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出现了虚报浮夸现象，各种农产品产量不断“放卫星”，亩产多少多少的报道充斥各级报刊。而当时国家对农村采取的是“统购统销”政策，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除了留下一部分自己消费之外，其他的都要出售给国家，不能拿到市场上去交易。由于虚报产量高，生产队卖给国家的粮食和棉花也就相应要多，农民留作自己消费的就要少，以至于农民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最后吃饭穿衣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史称“万言书”，委婉地陈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给农村和农民造成的灾难，而毛泽东不仅没有理解和接受这些意见，反而还将彭德怀当做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予以批判，并撤销其国防部长职务。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面临空前困境，有很多人也开始怀疑集体化的道路，怀疑“三面红旗”。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有着80多户农户的生产大队，坐落于太行山区。1953年，大寨开始办农业生产合作杜，陈永贵任合作社社长。以后成立人民公社，大寨成为昔阳县大寨公社所辖的一个生产大队，陈永贵担任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老百姓战胜穷山恶水，修建了梯田和各种水利设施，使大寨老百姓逐渐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历史，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大寨大队由于坚持走集体化的道路，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于是便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和重视，成为毛泽东回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些怀疑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的有力武器。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刊发《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同时还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由于最高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于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长达十五年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六十年代初便迅速在全国展开。

　　我们的家乡早在五十年末期就成立了人民公社，经过大跃进的折腾，老百姓缺吃少穿。在那个困难时期，有很多地方的老百姓吃树皮，啃草根，甚至吃观音土，才侥幸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家在洪湖边，湖里有莲藕，有菱角，有鱼虾，拜大自然所赐之福，我们的乡亲们“靠水吃水”，勉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经济调整，当时的农业生产慢慢恢复了元气，老百姓终于从极度的贫困中挣脱出来。后来虽然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比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但是，这些运动毕竟没有最大限度地伤害农业生产的元气，老百姓还不至于再度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于是上级一号召，他们就积极地响应，并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大寨的活动中去，他们的愿望其实也很卑微，那就是能够免除饥寒。“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的确给了他们这个希望，五十年代编制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到1967年左右，我们长江流域的粮食产量要达到每亩800斤，棉花(皮棉)要达到每亩100斤。大伙儿学大寨的目标不仅仅是“达纲”，而且是要“超纲”，农业产量“超纲要”是当时明确的奋斗目标，响亮的政治口号!他们也期盼着能够像大寨人那样过上有饭吃，有衣穿的生活。

　　那么，“农业学大寨”学些什么呢?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大寨的精神：“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时隔十一年的1975年，在全国学大寨会议上，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的总结报告中也几乎重新复述了周恩来的这几句话，他指出：“大寨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因此，我们农民兄弟学大寨，也就是学习大寨人的这种精神。

　　首先，要学习大寨人在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大寨人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政治上和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事事时时都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生产队当然也是这样。当时生产队为每家每户都颁发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每家每户都把这部书放在家里原来放祖宗牌位的位子——后来叫做“宝书台”的上面。在生产队的队屋开会的地方，两面墙壁上从地面到屋脊都贴满了毛主席有关活动的照片。村子里的墙壁上到处都刷了标语，这些标语基本上都是毛主席语录，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什么“农业学大寨”，什么“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等。在每家每户的门楣上用红漆刷了一幅画，画的上方是一张毛主席的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头像，头像四周有闪闪的金光，表明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下边是三朵葵花，每个花盘上有一个“忠”字，其寓意为“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每到月中的夜晚或农闲时节，都要召开社员会议，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每年都要评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被层层往上推荐选拔，少数特别优异者会被安排到很多地方作报告，宣传自己是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的。其次，大寨之成为大寨，首先在于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在当时是不允许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只要是农民(包括地富反坏)，都要进入到人民公社这个体制中来，这就是所谓“入社”。当时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即生产活动的安排和生产收益的分配以生产小队为单位)，所谓入社，就是将自己私有土地、耕牛和各种农具都交给生产队，然后自己在生产队劳动。人民公社刚刚建立的时候大家一块吃食堂，所以每家每户根本就没有一点自留地。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为了扭转当时的那种局面，于是每家每户分到了一点自留地，大家可以种种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以满足日常生活之需，或积攒一点油盐钱。大伙儿平时要以集体生产劳动为主，至于耕种自己的自留地，只能够在集体劳动之余。如果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劳动时间过多，或过于精心管理，小心伺候，也会受到领导的责难和批评。大家只能大干社会主义，不能够大干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开展了一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上级规定，每家每户自留地只能是多少，不能够随意扩大;鸡和鸭只能够养几只，超出规定数目就是所谓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房前屋后的栽种的树木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如果超出范围，这些树就要被砍掉，不然就应该交公，等等。所谓“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当时的流行语)是也。

　　其次，学大寨还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要同所谓的阶级敌人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寨大队的一条经验是进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阵地是村前的大柳树下。他们说，过去在大柳树下，地主经常吊打穷人，今天我们贫苦农民翻身了，他们要在这块地方斗争地主，忆苦思甜，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防止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其实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农村中的所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个个都噤若寒蝉，政治运动一旦到来，都闻风丧胆，哪个还敢有胆敢乱说乱动，抑或肆意妄为的。但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认为敌人贼心不死，还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这些人要严加管制，提高警惕。当时农村抓阶级斗争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一、经常召开社员群众大会，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遵照伟大领袖的指示，千万不能够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二、对阶级敌人进行管制，他们要定期向有关方面报告自己的行动和思想状况，出远门要请示，回家要汇报，革命群众要严格管束他们，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要多付出劳动，特别是要担当又苦又脏的劳作，不能有任何怨言。三、定期召开批斗会，对所谓不遵纪，不守法的地主富农和坏分子进行批斗，斗争他们的时候，他们要低头弯腰，甚至要戴高帽子或挂牌牌(将一块写有如“不老实的地主分子某某某”或“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的木制或纸质的牌子挂在胸前)。四、配合时下的政治运动，运用墙报、黑板报或文艺节目的方式批判具有代表性的阶级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文革初期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地方的代替人;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判投降派宋江等。当时的农村分化成两股势力，一股是人民群众，一股是阶级敌人。原来本是一宗一族的人分了成两派，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农村社会中，一时人际关系复杂、紧张。“人民群众”高高在上，是所谓主人;阶级敌人唯唯诺诺，是所谓被管制的对象，他们生怕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招致无妄之灾。这些被称之为“四类分子”的人已经沦落为农村社会中的另类，是共和国的二等乃至三等公民，或者叫做政治贱民 。

　　再次，要学习大寨人发扬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穷山恶水，夺取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大寨地处山西省的贫穷地区，这个地方属于丘陵地区，土地零零碎碎，不成块，人均占有耕地非常少，粮食生产产量非常低，农民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非常艰苦。解放后，在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书记的领导下，大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自力更生，大搞农田和水利设施建设，进而促进农业生产进步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得人民群众基本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家乡属于湖区，这里的土地非常肥沃，但是洪水一旦泛滥，就会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吞噬殆尽。因为在我们的东边是浩瀚的长江，西边是浩淼的洪湖。每当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到来自东西两边洪水的夹击，因此战胜洪水成为我们农业夺得大丰收的头等大事。为了抵御东边长江的洪水，就得要加高加厚长江干堤;为了抵御西边洪湖的洪水，就得加高加厚洪湖围堤。每当冬天来临，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会担着扁担箢箕，扛着铁锹来到水利工地参加水利工地的“大会战”。大堤加高加厚了，洪水就不来侵犯，丰收的把握也就更大了，农民们辛勤的劳动终于有了回报，大家再不为有洪水来袭而惴惴不安了。平时的农闲时间，农民们还要进行基本农田水利建设，比如深挖田地的排水和灌溉沟渠，疏浚沟渠淤积的泥土，修筑田间小路，修建道路和沟渠交叉处的涵闸等等。当时的干部也像当年的陈永贵那样，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在水利工地，经常能看到干部劳动的身影。现在有一些人说当时干部的作风好，大概看到的是他们的这一面吧。有人说，我们农村的水利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这话的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政府投入不足，特别是对于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没有什么投入，所以当时修建的一些档次比较低的水利工程设施，一旦遇到下大雨，或来自长江和洪湖的洪水侵蚀，就会被损毁，或被水土淤积，以至于完全丧失灌溉和排泄功能。同时由于盲目向洪湖的纵深处挺进，围湖造田，使湖面面积日益减少，对湖区鱼类和鸟类，特别是对洪湖野鸭造成灭顶之灾。人类对洪湖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实在是肇始于当时，祸患至今未绝。

　　第四，要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大寨在合作社时期就向国家多卖粮食。1963年，大寨大队遭受了罕见的特大水灾，但是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当时，我们生产队也学习这种精神，丰收年景，多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棉花;就是遇到灾荒年景，不要向国家伸手，自力更生解决自己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当时生产队在农业生产上是没有什么主动权的，每年要种什么，水稻是种一季还是两季，种多少面积，乃至于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从事什么样的田间管理，什么时候收获等等，都要听从上级安排。为了备战备荒，生产队的土地只能够种稻谷和棉花，这就是所谓“以粮为纲，以棉为纲”，如果改种了其他的作物，是要负政治责任的。当时国家利用统购统销政策，要求农民积极向国家上交粮食，而且名目非常多，首先是交公粮，然后是交战备粮，然后是交“忠”字粮，——向毛主席表忠心，要交粮;还有其他的一些名目，什么爱国粮，什么抗灾粮等等。粮食上交给国家和留足集体的以后，老百姓留下的口粮并不是很多了，一年到头要让全家人吃饱饭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很多家庭都不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以至于长期在米饭当中掺杂一些菜蔬，比如苕丝、萝卜或其他青菜。每当到了秋季粮食登场的时节，在农村蜿蜒曲折的大路小路上都是运粮的人马，有时候是用肩挑，有的时候是用牛车拉，后来有了板车，每个生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之后，就用板车拉，用手扶拖拉机拖。当时流行的一首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描写丰收以后农民驾着满载粮食的大车，喜气洋洋地向国家交售公粮的情景。曲调是活泼和欢快的，但是在农民听来，心情却是沉重而感伤的。农民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播下种子，但是到了秋季收获的粮食都装到国家的仓库里去了。每年开春季节，家家户户都缺粮食，以至于又需要国家返销一部分粮食才能度过春荒。而在谁才能够吃返销粮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很多腐败，当然实在困难的家庭固然可能得到一些返销粮，但是一般来说，那些当干部的家庭，或者和主要干部沾亲带故的家庭，吃返销粮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因此现在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只是由于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比较低，这些人的腐败还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而已。

　　文革后期的1975年9月，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当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于是一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华国锋的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农民发出号召：“苦战五年，到一九八○年，要求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其他的县也都要建成更多的大寨式的大队和公社”，“使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其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作了报告，他的报告要求全党要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声势造得比去年更大，干劲鼓得比去年更足。”大会除加进了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新内容之外，基本上还是继续重弹第一次全国学大寨会议的老调。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旗号下，当时盲目地进行所谓“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即由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逐步扩大到以生产大队乃至人民公社为核算单位)，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进而损害了整个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相当大。

　　农业学大寨运动虽然发轫于文革之前，却是文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一次从属和服从于“文革”的极左运动，这个运动以学习大寨为借口，实施的实际上是对农民思想和身体的控制，对农村和农民杀鸡取卵式的剥夺。1878年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第一次删除了以往文件中必写的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代之以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性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虽然谈到了大寨经验，但是这个决定要求以大寨为代表的农业先进典型“对自己一分为二，努力创造新成绩、新经验”，这表明决策者对当时奉若神明的所谓“大寨经验”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以胡耀邦、邓小平和万里为代表的改革者果断结束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村全面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才使农业生产恢复到正常的轨道，农民兄弟们才正式告别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然，现在三农问题还没有真正彻底解决，但是，农民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是那个时代所不能想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