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并非

　　来自大河流域

　　讲到文明起源时，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对文明古国提出了一些定义。比如，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阶段，至少要有几个阶段，如：农耕和畜牧，使用陶轮制造陶器等，还有冶金以及文字的发明。到后来，就有大规模的灌溉农业，主要在大河流域。但这种说法到现在，已有大半个世纪了。

　　根据这种说法，我们很容易得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而这些古国的文明之所以能率先萌芽，与四条大河息息相关。

　　但20世纪中期已有人指出，农业的发明不在大河流域，最早发展出农牧业的是环绕两河流域的山侧地带，今天我们种植的许多种作物和驯养的许多种动物，其野生祖宗都出在这里。甚至连埃及都没能独立发展出农牧业，因为没有山侧地带，地理条件不允许。

　　农牧起源地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这从美洲也能得到证明，北美洲最吸引人居住的地方是密西西比流域，它条件比伊拉克的两河、比埃及好得多，但是文明偏偏不发生在那个地方。

　　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带可能不是黄河流域，而是江汉流域。江汉是小河道交错的地方，不是一条大河流域，应该是产米区。

　　柴尔德那种解释文明起源的模式，显然是受了英国推广工业革命模式的影响，英国工业革命是从一个中心向其他地区蔓延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古代文明也是这么推广的。

　　很明显，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埃及与印度，并不是发明农牧业的地方，其农牧文明是二手的，只有两河地区和中国，才是发明了农牧业的地方，中国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黄河地区的先民独立驯植出小米，而大米的种植，也是中国最早。

　　虽然埃及并非发明农牧业的地方，但它地位可能更崇高，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古代近东最早的新石器文明，此外，北阿拉伯的游牧文化也受到尼罗河一个绿洲的文明影响。可以说，埃及堪称是农牧业的外祖母。

　　如果我们接受全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目前为止考古的证据是非洲，将来可能会被推翻，现在中国国内不少学者不太信服这一点)，则人类走出非洲主要的通道就是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功能有点像白令海峡，是人类进入新大陆的唯一通道，由此可见，埃及的地位应不止于四大文明古国。

　　谈古史应超越民族国家视角

　　至于说到中国，今天农牧业文明的考古遗址都处在中国国境内，但古代是不是这种情形呢?古代长江和黄河根本是两回事儿。从江汉流域到华南这一带，如果它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则它衍生的后果不一定是中国文明，也有可能是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的始祖。

　　我们今天看古代文明，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视角，如果用现在的国界来框线，我们就看不清楚很多东西。比如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大部分遗址在巴基斯坦境内，而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国，为什么称为文明古国呢?所以说，我们需要打破民族国家的框线。

　　今天我们说“中华文明”，这个词本身是语言的建构，里面可以填很多东西，每个人、每个学者，都倾向于将中国文明“本质化”，所谓“本质化”，是一个术语，意思是将某个名词当作那个东西的本身，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

　　今天很多人觉得，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心。其实，中心常常是前线，比如明代北京就一直是前线，以防止来自东北的外族入侵。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中原主义?而且这个中原主义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这就是“黄土带的迷思”。因为中国人自身认同就有一个是“黄”，祖宗是黄帝，黄土带是仰韶文化的温床。1950年代、1960年代，一个留美学者叫何炳棣，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文明的摇篮》，就是黄土迷失的一个典型表现，而且他是一个大学者，讲话很有权威性。

　　何炳棣并没有脱离民国时期的认识视野，现在小学教科书、大学的读本，乃至考古学家都说中原文化是由仰韶、龙山来决定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大中心主义。

　　我的世界史讲法

　　与众不同

　　之所以写《新世界史》，最初动机是想替历史系学生写一个入门的导论，后来越写越长，原来教科书只是一本，可我写完第一卷，古代阶段还没讲到。后来只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也就不再是教科书了，如果你对世界史感兴趣，可以看我这本书。现代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是四大文明古国、大河流域文明之类，但我不这么写。

　　在书中，我提出了一些难题，比如罗马帝国是离开欧亚大草原最远的一个角落，为什么会第二个垮掉?古代有几个大帝国，秦汉、贵霜、波斯、萨珊、罗马，印度与波斯头顶上就是草原，中国是第一个垮掉的，而罗马帝国为什么第二个垮掉，那时匈奴已经内讧。

　　当然我要解释，匈奴进入欧洲后组建的是哥特人大帝国，总部设在今天的匈牙利，那里的喀尔巴仟盆地牧草区的范围只有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4%，不可能建立起冒顿单于那样的匈奴大帝国，而且哥特民族是农耕民族，此外罗马帝国200年来持续被边患困扰。

　　我这样讲世界史，是一种新的讲法，我是想将零碎的知识串联起来，你不要看匈奴不见了四百年，其实没有那回事儿，它是造成欧亚大陆文明和草原边境全线震动，它最后消失的地方反而是在中段，而不是东段。而且我指出，这跟罗马帝国结构比较脆弱无关，因为东罗马结构一直维持到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的前夕。

　　世界上宗教分成两个大系，一个是亚伯拉罕系，一个是法向系。印度宗教都是法向系，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是亚伯拉罕系。在《新世界史》的第二卷，我讲到伊斯兰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科研的时代是希腊化时期，第二次则是在伊斯兰世界，所以涌现出很多大师，比如阿维新、法拉比等，这被称为“科学革命”，是西方科学革命前的一个高峰，因为它综合了印度的、中国的和希腊化时代的科学，这后来也刺激西方。

　　一场是科学革命，一场是教义的革命，如果两场革命只能存活一个，结果存活的是后者。我也讲不出其中的道理，因为这个东西很复杂。我也要试图解释，但是没有很令人满意的答案。

　　勿将今日观念投射于古代

　　“四大文明古国说”究竟是怎么起源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很怀疑是不是民国初年编小学教科书的时候给编进去的，当然也不能这样说，我看英文的教科书中，也将第一代文明列成四个区。

　　如果说我们形成了这种思想，那可能也是外来的。但是大概不会早于20世纪以前，因为古印度流域文明大概到20世纪初才开始真正的挖掘。再比如，当时讲到“四大文明古国”还是用巴比伦来代表两河，还没有推到苏美尔那么远。

　　其实在中国，也有比较大的改变，1900年以后，我们发明出了一个祖宗，叫黄帝，而这个在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作品当中，都还没怎么提到，只是到了1900年，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才想到应该推出一个象征人物来代表，就像日本神武天皇那样，或者像西方某些民族国家的祖宗那样。因为需要建构这样一位祖宗，所以才将历史推到五千年前，当时考古学家们也不太相信中国古代文明有五千年。

　　我想，“四大文明古国说”应该是两方面因素在起作用，就是西方和中国，但不会早于20世纪。

　　要看到，民族国家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变成一个教条。19世纪有三种文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

　　民族国家开始是一种颠覆封建王朝的力量，如果你是当权派，就要镇压他，只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里面完全肯定民族自觉，这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今天我们看古史，是不是也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投射回古代呢?可事实上，古代所有帝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很少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理想，这种理想当然也制造了悲剧，比如不是本民族的人，最好是迁走或者是消灭，结果带来许多悲剧。犹太人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也没有祖国，所以大家都要杀他。

　　总之，民族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概念投射到历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