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应该说不是一本大众的书。在过去，这仅仅是在法国史学术圈子里面流传的书，但后来慢慢就成为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对知识界和学术界来说，这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对国家未来产生的某种忧虑，开始从历史中找答案，本身就证明形势可能不妙。否则朝野上下的视线怎么会投注在这本书上?这本书1856年写的。说的是两百多年前的事，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中国两百年之后我们中国人的比较普遍的关注?那说明有一些东西与现实有隐秘的联系。我们不仅仅因为对知识的渴慕，更是因为共同的忧虑迫使我们打开这本书。

　　我今天想从这本书开始，然后以我们忧虑什么、怎么思考这个忧虑来结束。

　　首先，在座的各位在其他方面都是行家，但是对产生这本书的大的历史背景不一定熟悉。我先为大家勾勒一下当时的法国。

　　法国疆域不大不小，五十多万平方公里，非常的匀称，呈一个比较规则的五边形。有两条海岸线，靠地中海、大西洋。土壤也非常肥沃，飞机飞在法国的上空看到的和北京周围的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也忍不住悲叹上帝不公。在中国，飞机一过长江底下的景观就不一样，一过黄河就很难看到成片的绿色。中国13亿人口挤在东南季风线的这一角。而欧洲土壤非常肥沃，尤其法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好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要找最好的国土面积和国家地理环境，法国最佳。但是恰恰是这个国家，两百年来一直不太平，不断地发生革命、面临政治危机。

　　举一个例子，比如宪法。英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人家是有宪政的，从1688年革命，到今天一锤定音，四百年里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养一个王室。这个王室每当有婚庆大典，老百姓还都如痴如狂，政治异常稳定。美国有成文宪法，但是人家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的。《宪法》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他们与时俱进就是体现在《宪法》的修正条款上。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结果到现在它的宪法已经改动了十几次。拿“共和政体”来讲，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在法国几乎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法》危机。而法国在1789年发生的这一场革命，则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无论是赞成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震动程度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所以叫“大革命”。我们说英国革命也没有讲“英国大革命”，讲美国革命也没有讲“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是以“大革命”称之。而这场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的动荡。

　　史学家一直在关注这场革命到底是什么原因，留下什么教训。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二百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事实上法国革命跟我们中国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再讲到。

　　客观地讲，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但从世界史上来讲，它是处于一等地位。就凭法国曾经有过这场彻底改变过欧洲面貌，对后二百年人类有重大影响的革命而言，法国的历史地位就是一等的地位。

　　法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集中在巴黎是导致大革命严重后果的原因之一

　　那么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革命以前的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和法国革命有关的君主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以及路易十六。

　　路易十四大致上是和康熙皇帝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们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而且都是他们在位的时候，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达到了鼎盛，以后又都由盛转衰。路易十五现在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他的一句著名的名言，叫“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路易十四时代做的事情一是拓展疆土，二就是迁天下富豪于凡尔赛。所以今天，我们到巴黎去，大家都会一定会去看看凡尔赛。凡尔赛的宫廷之奢华和气派，远远超过故宫。不过他所做的事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以后，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于咸阳道旁”这样的事情。

　　凡尔赛成了全法国的小金库，全法国的三千多富户都集中在那里。贵族、富户都住在凡尔赛，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财力，以至于后来巴黎成为了全国最繁华之地，而首都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当时的巴黎是整个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这还有一点点像。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场小小的八九学运就可以把全中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当然，这中间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949年以后把文化中心、学术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城市。在和平年代，你似乎觉得自豪，但一旦有动荡，这些因素就会成为让你寝食难安的事情。当时的巴黎就是一个教训。

　　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才可达的距离。如果闹学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顿;如果是经济出了危机，那基本上乱在纽约;如果政治上有什么“倒戈风潮”那就在华盛顿。三者是可以分离的，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国时期，学术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经济和传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国初期，共产党搞学潮，天天跟国民党捣蛋。从“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在组织上比“89”的时候严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学潮把执政党搞得这么狼狈?那个时候共产党对学运、学潮的总控能力远远超过六四时候的“高自联”，当时说人家“高自联”幕后有黑手，可真抓出来有几个像样的?可1945年“反饥饿、反内战”时期，真要抓“红手”，那一抓就是一大把呀。当时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现在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哪一次把南京政府搞到像后来的“六四”这么狼狈的地步?没有过。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是原因之一无疑就是贪大，贪权，把几个中心集中在一起。

　　当时的法国也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了一个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后来一出事就出大事，吃大苦头。那个是大革命以后的五十年，小革命不断，到了十九世纪的中期一个警察局的局长，是学建筑出身的，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由于他既有建筑师的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眼光。所以拉直了最适于打巷战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街道，把路打宽。这样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愤青上街，小街两头一堵就是一个街垒，马队根本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前小革命的教训，才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他们有一句名言，“巴黎就是法国，法国就是巴黎的郊区。”那我们北京呢?完全可以说：“北京就是中国，中国不就是北京的部下嘛”。这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关系，是信奉权力的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所谓首都建设。当权者信仰权力集中，信仰一个超级首都，到后来就会出大事。所以我一直不赞成中国这样比法国多几十倍人口的国家把几个中心捏在同一个城市。在和平时期是可以夸耀超级大都市，但一旦动荡起来，这就是你的坟墓。

　　我经常听见有新闻说现在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搞大学城，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样做非常蠢。和平时期是这是城市行政长官的政绩，大学扩大，然后几十所大学集中在一个区域。到动荡年代他才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说回法国。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是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因为如果贵族分散于各地，那么皇帝看不见，在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皇帝的心腹之患。中国的藩政之乱等等，都是这样起来的。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都是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也是一种削藩的方式。你们在我眼皮子地下花天酒地可以，不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区，隐蔽作乱。这样的一个结构对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法国的宫廷文化中诞生了杰出的艺术奇葩，比如说芭蕾舞、大歌剧、油画等等，特别的发达。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沙龙文化。三千贵族集于凡尔赛，男人们可以骑马打猎，可以到宫廷里面去搞阴谋、搞政治。女人干什么呢?这些贵夫人干什么呢?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男人们白天离开大院巨宅，到宫廷里去搞阴谋活动，贵夫人就在这些豪华住宅里面，在她的客厅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者，话要说得越奇怪越好，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样的人是最受沙龙贵妇的欢迎的。沙龙贵妇们争奇斗艳，除了服装之外，另一个攀比的东西就是我收养了什么什么样的文人。某某出生贫寒，但到了巴黎一鸣惊人，这一“鸣”就是从我家客厅开始的。我们可以看看卢梭的发迹，从一个外省的寒酸青年，最后成了巴黎人人争睹的时髦人物，一路上经历过多少贵夫人的沙龙。我们现在讲启蒙运动波澜壮阔，在法国它的物质基础是什么?物质基础就是女人办的沙龙。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钱去搞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他解决了分散的地方贵族的忧患，把他们集中起来，放在眼皮底下看管。但这些贵族们的女人却在他眼皮底下支持启蒙运动。这是他当时感觉不到的，所以他非常骄傲地说“朕即国家”。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一个花花公子，爹留下来的这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面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他留下的名言大家都知道，就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嘛，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是了。今天有的玩就玩，盘子崩在后面，或者再后面的人手里，那是活该他倒霉。

　　为什么开明的路易十六时期却爆发了大革命

　　接着就到了路易十六，就是法国大革命把他送上断头台的这个国王。三个国王，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怎么好呢?

　　路易十六时代的巴士底狱是没有政治犯的，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留下了LXB这样的人物，他也早就把他放走了。但是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呢?因为老百姓中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可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犯人。第二，他不仅仅开明，而且他还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节的是卢梭，卢梭就认为上流社会是最腐败的，下流社会是最干净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了、种地了，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琢磨把它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就是法国政治。

　　路易十六的开明还体现在他娶的太太是奥地利的公主，也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这个皇后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等等她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的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就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封建等级观念，这个就是启蒙时代就出现的。这个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的。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也没说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非把你灭了不可。所以路易十六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国王。

　　那么法国社会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等。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织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法国的这个土地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了。到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是自耕农，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人人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就是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了。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的、最落后的。

　　那么在经济上呢?实际上法国那个时候是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受到的历史教育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怕有压迫哪怕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好的一个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就是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之一。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毛时代没有发生革命，最多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但“四五”事件和1989年的“六四”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而中国什么时候发生动荡了呢?恰恰是最开明的时候，手松开的时候，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专制的手是逐渐往外松的。这个时候，学生就频繁上街了。

　　好坏我们且不论，单纯就革命要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够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错的。并不是像歌剧《白毛女》里说的那样，什么“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专制越严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压紧了，其实根本无从反抗。一松开，可能反而反对的声音就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改革已经开始了，改掉了一部分。但是因为改革改掉了一部分，使得剩下那一部分没有改的就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这个时候革命就有可能爆发。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短的触发的导火线，他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为什么呢?因为托克维尔他不是以历史学叙述为己任，叙述法国大革命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事。那是另外一个类型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任务。托克维尔给自己规定了就是我是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结合，他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不仅理解历史，更有助于理解当下。

　　税收成为大革命的导火索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中央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造成最大的麻烦的带来革命的部门。

　　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像世界历史上四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一个可乘之机，发生了十月革命，离财务危机比较远。其他三场革命全是因为税收引起的，而且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皇帝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他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这一次小小的税收。

　　法国革命是什么原因的呢?法国革命此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所以那个年代他们互称是“姊妹革命”。有很多人是玩了一把美国革命再玩法国革命的。也可以看出那么两者之间的联系之紧密。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一个事情的原因就是后面事情的结果。北美十三州就要独立，要把总督后面的军队赶走，就相当于现在我们香港要独立了。不是毛泽东理解的那样，一个民族推翻压迫我的另外一个民族。《毛泽东选集》里面讲，华盛顿他们要革命就是因为这个民族要反抗英国人的统治。他的世界历史知识太欠缺，他是用中国史的知识去套。其实人家不是，人家是一个民族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在税收问题上发生冲突，结果发生内战。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英王处理不当，这块独立了，地球上多了一个美国。

　　北美独立以后，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八月美国独立以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了，撤退，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核心省，也是主要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路易十六是记着这笔账。七年战争打完之后，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了，13州要独立了。于是法国国王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英国的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是没有海军的，海军从那里来呢?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半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的。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的。结果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民间军队了。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全场笑)我们在座的大家都笑起来了。不是只有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才叫志愿军。为什么叫他们志愿军?因为中国政府没办法宣战。联合国军队是当时是17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你跟17个国家宣战?都超过老佛爷了。老佛爷只不过点了八个国家，毛泽东显然也不好向17个国家同时宣战。但又要介入朝鲜战争。彭德怀那全是正规部队，哪怎么办呢?就叫志愿军。不过，这还真不是毛泽东的创举。二百年前人家法国就已经用过了。美国独立战争后期，法王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一样。是非常贵的，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但是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非常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吧。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所以贵族有特权，因为谁纳税谁有权。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当然这个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来说实际上是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的，就是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问他们“你们出不出?”第三等级说，我们没有贵族的特权，凭什么税还要我们出?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的时候，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机关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的时候，已经停开156年。我们可以想，毛在位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停了你人大、政协。等到要胡耀邦、赵紫阳、老邓他们要恢复政协、人大，不同的声音才又出来了。

　　那路易十六也是这么回事，把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恢复了。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庭议事。你注意，我们的人大、政协也一定是分厅议事。人大和政协一定要分开的。但是谁如果出个馊主意，节约闹革命，就是不要分开，让人大、政协合庭议事，那后面就可能有好戏了。在当时的法国也是，三级会议要么不召开，要召开就是分庭议事。结果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和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是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结果你们得寸进尺。

　　但是革命的逻辑就是得寸进尺。国王终于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人民大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干坐?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我们一定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那会议的议程又冲破了，不讨论税收开始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而军官们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军人在一起，就容易说这些大话。但是，那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间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已经是到了很危险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人们都相信。巴黎市民就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巴黎人心想，与其被你血洗，不如我先起义。于是决定在7月14日这一天就爆发了起义。起义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进攻目标，那目标很明确了——此前王权的象征——巴士底狱。

　　巴士底狱根本经不起打，请的是瑞典的外国的雇佣军在那固守，很容易就攻下来。攻下来以后起义者把典狱长、市长都抓起来，挑在长矛上割下头颅示众。这就是法国巴黎的国庆节，大革命爆发的日子。1789年7月革命开始之后，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的时候同情巴黎，有的时候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但是我们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就是听宪法的制约就够了。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是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们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了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大革命是有其建设性的。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了第三等级开会，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无套裤汉是什么?贵族们有身份的人碰到一起的时候外面总要有一个长裤，叫套裤。普通的男人没有套裤，叫无套裤汉，相当于今天的蓝领阶层。编织妇呢?当时相信直接民主，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大门敞开。那巴黎市民的妇女们都可以旁听。跟中国的妇女一样，那时巴黎的妇女们一闲下来就在那编毛衣，所以她们在走廊和旁听席不断地编织手中的织物，就叫“编织妇”。巴黎的国民公会、巴黎的立法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的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决等等，他们的声音都是最响亮的。这时，法国开始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就可以推翻他。推翻他以后再后面那个派别更激进，也就推翻第二个派别。这形成了革命的比赛机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谁更左、更激进。

　　革命的“竞赛”

　　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而且一浪高过一浪。1789年到1791年大资产阶级行君主立宪制。1791年-1792年是中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叫吉伦特派掌权。吉伦特派的时候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并且争论不要判决国王死刑这个问题。国王一下子变得毫无威信，要上法庭了，成了被告了。而比吉林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比尔，卢梭的粉丝。他们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了，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这个做法。第二个阶段就是罗伯斯比尔，雅各宾执政。雅各宾派区别于第一、第二阶段，他真是把自己叫做“文化革命”。也就是说早在毛泽东的的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多年法国就玩过文化革命了。但是，要推翻吉林特派，你总要显示出你特殊的地方，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整个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才一年。

　　文化革命是最最激进的，政治改了，社会也改了，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人心深处的活塞要重新装，要铲除旧人，要重新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大规模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文化政策。唱红，薄熙来是小打小闹，毛的文革是大玩。但老毛这个大玩家不是第一个，罗伯斯比尔在1793年的法国都玩过了。而且那一年，表面上法国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舒坦，我们这么有尊严，这些有朝气。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但每一个人都成了革命的对象。最后搞得每一个人从拥护革命变成怨恨革命。

　　更重要的是。革命这个东西在我看来，相当于一个人一样。人有短期发热，那么人类群体有没有过这种短期的发热?有。个体发热，我们说他癫狂;集体发热那就是大革命这样的。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能够舍弃奢侈的物质生活，乃至于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可以舍弃。人人都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的理想。我的话来说，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鸡犬升天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人得到了搞权位他的部下就跟着升官，而是说一个人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所谓理想，通过扩音器扩大，扩大以后整个社会都竟然跟着他进入他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地短暂地重复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回世俗生活中去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革的中后期就开始出现逍遥派，然后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老百姓悄悄地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另外一种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了。同时，手抄本也开始出现。到这个时候，必有某一个政党意识到一个潮流，就是社会要回家、要还俗，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正常生活，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那么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的，俗称“热月政变”。热月政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府。这个组织起来的政府从革命时候的疯狂，往世俗生活大规模地退却。这种大规模的退却，用邓小平允诺香港的那句话来讲最形象，也最简单。就是人们终于发现“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样炒。”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这种集体“还俗”的社会现象被成为“热月现象”。我们可以说，热月现象实际上不仅仅是法国的，也是俄国的，更是中国的。经过一段时期的革命癫狂以后，社会出现了集体还俗现象。

　　我们中国的“热月政变”什么时候开始的?1976年。我们的热月政变是有两件事情，一上一下，相互配合，你写上半篇，我写下半篇，这样来完成的。上半篇就是1976年“四五”事件，下半篇就是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事件，把“中国的罗伯斯比尔”张春桥、江青送进监狱，中国开始回到世俗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国的“热月现象”，是革命陷入极端癫狂以后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反弹。当然革命后也会出现很多不服气，留恋故去那个时代的人了。法国热月期间出现过巴贝夫，出现过“奋进派”。雅克宾派也组织过零零星星的起义。但最后被一个崛起的炮兵少校在巴黎接头用炮轰散。这少校就是个子非常矮，只有一米五几的拿坡仑。拿坡仑镇压了国内的革命派的残余抵抗，又顺应整个社会的世俗走向，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军事强人的独裁政府，开始发动对欧洲的战争。

　　所以拿破仑战争是一战以前的世界大战，他把整个欧洲国家都拖进了战争。而且他作战的方向也像希特勒一样，是逆时针方向，扫平欧洲无敌手。最后也像希特勒一样，一东一西两个敌人他打不下来。跟希特勒更像的第三个地方，是跟英国对峙以后掉头向东打俄国，就在1812年一败涂地。希特勒某种意义上说是捡着拿破仑的脚后跟走，连失败的轨迹都一样。拿破仑失败后，被革命推翻打倒的王朝回来了，人称“复辟王朝”，即“波旁王朝”。

　　波旁王朝仅仅统治了十五六年，法国就又革命了，这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七月革命把波霸王朝推翻，后来王朝里面的另外一个旁支奥尔良公爵回来，再恢复王权。这个王权也只维持了十几年，到1848年2月巴黎又革命了。巴黎的这一次革命还触发了全欧洲的第二次革命浪潮，人称1848年革命。这1848年革命是被沙俄利用革命的时间差逐个扑灭的。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马克思是那个同时代的人)才提出他的革命的第一教义——“以后发生的革命一定要是欧洲的几大文明首都同时发动。”整个规律被后来的列宁打破了。列宁说我一个人搞，没有一起发动，也搞成功了。

　　回国头来说1848年革命。托克维尔是1848年革命的目击者。就是说，1789年到1793年那场大革命他还没出生。他的爷爷、他的父亲经历了那场革命。托克维尔是个贵族，但是是个自由派贵族，他不是保守顽固的贵族。他的家庭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冲击，也有上断头台的。革命以后逐渐家道衰落。1848年革命让他又想起了几十年前的大革命。后来托克维尔在卡芬雅克的政府做过外交部长。马克斯书中曾经多次提到过卡芬雅克，后来1848年被镇压下去了。托氏1856年写成这本书，1859年就去世了。而1859年以后法国没有太平过。

　　托克维尔死后的1871年3月18日，巴黎又革命了。那场革命搞了72天，就是我们这辈人都熟悉的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发生是让人非常意外的，因为那不是一个和平年代，而是战争年代，是普法战争法国打了败仗。普鲁士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法国发生革命，巴黎又发生革命了。搞了72天还是被镇压下去了。这恐怕是法国最后一次暴力革命。

　　法国人为何难以“告别革命”

　　革命以后为了震慑住革命的幽灵，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一个就是要震住诺玛特尔高地。用两个东西锁住高地上的革命幽灵的。诺玛特尔高地是一个革命的胜地。1789年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1871年巴黎公社也是从诺玛特尔高地出现。马克思写的东西也老出现这个字眼。

　　法国人怎么震慑住他呢?一，在诺玛特尔高地上搞了一个大教堂，这个去过巴黎的人应该都见过。后来的法国人认为之所以革命不断，重要原因是没有宗教。过去的宗教被大革命摧毁了。要恢复宗教，所以搞了个大教堂。第二个呢，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革命胜地诺玛特尔高地相当于我们延安清凉山、宝塔山，周围全是被红灯区包围。红磨坊就是在诺玛特尔高地下面。

　　流血的革命没有了，但法国还是个不稳定的政体。比如说1958-1961年阿尔及利亚危机，1968年五月风暴……前两年，巴黎的南面的市区，第九十几区，阿拉伯子弟烧汽车、烧轮胎等等。巴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整个法国似乎一直都不稳定。就是法国这样一个上帝特别眷顾的地方为什么如此不稳定。这个我想有很多原因，法国实际上是个艺术性的国家，他不是一个科学型，不是一个理性化的国家，或者理性化远远及不上东面的日尔曼或者西边的英国。但是他的国家性格和南部的意大利，息息相通。女人们到巴黎有理由，从时尚到珠宝，女人最感兴趣的确实是在巴黎。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男人跟着巴黎的理论走，跟着巴黎的思想走，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极有可能陷入巴黎式的混乱、动荡。女人有理由热爱巴黎，男人最好多看看柏林、多看看伦敦，或者是纽约和华盛顿。巴黎是一个过于女性化的城市，像女人一样充满艺术灵感、像女人一样容易癫狂、容易歇斯底里、容易失去控制。

　　在我读过的所有的大革命时的著作当中，托克维尔写的是最深刻的，也最适合我们中国人阅读。

　　中国的革命话语氛围与大革命对中国的启示

　　朱学勤：虽然法国和中国它的地理上相聚遥远，语言不同，历史的过程也完全不同，是地球这一端和那一端的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民族。但是从政治性格来讲，我觉得如果要在世界历史上找出一对最接近的民族，恐怕只有法国和中国。当年陈寅恪曾经凭他天才的直觉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性格，尤其在政治上和中国非常的接近。

　　这里又回到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文革。毛泽东自学过英语，从来没有自学过法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你会看到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隐隐约约的贯穿在整个文革的过程，尤其是文革的高潮当中。

　　比如说所谓516通知。1966年的516通知，毛怒骂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因为“二月提纲”提出了一个爱今天来讲是常识的命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在516通知里面怒斥“这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观念”。那个时候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但是毛自己没有想到，半个月以后，对于他支持的北大聂元梓他们搞的那张大字报，他自己给出的评价就是：新北京公社宣言。而文本上看，北京公社就是巴黎公社的汉语版。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夺权。夺权有非常具体的原因，但是毛把它提高到吓死人的程度，“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然后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顺着这个思路，就把夺权以后新成立的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等到真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毛又往后一退，说“那恐怕不行吧。还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就引起所谓外交承认问题。”这个是不和逻辑的。各省市的政权怎么组织，那是各个省市的事，怎么就牵涉到外交的问题呢?这反映出毛的思维方式。逻辑上他是跳跃的。他没有受过很好的科学理性训练，天生的就是法国式思维，从这里跳到那里，然后从那里又跳回来。

　　再来看看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我经常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读完法国革命史，包括读完这本书，再看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种感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读完某一部文学名著以后，回头再来看根据这个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小人书。

　　不久前韩寒的三篇文章掀起的网络上的讨论——关于革命，关于自由、关于平等、关于博爱，关于传统，关于激进与保守等等，这个都是200年前，英吉利海峡两岸，两岸巨人的对话。那边是柏克这样的英国贵族，在上议院发表法国大革命感言录，这边是托克维尔对柏克的回应。而200年以后，到中国，这样一种巨人之间的对话，突然变成韩寒与方舟子之类的人在泥潭里面捉对厮杀。然后网民们在两边吐唾沫。争论的东西没变，争论的角色、台词、腔调、举的例子都发生了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学历史的人很悲观，常常会感觉，台词、演员、服装、道具、布景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惟有那个老掉牙的剧本没有变。我们生活在一个小人国。也许我们只能通过阅读来领略200年前那个时代的风采了。

　　托克维尔是马克思同代人。马克思是巨人，托克维尔也是巨人。针对这同一段历史，他们都写过雷霆万钧的著作。托克维尔是《旧制度与大革命》，马克思当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然后联想到5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也写过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这两本著名的历史著作。这是我倒今天还很佩服的马克思最好的两本历史作品。现在在汉语世界已经读不到这么好的文章了。

　　当然现在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对，历史证明当时的争论，很多观点是托克维尔对了，马克思错了。但是没关系，这同样是巨人的对话。这本书他1856年开始写的，1859年这本书发行第四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可以说是他的绝笔。此前他写过很多书，比如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大本，比这个出名多了。但对发生在自己祖国的法国大革命，他只写了这200多页一个小册子。尽管如此，这个200多页的小册子，今天在法国史研究领域，依然是谁都绕不过去的扛鼎之作。

　　本书的独到之处

　　那么这个书到底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首先是这本书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历史之邦，在现代以前各门学问中历史地位是最高的。我们有过司马迁，司马迁的独特的作用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一直写到了汉武帝，指名道姓地批评汉武帝。写成了这样一个史家之绝笔，蔚为奇观。而托克维尔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当代史，他写的时候距离法国大革命只有40年，他就开始提笔写了。

　　顺便讲一句，我之所以到这里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亡友高华的推荐。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来一次。高华有很多观点我非常赞成，但是有一个观点我是和他持不同态度的。高华说50年之内的历史不能写。高华反思会上有学生还这样讲。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当然有难处，高华这样讲有高华的道理，史料还没有出来，当代人自己的利害关系其没有全部退净，很多东西有主观的影响。

　　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除了有自身的困境，也有后代人写前史难以取代的优势。托克维尔的序言里面自己已经这样说。他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革命已经相当远，使我们只是轻微的感受那种另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那些激情到了我们这一代(实际上是爷爷发生的事孙子来写了)激情基本褪完。同时又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理解。”就那个精神氛围还没有褪尽。后代人写历史，史料占有比我们有优势，冷静客观比我们有优势。但是有一条是致命的短处，就是他离那个时代太远，远到他已经感觉不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了，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另一种主观，另一种扭曲。

　　从司马迁的成功到托克维尔的成功，证明其实最好的历史写作时间大概离那个事件只有40年左右。也就是说爷爷的事情孙子来写是最恰当的，再远不行了，再近了，利害关系太紧密。那么放到我们当下，离我们40年距离的是什么?也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就从中国的文革以及从文革到改革。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的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文革怎么逼出一个180度的掉头大转弯——改革?文革和改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当然有!

　　如果是个有心人，他能够是顺着改革摸到它的上游，能够摸到文革的动脉。反过来从文革写到改革，也能够比孤立的写文革更深刻。托克维尔他沾了这个光，大革命庄严的承诺我要彻底的扫清旧法国，要塑造一个新法国。结果他发现，其实大革命塑造出来的很多新的东西，在革命以前已经存在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是以断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表面是断裂，实际上是紧紧的焊接在一起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1976年10月6号，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怀仁堂事件”。那是一次巨大的断裂。居然就把毛的遗孀，毛的好学生，毛留下来的权臣一网打尽。没这“一网打尽”，改革难以启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你怎么评价怀仁堂事件的历史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它也没有断裂之间的焊接呢?是有的。

　　你看看这个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汪东兴。汪东兴1970年在庐山上和林彪联手想做的事就是要把江青，张春桥拉下马，那次和林彪的联盟失败了。失败以后913事件他沉默了五六年，在军界又找到新的盟友，叶剑英元帅。和叶帅联手把四人帮端掉。对叶帅来说，这是历史的新生，断裂。对汪东新来讲，只不过是完成他6年前在庐山上想做，没有做，做到一半，半途而废的事情。

　　这样一想就理解了，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但新的历史时期里面有多少古老的灵魂?上个历史单元的灵魂寄生在新的躯体上，与它同行。这样你就能理解这两个年代之间的多元关系——既是断裂的又是焊接的。托克维尔当年也发现了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大革命以后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正是革命以前，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一直在努力修建而不得的官僚大厦，大革命帮他完成了。

　　所以我讲，托是在史学方法上第一个让我们得到启发的就是在那种断裂性的历史事件中看到历史的联系。这是一般的历史书很难提供的。你去看看我们现代新华书店卖的关于文革以及改革的书籍。文革是个禁区写的人很少，关于改革写的人很多，但是往往那千篇一律，说改革就是对文革的背叛，改革就是对文革的颠覆，哪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回事。

　　第二是托克维尔在200年前第一次发现自由与民主是有矛盾的。当然他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他认为自由高于民主。他第一次指出这个民主内在的一些反自由的一些要素。他也第一次提出一个人的暴政是可耻的，但多数人的暴政同样邪恶。比如他提到法国人当时表面上追求的是自由，其实不是自由，那只是表达了对组织的愤恨。

　　革命的三种话语

　　第三个他的独到的地方，这话说的不好听，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文化在笼罩地位的国度，革命还是一个好字眼，虽然已经在发生一些暧昧的变化，但总的来说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里面，革命还是好的。革命是对被压迫者正当的反抗，包括毛泽东对革命的那些定义，压迫越深，反抗越强烈等等。托克维尔通过对大革命这个书里，他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这个正义的外表底下有及其势力的灵魂——欺软怕硬。

　　他强调：这场革命是专制放松控制，而不是压迫最黑暗的时候发生的。旧制度当中，是已经改掉的部分使得剩下的那一部分令人讨厌百倍。它并不是没改，他改了一部分，那一部分他犹豫了，停顿了，不想改了，或者是留在下一届政府改了，这个时候剩下来的部分让人们觉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中国，政府对个人压迫最紧的时候是文革，文革没有发生革命。真正具有那种让统治者觉得恐惧的革命性的要求，是在改革以后，改革阶段出现的。你想今天讲革命，革命话语现在已经暧昧化，既有人用革命来唱红，还有人用革命来表达对当下政体的反抗。混在一起了。我们过去对革命的肯定的历史表述是革命话语一。

　　而革命话语二，在统治最紧，压迫最重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者出现的时候拐一个弯。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当下。当下的革命话语二是剥去所有学术外衣，历史外衣，直截了当的在讨论对这个体制，就共产党要不要革命?是革了它好，还是留下来主持改革好?因为这不就是韩寒三篇博文引起的这场网络讨论的真实的内容吗?如此赤裸裸的革命讨论，这个此前有过吗?文革没有过。64以后，稳定压倒一切，把动乱消灭在一切萌芽阶段有过吗?没有过。那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异见人士，拐弯抹角的表达不满，但没有人像今天在网络上赤裸裸的讨论这个共产党是革了它好还是不革好。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网络相比90年代，那个时候相比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那讨论的这个空间应该说宽泛多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于革命，应该让它从审美学的领域、艺术的领域，让它回到政治学、社会甚至于经济学这样的领域里面，求其真，而不是求其美。用真挚的语言来叙述它，而不是用那种艺术的语言来拔高它或者是贬低它。革命本身是势力的，是欺软怕硬的。这也是托克维尔第一次揭示的。

　　以上三点是我打乱它的章节，提炼出来的三点我觉得最突出的地方：一、当代人写当代史是有优势的。二、他看到了就是自由与民主的矛盾。三、他看到了革命是欺软怕硬，是在手刚放松的时候突然爆发，而不是压到最紧的时候爆发。这个和我们此前在教科书里面关于革命的印象是截然相反。但是当诉诸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你想一想，哪一种叙述更接近它的本来面貌?我觉得是托克维尔。

　　本书的精彩篇章

　　接下来说精采篇章，有这么几章——一个是第七章，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关于北京。第七章它这个篇名就叫做首都为何压倒外省，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法国为何成为这样的国家?

　　今天来看它不仅是为巴黎写的，也是为北京写的。我看了这么多的历史书，没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来写一个国家的首都和另外部分之间的关系。如果一旦扭曲会迎来什么政治后果?这个是托克维尔第一次说。而且你看开头的第一句就像是为今天的北京写的。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也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标点符号都没错。

　　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果讲地理位置应该是武汉，如果讲宏伟应该是西安，如果讲富庶应该是上海轮不到北京。轮到北京，原因很简单，政府的性质，他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当年是由北向南枪杆子打得的天下，由于离苏联又比较近。结果就确定北京为首都，是政府的性质。

　　后来就路径依赖，谁都不去想最初那几个月为什么定北京为首都，这样定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后面能不能够矫正，能不能够避免。前面打了地基，后面就增砖添瓦，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读到这一段我就觉得托克维尔每一个字都是写给我们的。整个法国成为巴黎的郊区。那个年代出现过几场革命，惟有法国巴黎发生的革命叫大革命。与巴黎吸干了整个法国，让法国成为它的郊区有关。

　　那么具体的讲就是三个中心它叠合在一起，当年的巴黎也是这样。我刚刚讲过就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它叠合在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实际上是无法忍受之重就是。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中心每一个层面如果发生一个动荡，它会延及到另外两个层面，形成共振。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不仅可以检讨巴黎的事变会成为整个法国的起义，而且成为欧洲的革命。当年国民党的时候三个中心，一分为三，南京仅仅是政治中心，那共产党搞学潮，远远超过89年。搞多少次学潮，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事变。原因很多，不是共产党不能干，而是他三个中心，就是分离的。北平是文化中心，南京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避免了三个中心的共振。

　　美国也是，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惟有北京把三个中心捏在一起，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学生运动，就能北京搞的人仰马翻，全中国天翻地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汲取的教训，现在还在顺着这条路走。所以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要搞经济的，搞政治的，也是我们搞城建的也应该读一读。

　　这本书的另一个华彩乐章，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第三篇的第一章：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后果如何?这章我是百看不厌。他是第一次揭示出法国这个政治传统它的文学化的性格。整个法国就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贵族丧失了精神领导优势，然后官僚来填补贵族的位置。官僚的技术化，非常精细，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却不懂超越各个领域之下那个普遍性的自我的普遍知识，普遍规律。他这里面就讲就是。那么谁来填补官僚留出来的这个真空呢?哪个真空呢?就是关于国家是怎么来的?国家机器是怎么组建的?国家和社会是什么关系，这些大的问题，贵族无能回答了官僚不愿回答，就留给写小说，写杂文，写报告文学，写诗歌，这些作家来回答。

　　这种现象在我们各种教科书，各种书本里面都当正面的形象来歌颂的就是启蒙运动。

　　如何启发了民众，如何改变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托克维尔是伟大的教育学家。他认为关于政治、关于治国、关于经济、关于社会这都不是作家之所长，但是作家恰恰充当了整个法国的思想领袖。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作家，包括艺术家他，在“真善美”中，总是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善放在第二位，把真放在第三位。让作家来回答这些问题，无异于把政治艺术化，把政治道德化，把政治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塑造，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托克维尔第一次指出这种危险，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中国这一百年，其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那么大的挫折，基本上在全球遭到了普遍性的失败，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你看——共产主义运动建立的国家，各国领袖大部分是文学爱好者。

　　中国一百年，政治领袖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学家。从张闻天开始，张闻天本来是写小说的，从瞿秋白也是写诗歌的，然后到毛泽东，我承认他的诗歌写的不错，他的散文，尤其政论文，颇得梁启超之风，白话文运动史上写政论文达到毛泽东这种水准的确实不多。毛是一个优秀的文学青年。他这一辈子如果是找做文学，对他是也好，对国家是也好，也是极大的幸运。

　　乃至到晚年他都说过，我最大的理想是要做个专栏作家，如果他做专栏作家，今天写专栏的那些人都要甘拜下风的。可惜他不满足于这个，他要治国治民，用他的文学思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样一个文学的政治思维最后把国家引到哪一步?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毛为什么欣赏鲁迅，把鲁迅捧成20世纪空前的英雄，空前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鲁迅对辛亥革命非常不满，辛亥革命整个的变动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绍兴城外的赵庄，阿Q、吴妈、小弟都没变……这种想法作为一个文学家可以理解，但作为政治思维是非常危险的。它意味着革命不能停留在小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要把它引到城外，进入永正，赵庄，要进到阿Q、吴妈的心里，要引爆社会革命，要引爆文化革命。

　　鲁迅的思维说到底就是一条，凡是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专制制度为什么存在呢?因为国民没有教养，所以要改造国民性。一直到现在，这个改造国民性，“扼杀旧人，塑造新人”等等都是今天中文系那些大牌教授们还信奉的一个教义，实际上根本就是错的。你看这本书里边，总结法国革命的教训，这一章里面他讲，他说奎那：有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奠定了法国政治文学化的悲惨命运——如果国民有教养，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所以整个启蒙运动，它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精神世界，针对的是宗教，针对的灵魂，针对的是人的信仰。要在这三块里面重新改造国民性。但是对他们不熟悉的政治、经济、社会这一块，统统用文学来取而代之。

　　如果说要改造国民性，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决定论”。其实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就已经搞过了，搞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满足了一把搞文化革命的欲望，但是整个国家天翻地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此前和此后，2、3百年的历史著作里没有的，这个第三篇的第一章虽然寥寥四、五页，字字珠玑，对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启示意义。

　　最为睿智的篇章是第三篇里面的第四章——“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刚刚有个朋友问我“大革命的时候，法国的经济状况怎么样”。我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专门研究经济史。但是从我触及到一些经济资料来看，其实革命前法国的经济是在走上坡路的。并没有经济危机促发了这场革命。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激化了。集中体现在它三个等级间的矛盾。三个等级里面，最有能动性的，最不满的，是被压在底下的第三等级。当时有一句名言“第三等级是什么?当时什么都不是。第三等级要做什么?他们要求一切。”

　　到今天我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在抽税问题的上。现在我们税务部们能够这么轻率地加税，这是很危险的。轻率的加税就容易触发社会冲出，其实就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个就是抽税的太随意。马克思曾经讲过他那个年代，19世纪，各国政府都害怕法国的职业革命家叫布朗基，是个军事冒险主义者，他的一生大部分是在监狱里面渡过的。但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比布朗基危险百倍的是蒸汽机。

　　蒸汽机带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产业工人，那才是更危险的革命家。其实按照我对革命的阅读，理解，我认为可以补充马克思的一些话。马克思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危险百倍的革命家之后，应该加一句，就是财政部是比蒸汽机还要危险千倍的革命家。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因为抽税不当出发的。而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没有阶级?我觉得是有的。

　　79年之前的时代，暴力扫除了一切阶级，那时候是没有阶级的，但是却天天强调阶级斗争。此后的这个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有没有阶级?当然有阶级。但是再也不讲阶级了，这是掩耳盗铃，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第二个要强调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自律，不要把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全部文学化。如果这个民族到今天还是奉文学家作为领袖的时候，那说明这个民族的政治思维处于幼稚阶段。此前我们奉鲁迅为思想领袖说明我们幼稚，现在把韩寒奉为思想领袖，说明我们比那时候更幼稚了。但怪不得韩寒，一个小赛车手居然在网络上成了讨论革命的意见领袖，几十年以后你是会觉得这是一幕荒诞剧。当然荒诞剧之所以形成，还有韩寒个人不能承担的其他原因。

　　托克维尔警钟长鸣，庙堂上的人应该要永远记住这句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是用来吓唬人告诉你不要改。越不改，后面改革的压力就更大后果就越严重。最后就是父债子还，路易十六就是在还他爷爷路易十四，他父亲路易十五的债。击鼓传花，传到路易十六，结果就是这个盘子到他手里崩了。要改革，而且要及时。这句话不是用来告诉你不要改革，而是提醒，当你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托克维尔生平与本书对其的重要性

　　总结一下，托克维尔其人其书，我觉得托克维尔给我们当下这些统治阶层当中人的一个启示就是托克维尔生为贵族，但是他超越了贵族的阶级局限。现在不讲阶级局限了，但有阶级怎么没有阶级局限呢?而托克维尔就是他作为贵族，他能超越贵族局限。所以才写下这样一本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200年以后另外一个国家的人读，读了才倍觉亲切的书。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话来讲，托克维尔是一个屁股不指挥脑袋的人，或者说脑袋超越了屁股的人。

　　他做过多年的议员，当过一届部长，其实做多年议员做部长都是写历史书的正资产。我记得李慎之生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话真是话糙理不糙。他说“我认为在中国看得懂政治，对政治能够发言，负责任发言，非得在这样的政府里面当过部级干部以上。”这话不能说，说了以后好象李慎之反民主，有精英倾向。但是仔细想想是对的。因为这样一个政府，它是个不透明的、人治型的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政府。它的政府运作在外面是看不清楚的。你必须要身历其境，在里面滚过才知道它的长处在哪里，它弊处在哪里，你发言，批评也好，吹颂也好，才能够句句说到要害。

　　但是有部长经历的人，反过来绝大部分，99%是成负资产的。负资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屁股指挥脑袋。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那真是1%，甚至于0.1%，但是如果你做到这一步，你就超越了屁股了，也就超越了本阶级局限了。这就是托克维尔给我们的启示。

　　当下活跃的两种革命话语

　　剩下几分钟，读完200年前的革命，我们怎么来看当下的革命?当下在网络上，韩寒这批小朋友，用网络的语言讨论革命。剩下的几分钟，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个我觉得就是好端端的要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提拎起来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韩寒有贡献，贡献在哪里呢?上一年，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史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举行过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辛亥革命百年讨论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其实辛亥革命的老祖宗，成果所在地，民主所在，讨论相形之下要冷落。民国已经不存在的大陆本土却反而更加热闹，这个原因就在意，辛亥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台湾已经解决了，大陆还没解决，所以大家要热烈的讨论辛亥革命。

　　第二，辛亥革命讨论了一年，形成了一个革命话语的堰塞湖，这都是历史学家，在那里讨论一百年前的革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都有当下的关照。但是他每一句话都穿上了历史的外衣，公众无法进入，无法换算为公众话语，这是历史学界的行规行话。它就堵在那个上游，我说是话语堰塞湖。跟下游观众关心所积所虑的东西之间缺沟通。

　　这段河床是干涸的，韩寒不知轻重，三篇博文就把堰塞湖的湖岸给打开了。一打开堰塞湖顺流直下，如此大的位差，落到公共话语的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都不见，结果是我们在网络上人人都在讨论革命。而一旦到了下游，人人讨论革命，学术外衣，历史外衣都不要了。赤裸裸的讨论现在是不是要革命，以及革命遗留下来的这个政敌怎么办?真是吓死人。

　　两个地方吓死人，一个地方过去谈论革命那都是思想巨人，学术巨人谈论的。比如1905年的时候梁启超和胡汉民、汪精卫谈论革命，那都是学界巨子。革命到底是好，革命到底是坏，梁启超认为革命不好，法国大革命是洪水猛兽，这被胡汉民他们开始说，法国革命好的很，中国发生法国革命不可怕。当时他们是用那种经过高度训练的学术语言在那里辩论。现在就是一个小学毕业，打开网络，十个手指能够按按键的人都可以参加这场革命的讨论，你说是普及，的确是普及。公共舆论以牺牲它的高度来获得它的广度。

　　第二个惊讶就是曾几何时，对共产党要改革的这个愿望，建议也好，阻止也好，抗议也好，都是绕开革命两个字的。大家都避谈革命。现在网络上毫不避讳直截了当的谈，对这个体制要不要革命，可不可以革命?革了好还是革了不好?这个再过几十年，不管中国当下体制会发生什么变化，你回头看，2012年由韩寒三篇博文引起的革命的全民大讨论，不一定是全民，我们至少说是全网大讨论，韩寒这三出头是有贡献的，小家伙不知轻重，登上了这个话语的制高点。

　　但是韩寒是有局限的，局限在哪里呢?他混淆了革命的三个版本，两种话语。眉毛胡子一把抓?其实通过托克维尔可以找到这几种版本几种话语的区别。这本书里不断的比较英国、美国、美国、英国，你都可以提拎出革命的三种版本。1.0的版本政治革命，小革命。2.0的版本，社会革命，中等类型的革命。3.0的版本文化革命，大革命。托克维尔批评法国革命，之所以赞成英国、赞成美国，只是他没有像我这样明确的划分。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说：最小的革命才是最好的革命。并不是说不要革命，托克维尔作为一个贵族，他为什么能超脱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贵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不否认革命的合法性，但是他讨论了革命的三种类型。他无意当中点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最小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最小的革命是什么?是鲁迅最瞧不起，而我却非常珍惜的“城头变换大王旗”。城墙之下，街旅之上，马照跑，舞照跳，卡拉OK照样唱。城墙之外，阿Q、吴妈，小弟，原来怎么生活，现在还继续怎么生活。这个革命才是最好的。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不得已冲出了城墙，进入到社会领域，是2.0版本。2.0版本就是各位都熟悉的，产权急风暴雨的转移或者再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革命，也就是进入到经济领域了。这个用共产党的革命的阶段来讲，1949年是领导层的更迭，从蒋到毛。1956年公司合营，实际上就是中革命了，再加上土改。3.0呢?那就不象话了，就进入到人心深入，要铲除旧人，塑造新人。用鲁迅的话来讲，叫“改造国民性”，那就是文化革命了。

　　韩寒讨论的革命没有区别出你拒绝的到底是小革命还是中革命或者是大革命，他没有区分出来。

　　再有一个当下活跃在中国公共生活思想生活里面的革命话语，实际上是有两种。一个叫革命话语一，一个叫革命话语二。革命话语一，就是继续讴歌此前的大革命。那么此前的革命有天然的历史合理性，不能否定革命。那么这种革命话语一，它实际上就是封死了对革命的历史性的反思。最庸俗的版本就是唱红，红就是革命。要唱而不是说，更不能想，更不能反思。革命话语一是不对的。20世纪中国经历这么场革命，还不允许老百姓回过头来反思革命，如果按照革命话语一、这样就是唱主旋律唱下去，中国要么没有革命，如果有革命那就是重犯此前的错误。要不被你压死，压不死，回头上来的就是大革命。老百姓根本分不清是小革命、中革命、大革命，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最糟的革命最大的革命，他们分不清这些。照这样下去，最坏的结果就是大革命再来一次。

　　所以“革命话语一”一定要批判，一定要反思，一定要肃清，一定要告别。但是还有“革命话语二”。革命话语二，它实际上是这些年改革停滞不前，人们有意无意在地平线上窃窃私语的话语。并不是那个大革命话语的再版，反过来是对大革命的反思——对这场大革命的遗产，你怎么办?最好的做法是改革。自己改，共产党避免了76年的危机的重要原因，是你76年到77年开始主动改革了，所以没有革命。但是20多年以后，改革停滞，一年、两年，然后上出现改革伊始的呼声，这种时候怎么办?经济是在往前走，但社会矛盾比经济走的更快，更急。

　　这种时候一部分人等不及改革再启动，或者看不到改革再启动的希望。就开始讨论革命。当然讨论革命，这个里边你仔细分的有的说是小革命，有的说是中革命，但是讨论大革命愿意用大革命的办法来清理当下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上绝大部分，那些讨论革命的那部分人，并不是在呼唤大革命，他呼唤的是小革命。

　　在这种时候，我们小范围里面讲，改革长期停滞，当天边出现小革命的乌云的时候，革命是即将是逼迫改革创新启动的一个院外压力话语。说实话，中国有过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有过。没有1976年上半年的革命，援外压力话语，那个院外压力话语最强音就是——“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没有这个革命压力，那后面的改革是难以设想的。

　　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乌坎，它就是个小革命，乌坎的老百姓跟军警对峙了这么长时间，军警进不去，里面自治。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峙，汪洋怎么会明智的妥协，退一步，在对话当中寻找化解这个危机的新的途径呢?他找到了，他副省长进去了，他承认老百姓自己选出来的这个组织了，他不开枪，不镇压了，他寻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模式了。没有此前的乌坎民众这样的一个做法，汪洋何必让步呢?正是有这个东西，汪洋才会让步。乌坎模式是在压力下出现了一线曙光。这种时候你泛泛的说要告别革命，泛泛的说所有的革命都是反动的?实际上是于今天中国出现的新的民众自己救自己，社会自己救自己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革命话语一，是一定要告别的，而革命话语二要小心对待。

　　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网上讨论什么，谁在讨论，是巨人还是侏儒，而在看公众生活当中实际出现的事件。就是今年短短的两三个月里面南方出现乌坎事件，西面出现王立军事件，王立军事件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唱红打黑的破产。而此前乌坎就是开启了新的可能。

　　我认为乌坎事件加一个王立军事件，实际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20年以后历史学家来写我们这个时代是怎么结束的。我想谁都绕不开这两大事件。20年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的结束。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了。所谓社会治理，社会管理也好，新的方式是革命还是改革?在这样时候中南海里有高官想起了托克维尔，想起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明他们的脑子还没有糊涂到最后的程度，还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还知道自己想避免什么，这是好事儿。

　　第二个我觉得乌坎事件有可能让执政者看到“稳定压倒一切之外”的与社会对话的可能，探讨妥协双赢的一个空间。因为在乌坎事件以前，由于六四的后遗症，也由于此后的操盘者已经失去了80年代改革初期的热情，所以就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导致后来的继任者为怎么粉饰这段历史而伤透脑筋。但是“稳定压倒一切”又有一个内心的无奈。什么无奈呢?就是如果我不压，实际上又看不到出现良性的对话的可能，没有找到大家共赢的模式他。他看到的是如果我不压他就得寸进尺，就广场聚会，他就蹬鼻子上脸。所以他一定要用强力把它压下去。那么能够说服他放弃稳定压倒一切所需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社会本身能出现一个模式，让他相信老百姓是讲理的，是知进退的。而老百姓也觉得政府也是讲理的，也是知进退的，双方共赢，需要这么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些事情放在那里，就能够更有理由说服他。我相信领导层后一代人的智商不会低于前两代人，他不会看不到乌坎事件给他带来的希望。正是因为一个破，一个立，加起来。从破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从立的角度讲，我看到了一线希望。当然，操盘不在我们，在掌权者。如果他不这样判断，是另外一个做法，那到时候我只能说我判断失误，再收回这句乐观的话。

　　(由于演讲时间为2012年3月，故朱老师演讲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热点。本文未基于发布时间作任何删改，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