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右一)与刘少奇、王稼祥的合影(资料图)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我的一生——师哲自述》)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被突如其来的雷电击死，事后在集市上有个农民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保安处知晓后即拘捕了这个农民。高岗把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毛泽东摸清情况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特务活动与中央对特务的斗争》的报告时，决定成立一个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的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成员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在“反内奸斗争”中还是比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斗争要坚决采取群众反奸路线与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应严格区别党内反特斗争与党外反特斗争，稳定多数、打击少数。已经逮捕审讯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释放，少数必须枪毙的也暂不枪毙。”(高岗、周兴致习仲勋、师哲电——与敌特作斗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1945》)当康生推行的“审干”、“抢救”等极左的政治运动进入白热化时，高岗主动向毛泽东汇报了实情：“西北干部都是一块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我的一生——师哲自述》)由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徐特立、高岗等人的如实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而一举中止了“抢救运动”，赢得了干部群众的欢迎。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来电，全面改组东北局领导层。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6月24日，高岗兼任东北局秘书长，成为林彪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农户已经上升为中农，其中一部分即20%还是富裕中农。严济慈后来回忆说：“金鸡报捷，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除了狠抓工农业生产，高岗还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诚招天下士、广揽四方才”来形容东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过誉。东北解放后，大批干部被抽调入关，人才储备出现了真空。针对这一现状，高岗积极采纳陈云、张闻天的建议，不仅派专人到北京、上海、武汉、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识分子，动员一些著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东北工作，本人还亲自在党代会上作《站在经济建设最前面》的报告，号召“干什么学什么，干什么就成为内行，成为专家”，鼓励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东北培养了10万余名新生干部投入一线，稍后培养出来的8万多名工人干部也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高岗还同张闻天研究，请张出面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报经中央审批，信中提到了请苏联对东北地区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建设。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像马洪、华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岗身边工作过，并被一点点发现培养起来的。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闻天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张闻天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闻天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因为刘认为张闻天是“教条主义者，不能管党”。(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张明远《我的回忆》)

　　凯丰(何克全)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在1947年以后，凯丰逐渐淡出高层，以后担任了中共沈阳市委书记，高岗对他仍旧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论水平。对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领导干部，高岗还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他和张秀山是多年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各执己见，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对张秀山说：“你怎么跟高主席这样争吵”，张秀山则说：“有不同的意见就要争论，在红26军、在延安时，讨论问题经常是这样的。”这说明高岗并没有把彼此争论问题时持有的态度带到个人看法上。林枫在彭真的去留问题上与林彪、高岗有很大的异议，但就是这样，在高岗行将离开东北时，却嘱咐张明远说：“由林枫主持东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张明远《我的回忆》;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后说高岗领导的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刘少奇针对这一不负责任的说法批评道：“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并请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听那些闲话，更不要因此而背包袱。(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时，党内领导人兼任军委副主席的只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四人而已，高岗跻身其中，说明了他的分量。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高岗坐镇大后方，殚精竭虑为协助彭德怀的前方作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怀获得朝鲜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后，在志愿军党委会议上说：“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的。”(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军内还流传一个有关高岗支援前方志愿军战士吃“炒面”的笑话。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伟奉命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及志愿军战士的吃穿问题，说战士们作战很苦。秦基伟说：“战士们都说毛主席对我们最关心，专门给高岗副主席打电话，叫给志愿军吃好点。高岗副主席听错了，听成让给志愿军吃炒面，所以志愿军天天吃炒面。”毛泽东信以为真：“我没有这样说呀。”秦基伟说：“是战士们讲高岗副主席的俏皮话，算是个笑话。”毛泽东听后大笑：“还是不愿吃炒面啊。”(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这些虎骨酒的下落后来在聂卫平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当时，胡耀邦见我把茅台酒留给了中国足球，便又送给我一瓶虎骨酒。这瓶虎骨酒也颇有些来历：五十年代初，高岗还在当‘东北王’时，曾亲手打死一只老虎。他用老虎的骨头泡了一坛酒，并将这坛酒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叫人将这坛酒埋在了地下。几十年来风云变幻，当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遗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才发现这坛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还有个说明，这样人们才知这坛酒的来历。后来酒被分成了十几瓶，分别送给了当时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这瓶酒转送给了我，怎不令人感动!”(聂卫平《围棋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