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1918～1997），著名的改革先驱，口笔两厉的大才子。他的成败毁誉，浓缩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段艰辛岁月……
谁来主政福建？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激发着热情——中央决定，由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大政。
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依然根深蒂固。受其影响，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大将坐镇八闽。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火车头”人选项南。
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
项南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当年曾就共青团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设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建议受到批判，项南本人也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1979年初出任农机部副部长。后来，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摘掉了他的“右倾”帽子。
邓小平虽与项南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尤其对他在农机部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有所了解。在中美尚未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先进国家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最高决策层汇报发达国家的真相，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夕与改革开放初期显然起到了扩大视野、更新观念的作用。种种事迹表明，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完全符合邓小平选任干部的标准。
另外，正如胡耀邦考虑的那样，项南虽然生在福建，但因受投身革命的父亲影响，11岁就离开家乡连城，解放后基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与福建没有纠缠不清的瓜葛，这有利于他站在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落实干部政策，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接到任命后，项南利用赴任前的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有关福建省情的资料。1981年1月12日，项南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
古书云：“这一去，有分教，从此难做平凡人。”原本就不平凡的项南，在福建的改革开放之初走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不平常的岁月。
福建的改革开放绝不能局限于2.5平方公里！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特区是邓小平倡导兴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在1979年4月定下了决策，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心就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
当然，让他“凉心”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因素，而是他感到特区地方过小，只有2.5平方公里。
2.5平方公里的地方，能施展出什么抱负、绘就何样蓝图？参观湖里回来，项南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想法：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特区，福建的改革开放工作、厦门特区工作，绝不能局限于2.5平方公里！
邓小平倡议建设特区时曾有一番经典之谈：“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思想解放的项南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他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但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对兴办经济特区就更是飞短流长了。为打消福建广大干部的疑虑，1981年3月11日，项南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是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项南的主张，让比福建先行一步的广东省领导不得不心怀敬佩。后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一次整党会上作对照检查时，坦承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福建的项南同志”，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也称赞项南的主张。
局面打开，责难不断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邓小平不久后拍板：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在项南的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几字之差，却意味深长。这苦心孤诣是为特区的扩大和发展定下的心计。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在项南的带领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这个“新生儿”要在毁誉交织中生存。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以有力的支持，并以非同凡响的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面对纷然而至的各种议论，项南都在关键时刻挺身说话，既旗帜鲜明地支持，又给那些裹足不前、袖手旁观、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正因为有项南这样一位改革开放的先锋大将坐镇，福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得以掀开它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建设一页。
随着福建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之风也不可避免地吹进来。福建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如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项南对此深有警觉，并坚决抵制，在他的领导下，经济犯罪活动的猖獗势头被有力遏制，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以敢讲话著称的项南，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他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在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然而，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姓“资”不姓“社”的责难不断纠缠着福建，处在风口浪尖的项南希望能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1984年1月下旬，传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的消息。2月上旬，项南欣喜地接到机密通知：邓小平将在2月7日抵厦门视察。
邓公视察厦门与项南的自由港政策
邓小平在厦门的时间极为宝贵，明天见面该说些什么？项南心里没底，想到了“曲线救国”——在这天晚上请王震吃厦门面线糊。他知道，王震当年率部入闽修建新中国第一条海堤铁路时，曾多次来厦门指导工作，对福建和厦门有感情。
项南与王震聊起对厦门特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王震深为赞同，并鼓励他赶快跟邓小平谈谈：“依我看，明天你就在游艇上汇报，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环绕鼓浪屿缓缓游行。与项南同坐一边的王震不失时机地对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好。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请项南同志汇报？”
邓小平微微一笑，向项南招招手：“那就请坐过来吧。”项南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邓小平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这正是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建设自由港联系在一起。
关于自由港，有个故事。1981年7月，福建省和厦门市收到闽籍泰国华侨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信函。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认为厦门特区太小，门开得不够，门槛又太高，倡议在厦门建设“自由港”。项南看到信后，深感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位爱国老华侨的拳拳之心。“自由港”一词自此在他脑海里生了根。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
项南不死心，决定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作动议。他委婉地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等人再次汇报后，邓小平脸上非常平静，没有说话。王震看来有点急，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沉思许久，终于开口：“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2月9日，参观湖里工业区时，邓公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如释重负。他细细琢磨这几个字，觉得别有一番深意。连同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可以感到邓公的思路：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而且应当办得更快更好。
荆棘遍布，改革大将“中箭落马”
2月底，回京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喜讯从北京传来，项南颇有针对性地向省领导和有关省直部门吹风：“我在共青团省委一个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老毛病，自己当媳妇时，就怪那个婆婆对她厉害，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比自己那个婆婆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中央没有给我们权力时，省里就怪中央搞得太死，现在把这个权力给了福建，福建省就神气起来了；对厦门呢，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了。这个做法不好。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有希望，就要让各级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在项南的指令下，各厅局迅速行动起来，切实帮助特区解决问题。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项南以改革家的一言一行，义无反顾地推动着改革巨轮前进——但这轮子底下遍布荆棘，项南能不付出代价吗？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其实，“晋江假药案”1985年初暴露后，已引起项南的高度重视。他虽然热情赞誉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是福建经济发展的“一枝花”，可一旦发现乡镇企业造假，又严肃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违法的，并及时向中央反映，同时采取果断措施严加处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这类问题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想到，就在福建省全力查处此事时，中央几大媒体一齐上阵，发表《查它个水落石出》等评论员文章，说福建省委应对此事负责，应彻底查办，作出检查。 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
事态一步步升级。中央调查组来闽后，有人把假药案和整个乡镇企业混为一谈，认为陈埭这个“乡镇企业一枝花”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要否定它。对此，项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以涵口村为主的假药案只是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
项南和福建省委对假药案的处理是坚决的，措施是得力的，既制止了假药的制售和进一步泛滥，对主要责任人也都作出了合适的处理。但Ë也没想到，这个镇村一级的假药案，最后却要省委第一书记承担领导责任，调离岗位，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沉痛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常常不免遭受非议甚至不幸。一个值得讨论的‘晋江假药案’，使这位受到福建全省包括海外华侨爱戴的领导人，离开了他不愿离开的家乡。这不仅是项南个人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项南的被迫离岗和受处分，恐怕不仅仅是区区“晋江假药案”问题，而是他在福建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其实，关于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最后，不同意给予处分的胡耀邦、胡启立、习仲勋等人的意见未被接纳。当中顾委一位副主任让项南在处分决定上签字时，项南拒绝了。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受处分，但已不能像前两次那样等来平反。
“对不起小平同志，对不起福建人民”
项南在福建任职的5年，是建国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离闽赴京前后，项南历尽波折，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忍辱负重，白手起家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他怀着对贫困地区和群众的深厚感情，奔走呼号，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贡献。
退居二线的项南，一如既往地支持改革开放事业。1990年代初，“左”氛日炽，经济特区乃至整个改革开放一度横遭非议，中国再次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项南为此忧心忡忡。恰在这时，邓小平于1992年南巡并发表石破天惊的谈话，一举扭转乾坤。项南欢欣鼓舞之余慨叹道：如果没有邓小平1984年对3个经济特区的题词，没有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无疑将被推迟，历史甚至有可能被改写。
此后几年，项南又再三提出建设自由港问题，但始终未得实行，某些所谓“理论家”还据此讥笑他为“老天真”。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项南心情十分悲痛。在接受《福建日报》记者采访时，谈起十几年前的一些细节，他依然记得清楚。采访过后3天，项南又指点记者，在采访稿“项南再三表示，他在福建任内，没有把小平同志的批示完全落实，总感到内疚”之后，加上一句：“对不起小平同志，也对不起福建人民。”
项南的自谦、自责让听者无不闻之心酸。他一再强调的“对不起”里，也许深深包含着他对自由港建设的牵念与遗憾。
1997年11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曾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披荆斩棘、历经磨难的项南，终于放下肩头重担，闭上了双眼。一位署名“福建百姓”的人送来挽联：“功高无私，为官一世两袖清风；德高望重，为人楷模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