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纪检部门查出的贪腐案件中，被查官员收受贿赂中，“雅贿”所占的比例很高。所谓“雅贿”，就是送给官员字画、古董、玉器等有文化含量的礼品。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35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收受的字画、玉石等物品近200件，价值1300余万元。

　　难道这些年贪官们的文化素质真的突飞猛进，进化到弃铜臭而逐高雅了么?非也，就像孔乙己“窃书 不算偷”的调调被嘲笑为狡辩一样，“雅贿”照样是贿赂，所谓贿赂，就是用财富去换取公权力，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 区别，“雅贿”只是铜臭上喷上香水，包裹一层文化的外衣。官员们喜好收受“雅贿”，除有附庸风雅的原因外，还有规避风险的考量，或者对当今多数官员来说，这个考量是主要的。以曾经一段时间和田玉成为送礼热门为例，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个官员如果收受若干金条，一旦被查处，其受贿金额很好计算，国际金价摆在那儿。可若收受一块和田玉，其价几何，确实不容易评估。

　　中国的送礼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当然有正常的人情往来的送礼，但送礼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向有权势的官员敬献，其送礼的目的十分明确。在春秋时代，中国处在真正以礼仪治国的时代，那时候送礼很讲究，但礼品本身的价值并不高，所强调的是礼品所传达的社会规则，如规定结婚男方向女方送贽礼，天子用鬯，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即便士有钱也不能随便给女方家送 玉这样的贵重物品。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贤人叫陈仲子，他的哥哥是大夫，有一次受了别人送来的一只鹅，他妈妈在他不知情时煮给仲子吃了。吃完后仲子知道这只 鹅是收受的贿赂，便抠喉咙把吃下去的鹅吐出来——我国先民是够质朴的，给堂堂的国家重臣送一只鹅，现在怎能拿得出手?

　　纵览史料，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官场送礼文化或者直白地说是贿赂文化，到了明清两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知道，明清两代的帝王可是以严刑峻法肃贪，但现实无情地嘲笑朱元璋这种不惜把贪官剥皮的开国君主。特别是在两个王朝的后期，行贿、受贿的花样翻新，且把这种行为想方设法用雅致的面纱包装。 比如官场最流行的“两寿三节”送礼，本来就是下属给上司行贿，可一旦选在老爷、太太的生日以及新年、端午、中秋三大节日，似乎就显得温情脉脉，富有人情味 了。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那时候 “雅贿”的名堂比现在多得多，严嵩、严世蕃父子大权在握时，严府收罗了天下的奇珍异宝和文物古董。

　　大盂鼎和大克鼎、毛公鼎被称为“海内三宝”，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出土。后来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部下、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以700两白银购得，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将其送给潘祖荫，感谢当年潘的搭救之恩。700两银子买这样一个宝物，送给陕甘总督，也可算“雅贿”吧。张居正当了内阁大学士后，一位县令送了他一根玉带。张居正惊呼：“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在晚清的琉璃厂，一些古董店的老板专门充当官员行贿、受贿的桥梁，用现在的话 来说，就是专业洗钱公司。比如一位地方官进京花1万两银子在某书画店专门买一幅仿造唐伯虎的赝品，送给某大官。这大官和店老板彼此合作多年，他让仆人拿着这幅画来店里，店老板退给他9500两银子。如此，店老板得了500两手续费，大官有9500两进账，而那幅赝品放在府里，即使将来朝廷追查下来，也不值几个钱。

　　明清两代为何贿赂文化如此发达?关键原因是这两个王朝的集权和专制水准远迈前代，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权力高度集中而制约和监督跟不上的话，那么取悦权力的手段必然层出不穷，不断升级。“雅贿”无非是各种升级版而已。

　　不过 ，那时候“雅贿”的收受者还多是科举出身，是真正的文雅之士，如严嵩严世蕃父子都是大才，张居正、左宗棠就更不用说了。而今收受“雅贿”的官员，我超级怀疑 他们没几个人真正懂得文物珠宝，能明白文物珠宝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这样看，即使是“雅贿”的水准，离传统尚有不少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