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42 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28 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 48 岁。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35 岁了。博古24 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 1931 年接手中共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 年出生，1925 年 10 月入党，1926 年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 1931 年接手中央时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 ：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所谓的“站队”，就是在 “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 1927 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 1929 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从 1927 年年初到当年 9 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因为俄文好，从这一年的 10 月到 1928 年 2 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直到 1928 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 1929 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 1930 年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三年多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接受力强，领悟快，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运动又时时提醒他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20 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 1929 年回国后也不过就是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一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这个观点，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当时对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经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 ;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 年 3 月下旬，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骨干干部相继离开上海 ;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 4 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 6 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 1941 年 9 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王明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 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最后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 9 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 ：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这个说法应属可信。

　　不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 15 岁，刘少奇、康生大他 9 岁，张闻天大他 7 岁，黄平大他 6 岁，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 24 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