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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共和国的第一次“打虎”

2015-12-04 07:45:18       作者:李寅初

  1951年底,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援抗美援朝。过程中,毛泽东陆续收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等人的报告,反映当时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不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更是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在全党开展一次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

  虽然有三个斗争目标,但实际上随着运动的节节推进,目标重心逐渐集中到“反贪污”上。当时,大家将贪污犯称为“老虎”,抓贪污犯也就成了“打虎”。在运动高潮时,神州大地“老虎”遍地,人人喊打。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在这场“打虎”运动中一共打出了大大小小9693只“老虎”,可谓成绩骄人。然而,60多年过去,今人回顾这段历史,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打虎”成绩的背后,曾出现过一些思之令人神伤的现象。

  “坦白检举”之风大起

  “三反”运动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是在1952年元旦。这一天,上海发布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具体规定了运动的领导机构、具体办法和步骤。事后从整个运动的过程看,上海“三反”运动可以大略分为坦白检举的发动阶段、集中“打虎”的高潮阶段,以及追责定案的尾声阶段。

  在运动发起后不久,“坦白检举”之风大起。当时,为了方便检举,上海不仅在市邮政局专设了4302号信箱,接受人民群众的秘密检举和控告,还要求各区都要设立密告箱,由上级“指派专人每天开箱取件,并交给负责首长亲自处理”。据笔者统计,截至1月5日,在各区中心地点已设置了至少48个检举箱。这些检举箱大多设置在繁华路口,并通过各大报刊广而告之,以便市民就近检举控告。

  除了密告箱,上海还通过群众大会、黑板报、民主墙、报纸、广播等方式大力营造舆论氛围。如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发动了1/4的群众参加关于运动情况的黑板报编写,黑板报从2块发展到8块,从每天1期发展到每天2期,“机关全体人员每天每人都看黑板报”。

  鼓励检举的效果十分明显。1月14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潘汉年在一次动员报告中说到,“4302号检举信箱每天都收到数十封信,检举并反映各方面的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情况”。在上海铁路局,出现了主动坦白贪污行为的“盛况”。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运动伊始,为了发动群众,上海铁路局局长徐雪寒亲自设了两只密告箱,发现了贪污案件达176件,犯贪污的1000余人,占全路员工3%弱,全路有500余人自动坦白了贪污事实。到1月12日,全局已有2500多人坦白了自己的贪污罪行。1月14日,该局举行了坦白检举大会,“郑重地告诉贪污分子,路局坦白的限期,在本月20日就要截止”。仅过了4天,1月19日,该局自动坦白的人数猛增至7600多人。两天之后,自动坦白的人数又再次激增,“已达一万二千余人”。最后,1月25日,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四千余人”,相当于全局有近一半人有过贪污行为。该局所设的密告箱成绩也相当不俗,从13日到19日,6天之中,“由徐雪寒局长亲自开启局本部密告箱中所得的检举信计163件”。

  在坦白检举发展到高潮时,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弟弟检举姐姐的故事也不时出现,“上海机务段家属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刘海英,耐心说服他的丈夫赵必玉向组织上坦白了贪污罪行;上海建筑段的青年团员翟金棠勇敢地检举了他的贪污父亲翟文显”。

  不过这时候运动才刚刚发动,虽然出现了坦白检举之风,但揭露出来的贪污人数仍相对较少,贪污数额也不大。截至1月中旬,上海查出贪污案1246件,贪污金额达33亿多元(旧币值,1亿相当于1万,下同——作者注)。这与后来“打虎”阶段的成绩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打虎”预算节节升高

  随着坦白检举的深入,各类贪污分子陆陆续续地暴露出来,2月上旬,上海“三反”运动进入了集中“打虎”阶段。一般而言,贪污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的为“中、小老虎”。

  毛泽东对“打虎”异常重视。运动之始,他就向各地发电报指出: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各单位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有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

  在严辞督责和反复指示下,上海的“打虎”预算节节升高。2月8日,华东局分配给上海的“打虎”任务是3550只,其中“大老虎”750只,“中小虎”2800只。但要在短时间内打出这么多“老虎”,显然颇具压力。在随后的进程中,上海进展迟缓,12天里只打出了900多只“老虎”,只完成了任务的1/4。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认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主政下的上海“已严重影响到全国的五反运动”,“上海恐怕要陈毅去”。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由陈毅、谭震林接替饶漱石,负责上海“打虎”行动。两员大将履新后,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

  毛泽东对上海的大会很满意,并亲自部署了接下来的行动,要求上海自2月25日起,用15天的时间,“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各系统内部的“打虎”任务。

  领袖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上海的“打虎”运动。会后,上海舆论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思想老虎”,“打虎”预算迅速攀升。2月29日,上海提出新的“打虎”奋斗目标:8000只,并对此进行了任务分配。由于在分配打虎任务时各单位是自报数字,最终报上来的数字多于原定预算,达到8629只。当天下午,上海还召开了“打虎”大队小队长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公开宣布撤换8名干部,彰示推进运动的决心。

  这么高的“打虎”预算怎么完成?上海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如撤换干部,将“打虎”目标集中在企业、财经部门等,其中最有力的措施是充实打虎队伍。上海原有“打虎”小队800个,打虎队员4000多人。但这已不能适应“老虎”越打越多的形势。于是,上海决定在2月底以前,再增加500个精干的“打虎队”,并提出随着“打虎”运动的发展,“打虎队”也要继续发展。到3月13日,打虎队员增加到23911人,翻了5倍多。

  多管齐下之后,上海的“打虎”行动堪称“势如破竹”。笔者据有关档案统计,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下属的工厂,在3月1日至4月29日短短两个月内,打出了537只“大老虎”,平均每天打出9只“大老虎”,老虎总量也从512只升至2714只,堪称战果辉煌。

  “三宝齐放”的威力

  那么,“打虎队”是如何打“老虎”的呢?一般说来,各单位每天或每两天都会对“打虎队”进行一两个小时的政策、战术教育,不断提高“打虎”战术,要求完成包查包打的任务。在“打虎”时,打虎队员们会首先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排队,找出突破对象。那些经手财务的人、已有贪污行为被检举的人,以及有过往问题的人最容易成为突破对象。确定对象后,就召开大会小会,迫使其坦白,俗称“大会压小会挤”“大会套小会”等。群众在会上给对象的压力叫做“火力”。对象不坦白,就向他抛出已掌握的材料,反复说明党的坦白从宽政策,交替使用“火力”、材料、政策。这就是当时提倡的“三宝齐放”战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嫌疑分子往往“吓得急汗直流,心神不定,脸色发白”,迅速坦白交代。《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生动地展现了“三宝齐放”的威力:

  大会开至中途,采取了“大会套小会”的新颖战术,当场分成了五十多个小队,集中火力向贪污分子围剿。这时,一堆堆人群把贪污分子围在当中,发动了猛攻。天丰造纸厂的火力最猛,群众对大贪污犯王克勤(业务科主任)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死要活,赶快决定。”在“打虎队”具有充足的弹药(材料)和群众声势浩大的围剿下,王克勤的贪污罪行终于一一暴露,从数千万坦白到一亿一千六百万元。经过小会猛烈的围剿,各队捷报纷传,要求坦白和检举的条子像雪片似地飞向台上,仁余染织厂、丝纶染织厂、大众橡胶厂、欧治化工厂的十多个贪污分子一个接一个上台坦白,争先恐后,天丰造纸厂的贪污分子张德裕(铜匠兼领班)、王克勤等两次、三次地上台补充坦白,并检举了大贪污犯戴行生(天丰厂工务科科长,共产党员)。领导上根据本预先掌握的材料和群众的意见,决定:建议上级党委开除戴行生的党籍,并由公安局同志立即将戴犯逮捕……

  接着刘长胜讲话。他说:“我代表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完全批准今天大会的措施!”这时,大会又暂告休会,各厂雄狮又进行分路围剿,群众趁胜追击,信心倍增,一股劲又查出十多个大小贪污分子;同时,许多贪污犯从活生生的事实中体验了政府的政策,打破了思想上的各种顾虑,作了进一步的坦白,如天丰厂的贪污分犯虞元(木梁),在第二次分路围剿前,还只承认了四百万元,以后逐渐加码,结果承认贪污了一亿余元。就是这样,战果大为扩大,另外又有十三个贪污分子露了尖。

  “从数千万坦白到一亿一千六百万元”,“承认了四百万元,以后逐渐加码,结果承认贪污了一亿余元”,如此飞速的加码,其可信度如何,自然不必多言。

  “强打硬攻”

  如果说公开大会上的“三宝齐放”还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会下的“打虎”则要猛烈得多。上海市公交公司在“打虎”过程中,出现了花样繁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逼、供、信”、肉刑及变相肉刑现象。在“强打硬攻”下,上海市公交公司最终有2人自杀身死,1人自杀未遂。与“逼、供、信”同时存在且更为残酷的现象是自杀。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自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截至1952年7月,上海因“三反”而自杀身死者323人,未遂者440人。

  诸多自杀事件中,以刘大杰跳黄浦江自杀未遂一事最为轰动。刘大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风流倜傥。在运动中,因无法回答学生的追问、担心有历史问题而过不了关,于是选择了跳黄浦江。好在是白天,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上来。此事甚至惊动了陈毅,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陈毅也到复旦做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抚慰之意。

  为了防止自杀蔓延,上海甚至还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在公园、黄浦江、高楼上派人巡视,装置木栏、铁丝网等,加紧发动群众,对有重要嫌疑者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对于运动中发生的“逼、供、信”现象,中共中央和上海都多次明令禁止。毛泽东多次要求各地严禁“逼、供、信”,防止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在转发习仲勋的一篇报告中,他批示道:西北地区在“打虎”斗争中关于“可疑错,不可打算,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运动高潮时期,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陈毅在布置上海“打虎”工作战略时,也强调“不能粗糙,要细致”,“防止逼、供、信,要有重点地找彻底地打”,“不要毫无区别的斗,增加自杀”。

  “打虎”打得热火朝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打虎”高潮中,上海的干部人人自危,特别是与财政、经济有关的工作都没人愿意做了,“所有公家人都不愿与私企私商沾边,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费”,“影响所及,人们连春节送礼和吃喝庆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国营经济机关……必须集中力量打虎。贸易部门的收购工作放松了,加工定货停顿了,国营工业的贮备物料工作推迟了,银行信用活动减少了”。

  冤枉的“老虎”

  “打虎”高潮持续了大约一个月。3月下旬,运动就进入了追责定案的尾声阶段。那么,一个多月的集中“打虎”,究竟打出了多少只“老虎”呢?据3月18日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截至该日,上海共打出“大老虎”1390只,“小老虎”8303只,合计9693只。这比原定的8629只“老虎”预算还多出了1064只。

  那么,这么多“老虎”都是真“老虎”吗?答案是否定的。这9600多只“老虎”有一大半是不够格的,甚至根本就是冤枉的。5月份,上海进行一次集中复查。复查后,全市“大老虎”由1390只猛降为36只,“小老虎”也由8303只降为1012只。

  据笔者所见档案分析,上海的真“老虎”其实比这还要少。在“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上海税务局曾用3个月时间,审查该局留下的专、转、悬案,涉及者101人,审查结果有49人“没有贪污及不以贪污分子论处”,“这些案子原来都是疑点很大,材料不足”。1953年,上海公交公司在初步重新审查了68件与“三反”有关的案子后,也认为应撤销处分者共36件。

  “老虎”数量的大幅下降,说明此前打出的许多是“假老虎”。一般说来,“假老虎”的出现与贪污范围牵涉太广、计算方法不合理、“逼、供、信”等紧密相关。如在运动高潮时,卢湾区打出了96只“老虎”,但在运动后期处理定案中,能肯定为“老虎”者仅5人。据卢湾区的报告,造成“老虎”数量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折价不确,如解放初期,不法分子盗窃、挥霍的物资按现价计算;二是将不是贪污的违法乱纪行为算作贪污;三是计算贪污金额时有出入,有个别曾计算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四是有的老虎被“打”出时即不满千万以上的,原以为可发展的线索,但经查对后材料不确实而取消。

  在整个运动中,揭露出有贪污行为的共36464人,贪污金额1023亿元,退回赃款378亿元。在处理的贪污分子中,受各种刑事、行政处分的有7442人,免于处分者27761人,开除党籍者59人。据笔者统计,有贪污行为的人当中,4900多人是党团员。按成分计,则新老干部有14000多人,留用人员21000多人。从此可见,在运动中,虽然有一批老干部受到处罚,但处罚对象主要集中在留用人员和新吸收人员,而这些人员大都集中于财经政法系统。

  在处罚有贪污行为的人员时,并非仅仅是以金额为量刑标准。是不是党员、有没有历史问题、有没有技术专长都是处罚考虑的因素。如在工厂中,对门房工、仓库工、采购工等非直接生产工人,如其有严重偷窃、“揩油”行为,一般处理得比直接生产工人更为严格。倘若他们有贪污行为,或有政治问题,或是留用厂长私人介绍入厂,则必须一律予以撤换。对于那些高级技术人员,则采取“又打又拉”的方法,“给他们以一定的群众压力,但又没有斗得他们下不了台,这是可以打垮他们的傲气,真正低下头来,虚心要求党委的帮助检讨,今后也就可以老老实实地工作了”。这些现象,在运动之中即有人注意到:“技术人员可从宽,行政人员该倒霉”,“打虎有宗派,打群众最凶,团员好些,党员更好”。

  今时今日,我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最大的启示也许是: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都必须坚持反腐败斗争,从严治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既要依靠群众,又不宜搞群众运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史为鉴,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才可以打造最有效、最具威慑力的反腐利刃。

《经济观察报》
责任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