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陕西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连续两年来，在全省一千多万农民中，仅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今年，陕西省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000人，认定不低于6000人。（4月19日《华商报》）

　　农民也评“职称”？“新型职业农民”是个啥“东东”？对此，网上的小伙伴们表示不解，吐槽称“花架子”、“变相收费”等。其实，农业发展到今天，“农民”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世袭”的身份向全新的职业转变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势。撕掉身份标签，回归一种职业，更是广大农民的夙愿。所以，在“新型职业农民”这个新生事物面前，不妨多一份耐心和善意去看待。

　　一看到“认证”，就想到变相收费；一看到“证书”，就想到花架子，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惯性思维应警惕。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认定中，能多大程度上保证科学性和规范性，从而避免权力寻租和变相收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能用固有的偏见和任意的想象来否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认定制度。如果看不惯“新型职业农民”这一称谓，只能说明你目光短浅且充满歧视，OUT了。

　　2012年，“新型职业农民”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同年农业部在全国启动了100个县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目的就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这个既迫在眉睫又事关大局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农业的未来，国家的粮食安全，就寄托在新型职业农民身上。试点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政策扶持三项制度，让农民成为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这无疑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制度性变革。

　　认定管理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证书有实用，给农民带来真金白银的政策扶持和切实周到的服务，增加新型职业农民的吸引力。所以，认定是必要的，而且还应该严格一些。陕西的做法是通过层层筛选、审查和培训、资格考试等，最后颁发认证资格证书，从制度看无可厚非。至于说认定的依据、标准等是否科学，比如高级职业农民认定要求年收入为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20倍以上（几十万），可以商榷，但不能以此否定认证制度。

　　网友的吐槽，一方面源于对“新型职业农民”缺乏认识、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与权力失范及公信力不足有关。无须讳言，在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认识不够、组织不到位、培训力量薄弱、认证不透明甚至是权力寻租、骗取补贴等现象，让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制度激励作用打了折扣，这有待于今后改进。

　　相对庞大的农民群体来说，尽管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目前还很少，但代表了未来的方向，也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与其去质疑制度本身，不如去监督政策落实，共同推进农民的职业化进程，彻底根除农民的身份标签。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农民靠农业赚了大钱，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陈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