞成一个大集中营大军营，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城内基本上废止商业，强迫搞邪教仪式，毁坏文物古迹，禁止历代诸子百家书籍等等，在“天京”全面大暴露，从而在全国人心丧尽。

　　再次是急剧腐化。看看洪秀垒建天王府，杨秀清的豪奢骄横，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到后来就亲嬖弄权，贿赂公行，实官鬻爵，恣意敲诈，许多作为令人目瞪口呆。凡此种种，引起军心涣散，战斗力衰落。

　　还有是导致最后失败提早到来。洪秀全贪恋南京，不肯让城别走，一味信天，由欺人而自欺，无法可想时服毒自杀，失去了尽量保存太平军实力的唯一可能，并且导致全军精神上的瓦解。

　　军事上由主动变为被动，后果是直接的。其它方面虽不如军事上那么立竿见影，其危害之深重，绝不能低估。

　　照我看，“定都”南京，既是洪、杨为自己找到安乐窝，也是为自己建造了坟墓。

　　太平军的失败，决不是中国的不幸。像“天京”那样的社会，当时中国百姓绝不羡慕、向往。不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其文字中视为一场深重灾难，而且过了很久，还有许多农夫市民说起“长毛反”，便谈虎色变，虽然他们是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撇开偏见，就能看出，很多体制、举措恰恰是文明进步的负面。

　　太平军“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最久的劫难，使其他地方得以减轻或幸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萧孚泗因攫取金银财宝怕追究而纵火焚烧天王府，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非但烧掉了南京百姓多年血汗，还烧掉了一部极其难得的活教材。不然，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很可以从“十年壮丽天王府”，看到许多珍贵文物，看出洪、杨内讧和太平军“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摆在地面上的皇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