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抗美援朝。过程中，毛泽东陆续收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人的报告，反映当时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不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更是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在全党开展一次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虽然有三个斗争目标，但实际上随着运动的节节推进，目标重心逐渐集中到“反贪污”上。当时，大家将贪污犯称为“老虎”，抓贪污犯也就成了“打虎”。在运动高潮时，神州大地“老虎”遍地，人人喊打。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在这场“打虎”运动中一共打出了大大小小9693只“老虎”，可谓成绩骄人。然而，60多年过去，今人回顾这段历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打虎”成绩的背后，曾出现过一些思之令人神伤的现象。

　　“坦白检举”之风大起

　　“三反”运动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是在1952年元旦。这一天，上海发布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具体规定了运动的领导机构、具体办法和步骤。事后从整个运动的过程看，上海“三反”运动可以大略分为坦白检举的发动阶段、集中“打虎”的高潮阶段，以及追责定案的尾声阶段。

　　在运动发起后不久，“坦白检举”之风大起。当时，为了方便检举，上海不仅在市邮政局专设了4302号信箱，接受人民群众的秘密检举和控告，还要求各区都要设立密告箱，由上级“指派专人每天开箱取件，并交给负责首长亲自处理”。据笔者统计，截至1月5日，在各区中心地点已设置了至少48个检举箱。这些检举箱大多设置在繁华路口，并通过各大报刊广而告之，以便市民就近检举控告。

　　除了密告箱，上海还通过群众大会、黑板报、民主墙、报纸、广播等方式大力营造舆论氛围。如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发动了1/4的群众参加关于运动情况的黑板报编写，黑板报从2块发展到8块，从每天1期发展到每天2期，“机关全体人员每天每人都看黑板报”。

　　鼓励检举的效果十分明显。1月14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潘汉年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说到，“4302号检举信箱每天都收到数十封信，检举并反映各方面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情况”。在上海铁路局，出现了主动坦白贪污行为的“盛况”。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运动伊始，为了发动群众，上海铁路局局长徐雪寒亲自设了两只密告箱，发现了贪污案件达176件，犯贪污的1000余人，占全路员工3%弱，全路有500余人自动坦白了贪污事实。到1月12日，全局已有2500多人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行。1月14日，该局举行了坦白检举大会，“郑重地告诉贪污分子，路局坦白的限期，在本月20日就要截止”。仅过了4天，1月19日，该局自动坦白的人数猛增至7600多人。两天之后，自动坦白的人数又再次激增，“已达一万二千余人”。最后，1月25日，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四千余人”，相当于全局有近一半人有过贪污行为。该局所设的密告箱成绩也相当不俗，从13日到19日，6天之中，“由徐雪寒局长亲自开启局本部密告箱中所得的检举信计163件”。

　　在坦白检举发展到高潮时，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故事也不时出现，“上海机务段家属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刘海英，耐心说服他的丈夫赵必玉向组织上坦白了贪污罪行;上海建筑段的青年团员翟金棠勇敢地检举了他的贪污父亲翟文显”。

　　不过这时候运动才刚刚发动，虽然出现了坦白检举之风，但揭露出来的贪污人数仍相对较少，贪污数额也不大。截至1月中旬，上海查出贪污案1246件，贪污金额达33亿多元(旧币值，1亿相当于1万，下同——作者注)。这与后来“打虎”阶段的成绩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打虎”预算节节升高

　　随着坦白检举的深入，各类贪污分子陆陆续续地暴露出来，2月上旬，上海“三反”运动进入了集中“打虎”阶段。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的为“中、小老虎”。

　　毛泽东对“打虎”异常重视。运动之始，他就向各地发电报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各单位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在严辞督责和反复指示下，上海的“打虎”预算节节升高。2月8日，华东局分配给上海的“打虎”任务是3550只，其中“大老虎”750只，“中小虎”2800只。但要在短时间内打出这么多“老虎”，显然颇具压力。在随后的进程中，上海进展迟缓，12天里只打出了900多只“老虎”，只完成了任务的1/4。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认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主政下的上海“已严重影响到全国的五反运动”，“上海恐怕要陈毅去”。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陈毅、谭震林接替饶漱石，负责上海“打虎”行动。两员大将履新后，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毛泽东对上海的大会很满意，并亲自部署了接下来的行动，要求上海自2月25日起，用15天的时间，“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各系统内部的“打虎”任务。

　　领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上海的“打虎”运动。会后，上海舆论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思想老虎”，“打虎”预算迅速攀升。2月29日，上海提出新的“打虎”奋斗目标：8000只，并对此进行了任务分配。由于在分配打虎任务时各单位是自报数字，最终报上来的数字多于原定预算，达到8629只。当天下午，上海还召开了“打虎”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公开宣布撤换8名干部，彰示推进运动的决心。

　　这么高的“打虎”预算怎么完成?上海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如撤换干部，将“打虎”目标集中在企业、财经部门等，其中最有力的措施是充实打虎队伍。上海原有“打虎”小队800个，打虎队员4000多人。但这已不能适应“老虎”越打越多的形势。于是，上海决定在2月底以前，再增加500个精干的“打虎队”，并提出随着“打虎”运动的发展，“打虎队”也要继续发展。到3月13日，打虎队员增加到23911人，翻了5倍多。

　　多管齐下之后，上海的“打虎”行动堪称“势如破竹”。笔者据有关档案统计，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下属的工厂，在3月1日至4月29日短短两个月内，打出了537只“大老虎”，平均每天打出9只“大老虎”，老虎总量也从512只升至2714只，堪称战果辉煌。

　　“三宝齐放”的威力

　　那么，“打虎队”是如何打“老虎”的呢?一般说来，各单位每天或每两天都会对“打虎队”进行一两个小时的政策、战术教育，不断提高“打虎”战术，要求完成包查包打的任务。在“打虎”时，打虎队员们会首先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排队，找出突破对象。那些经手财务的人、已有贪污行为被检举的人，以及有过往问题的人最容易成为突破对象。确定对象后，就召开大会小会，迫使其坦白，俗称“大会压小会挤”“大会套小会”等。群众在会上给对象的压力叫做“火力”。对象不坦白，就向他抛出已掌握的材料，反复说明党的坦白从宽政策，交替使用“火力”、材料、政策。这就是当时提倡的“三宝齐放”战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嫌疑分子往往“吓得急汗直流，心神不定，脸色发白”，迅速坦白交代。《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生动地展现了“三宝齐放”的威力：

　　大会开至中途，采取了“大会套小会”的新颖战术，当场分成了五十多个小队，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围剿。这时，一堆堆人群把贪污分子围在当中，发动了猛攻。天丰造纸厂的火力最猛，群众对大贪污犯王克勤(业务科主任)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死要活，赶快决定。”在“打虎队”具有充足的弹药(材料)和群众声势浩大的围剿下，王克勤的贪污罪行终于一一暴露，从数千万坦白到一亿一千六百万元。经过小会猛烈的围剿，各队捷报纷传，要求坦白和检举的条子像雪片似地飞向台上，仁余染织厂、丝纶染织厂、大众橡胶厂、欧治化工厂的十多个贪污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台坦白，争先恐后，天丰造纸厂的贪污分子张德裕(铜匠兼领班)、王克勤等两次、三次地上台补充坦白，并检举了大贪污犯戴行生(天丰厂工务科科长，共产党员)。领导上根据本预先掌握的材料和群众的意见，决定：建议上级党委开除戴行生的党籍，并由公安局同志立即将戴犯逮捕……

　　接着刘长胜讲话。他说：“我代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完全批准今天大会的措施!”这时，大会又暂告休会，各厂雄狮又进行分路围剿，群众趁胜追击，信心倍增，一股劲又查出十多个大小贪污分子;同时，许多贪污犯从活生生的事实中体验了政府的政策，打破了思想上的各种顾虑，作了进一步的坦白，如天丰厂的贪污分犯虞元(木梁)，在第二次分路围剿前，还只承认了四百万元，以后逐渐加码，结果承认贪污了一亿余元。就是这样，战果大为扩大，另外又有十三个贪污分子露了尖。

　　“从数千万坦白到一亿一千六百万元”，“承认了四百万元，以后逐渐加码，结果承认贪污了一亿余元”，如此飞速的加码，其可信度如何，自然不必多言。

　　“强打硬攻”

　　如果说公开大会上的“三宝齐放”还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下的“打虎”则要猛烈得多。上海市公交公司在“打虎”过程中，出现了花样繁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逼、供、信”、肉刑及变相肉刑现象。在“强打硬攻”下，上海市公交公司最终有2人自杀身死，1人自杀未遂。与“逼、供、信”同时存在且更为残酷的现象是自杀。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自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截至1952年7月，上海因“三反”而自杀身死者323人，未遂者440人。

　　诸多自杀事件中，以刘大杰跳黄浦江自杀未遂一事最为轰动。刘大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风流倜傥。在运动中，因无法回答学生的追问、担心有历史问题而过不了关，于是选择了跳黄浦江。好在是白天，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上来。此事甚至惊动了陈毅，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陈毅也到复旦做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抚慰之意。

　　为了防止自杀蔓延，上海甚至还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在公园、黄浦江、高楼上派人巡视，装置木栏、铁丝网等，加紧发动群众，对有重要嫌疑者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对于运动中发生的“逼、供、信”现象，中共中央和上海都多次明令禁止。毛泽东多次要求各地严禁“逼、供、信”，防止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在转发习仲勋的一篇报告中，他批示道：西北地区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不可打算，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陈毅在布置上海“打虎”工作战略时，也强调“不能粗糙，要细致”，“防止逼、供、信，要有重点地找彻底地打”，“不要毫无区别的斗，增加自杀”。

　　“打虎”打得热火朝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打虎”高潮中，上海的干部人人自危，特别是与财政、经济有关的工作都没人愿意做了，“所有公家人都不愿与私企私商沾边，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费”，“影响所及，人们连春节送礼和吃喝庆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国营经济机关……必须集中力量打虎。贸易部门的收购工作放松了，加工定货停顿了，国营工业的贮备物料工作推迟了，银行信用活动减少了”。

　　冤枉的“老虎”

　　“打虎”高潮持续了大约一个月。3月下旬，运动就进入了追责定案的尾声阶段。那么，一个多月的集中“打虎”，究竟打出了多少只“老虎”呢?据3月18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截至该日，上海共打出“大老虎”1390只，“小老虎”8303只，合计9693只。这比原定的8629只“老虎”预算还多出了1064只。

　　那么，这么多“老虎”都是真“老虎”吗?答案是否定的。这9600多只“老虎”有一大半是不够格的，甚至根本就是冤枉的。5月份，上海进行一次集中复查。复查后，全市“大老虎”由1390只猛降为36只，“小老虎”也由8303只降为1012只。

　　据笔者所见档案分析，上海的真“老虎”其实比这还要少。在“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上海税务局曾用3个月时间，审查该局留下的专、转、悬案，涉及者101人，审查结果有49人“没有贪污及不以贪污分子论处”，“这些案子原来都是疑点很大，材料不足”。1953年，上海公交公司在初步重新审查了68件与“三反”有关的案子后，也认为应撤销处分者共36件。

　　“老虎”数量的大幅下降，说明此前打出的许多是“假老虎”。一般说来，“假老虎”的出现与贪污范围牵涉太广、计算方法不合理、“逼、供、信”等紧密相关。如在运动高潮时，卢湾区打出了96只“老虎”，但在运动后期处理定案中，能肯定为“老虎”者仅5人。据卢湾区的报告，造成“老虎”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折价不确，如解放初期，不法分子盗窃、挥霍的物资按现价计算;二是将不是贪污的违法乱纪行为算作贪污;三是计算贪污金额时有出入，有个别曾计算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四是有的老虎被“打”出时即不满千万以上的，原以为可发展的线索，但经查对后材料不确实而取消。

　　在整个运动中，揭露出有贪污行为的共36464人，贪污金额1023亿元，退回赃款378亿元。在处理的贪污分子中，受各种刑事、行政处分的有7442人，免于处分者27761人，开除党籍者59人。据笔者统计，有贪污行为的人当中，4900多人是党团员。按成分计，则新老干部有14000多人，留用人员21000多人。从此可见，在运动中，虽然有一批老干部受到处罚，但处罚对象主要集中在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而这些人员大都集中于财经政法系统。

　　在处罚有贪污行为的人员时，并非仅仅是以金额为量刑标准。是不是党员、有没有历史问题、有没有技术专长都是处罚考虑的因素。如在工厂中，对门房工、仓库工、采购工等非直接生产工人，如其有严重偷窃、“揩油”行为，一般处理得比直接生产工人更为严格。倘若他们有贪污行为，或有政治问题，或是留用厂长私人介绍入厂，则必须一律予以撤换。对于那些高级技术人员，则采取“又打又拉”的方法，“给他们以一定的群众压力，但又没有斗得他们下不了台，这是可以打垮他们的傲气，真正低下头来，虚心要求党委的帮助检讨，今后也就可以老老实实地工作了”。这些现象，在运动之中即有人注意到：“技术人员可从宽，行政人员该倒霉”，“打虎有宗派，打群众最凶，团员好些，党员更好”。

　　今时今日，我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最大的启示也许是：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都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既要依靠群众，又不宜搞群众运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史为鉴，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才可以打造最有效、最具威慑力的反腐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