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到1950年代，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后，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简化字不是清末才出现的，1950年代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简化字一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如今强行废除正字，通行的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生造字等，很多不符合汉字的六书原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强行“转正”为印刷字、正字是有违其本性的。作为“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但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化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高玉，1987、1995、2000年分别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201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等。

　　汉字简化是汉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汉字改革又是汉语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汉字简化对汉字改革、汉语变革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语言学界的思考特别是反思至今甚少;很多知识人(包括一些语言学工作者)主张恢复繁体字，但为什么要恢复?其深层的语言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是什么?也没有作深入的思考和表达;至于如何恢复?恢复到什么状况?学术界更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设计。鉴于此，笔者试对清末至今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背景、理论、推行方式以及实际效果等问题进行检讨，希冀推动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一

　　汉字、汉语自产生之后就一直在变化着。汉字起源于图画，从形体上经历了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再到楷书的过程，在手书的意义上还有行书和草书。总体上看，汉字的变化是一种从图画到符号、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杂芜和枝叶的东西不断地脱落而留下一些筋骨的东西;但是，汉字的数量和书写则呈相反的变化，字数越来越多，异体字越来越多。汉语的变化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书面语来源于口语，口语不断简练而雅化，再加上文人们不断丰富和创造，使它越来越远离口语;另一方面，口语不断变化，也不断丰富，自行发展，越来越远离书面语。除了秦朝的“书同文”以外，中国古代不论是汉字的变化还是汉语的变化，都是自然流变，是人文而不是行政强力所为，所以变化速度缓慢——汉字“体”的变化比较大，但结构变化不大。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提出汉字、汉语改革的问题;但自清末以来，汉字、汉语改革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并最终导致汉字、汉语发生巨变：在汉字方面，最大的变化是简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化、拼音方案、读音统一等;在汉语方面，语言体系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变成现代汉语，与此相关的语法、词汇、词义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

　　清末以来汉字汉语变革的根本原因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变革的要求。中西方自明末开始交流以来就时有冲突，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落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则使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面对西方列强的攻势，中国一方面是抵御、自保，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进而痛苦地向西方开放，向西方学习。反思的路向和进程可以说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开始时认为器物不如西方，后来又认为政治制度不如西方，最后认为文化也不如西方——原因在于教育不发达、国民素质不高等，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和文化就此发生了现代转型，于是有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文化。清末汉字汉语改革就是在这种反思过程中发生的。当时接受了西学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之所以不发达，国民素质之所以低下，根本原因在于汉字和汉语——汉字繁难(难识，难写，难记)，汉语文言不一致，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掌握运用，而民众大多数是文盲，不能读书看报，不能进行书面表达，甚至于最简单的记账都很困难。

　　汉字复杂难学，可以说是清末语言学界普遍的观点。例如，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①]林辂存说：“我国文字，最为繁重艰深……中国字学，原取象形，最为繁难。”[②]陈虬说：“字又着实难识得很……而且笔墨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③]沈凤楼说：“中国文字极烦，学亦甚艰，自束发受书，非十稔不能握管撰文。”[④]杨琼、李文治说：汉字“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⑤]马体乾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⑥]因此认为需要改革，不同的只是态度和具体方案。

　　清末兴起的汉字改革有三种态度，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案。一是最激进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废除汉字，代表人物是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的李石曾和吴稚晖。他们认为，西文优质，与其学习、模仿西文，对西文进行改头换面的汉化，或者汉语西文化，还不如直接照搬西文，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⑦]由于民族自尊的原因，这种主张在清末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还遭到章太炎等人的痛斥，但到“五四”前后却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中不少人认为汉字终当废除，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都持这种观点[⑧];但他们同时又认为，废除汉字是困难的，所以主张用妥协的方式，即保留汉字，但废除文言文。二是中庸的态度和方案，以刘师培、潘籍郛、卢戆章、蔡锡勇、王照、劳乃宣等人为代表，主张不否定汉字、汉语、文言文，但在汉字以外另创造一种简字、快字、合声字，在文言文之外另建立一套由土腔、方言、口语、官话等构成的汉语书面语，也即宽泛意义上的白话，前者供知识分子使用，后者供大众使用。这种态度和方案在清末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态度和方案。据倪海曙统计，从光绪十八年(1892)卢戆章提出中国第一套汉语切音字方案，到宣统二年(1910)郑东湖提出汉字笔画切音字方案，十九年的时间共产生了二十八种新汉字方案，所创造的新汉字包括拉丁字母切音字、汉字笔画切音字、速记符号、自造符号、数目代字等，并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实施，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字的书，但最终都成为了历史;不过，它们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电报数码、速记等有很大影响。三是保守的态度和方案，主张对繁体字进行改造、简化或者简便。这是一种思路很不清晰的态度，当时缺乏深入的讨论，提出的方案并不多，也不具体，但却是本文最为关注的。

　　简化字可以说古已有之，符号化就是一种简化。秦隶之后，汉字结构大致固定，之后的汉字变化主要是减省笔画，或者变化笔画。中国古代印刷主要是雕版(或刻版)印刷、活字印刷，印刷体在汉字的形体上相对规范，但仍有一定的随意性;大量的文书则是手写，而手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特别是流布范围比较小的文书如日记、书信、账目、收据、借据、文告等，书写更是随意，大量使用别字、错字(例如，偏旁错误，笔画错误)、简笔字、破体字、草书楷化字、符号代替字、同音代替字，甚至新造的字，人们称这些字为“俗字”[⑨]。最初这些字具有私人性，书写者和接受者相互明白就行，但随着文书流布范围的扩大，这些字慢慢流行开来，越来越被认同、模仿，于是，错误变成了正确，别字变成了通假字，简笔字变成了异体字，具有了合法性、公共性。这是事实上的汉字简化。

　　清末最早提倡简化字的是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说：“文字者，用符号代言语，所以便记忆免遗忘也。符号愈简，则记忆愈易，遗忘愈难。而其代言语之用，固与繁难之符号无异。……我国文字，义主象形，字各一形，形各一音，繁难实甚，肄习颇苦。欲求读书识字之人多，不可不求一快捷方式，此近人简字之法所由创也。故简字与旧有文字，相去太远，一时不能冀其通行。窃以为最便而最易行者，莫若采用俗体字。此种字笔画简单，与正体字不可同日语。如‘体’作‘体’，‘镫’作‘灯’，‘归’作‘归’，‘万’作‘万’，‘蚕’作‘蚕’之类，易习易记，其便利一也。……余素主张此议，以为有利无害，不惟省学者之脑力，添识字之人数，即写字、刻字，亦较便也。”[⑩]文章发表后，有读者致函提出疑问，陆费逵又作答文说：“采用俗字，本非改良文字之正法。特以简字之通行非易，字母之创造更难，就俗字而采用之，不过略减正体字之繁重，不得已也。且记者所言，惟就已有者而采用之，非如沈君所言，必字字求一俗体代之也。”他认为，使用俗体字有其合理性，“因其用处极多，而苦笔画之繁重，其始偶有人作省笔字，不知不觉，转相仿效，遂成今日之俗体字。以其易写易记，合乎人之心理也，故通行极易，虽功令悬为厉禁，而犯者仍所不免，名家帖体用者尤多，其故可知矣”。[11]需要说明的是，陆费逵这里所说的“简字”并不是简化字，而是卢戆章等所说的切音字、快字，而“俗字”才是简化字，后来称之为“减笔字”、“简体字”。陆费逵主张用已有的、已经广泛流布的俗字，而不必新造简化字，并且不是所有的字都简化，这与后来的简化字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陆费逵提出的使用俗字的简化汉字设想和思路，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回应，当时汉字改革的主流还是切音字、简字等。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问题才再次被提了出来。

　　二

　　语言变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内容，白话文就是新文学的最重要标志之一。与清末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等不同，面对汉字和汉语的缺陷和问题，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人更关注的是汉语而不是汉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废除汉字，但同时又认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采取的策略是把汉字存废问题搁置起来，专注于汉语改革，即提倡并使用白话文，否定并废用文言文。对于吴稚晖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以及广泛的“汉字革命”主张，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也是有响应的，概括起来就是提倡简化字。

　　翻阅《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最早提出简化汉字的人是钱玄同，但其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前夕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长文的时候，他是赞同的;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又转而赞成吴稚晖已经放弃的“万国新语”的观点，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论世界语与文学》、《答陶履恭论Esperanto》、《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答孙国璋论Esperanto》、《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汉文改革之讨论》、《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等一系列文章，主张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主要思考语言改革略有不同，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既思考语言改革，也思考汉字改革，他的语言文字改革思想是建立在对汉字、汉语反思基础上的。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学术界一些人发现，汉语尤其是文言文不能准确表达西文的思想文化。钱玄同是认同这一观点的。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12]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在语言上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不同，钱玄同主张废除汉语，改用世界语，或者在汉语之外增加世界语：“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好?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13]“五四”初期的钱玄同很激进，不仅反对文言文，也反对白话，反对汉字，反对汉语拼音化。他说：“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14]汉语不能拼音化的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讲得更明确：“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汉字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矣，即文字之音，亦复纷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15]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汉字、汉语，改用世界语，“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至少应该是两条腿走路，在通行汉字汉语的同时推广世界语。[16]然而，在1920年代初，文言文作为一种统治性的语言大势已去，白话文一统中国不可逆转，钱玄同主张世界语的文章就是用白话文写成的。所以，对于在中国推行世界语取代汉语——不仅取代文言文，而且取代白话文，钱玄同自己也没有信心。特别是白话文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为“新国语”之后，钱玄同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语言上转而支持“国语罗马字”。1923年，他提议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17];两年后又说：“说到制造中国拼音文字的工具，我现在也主张用罗马字母。以前《国语月刊》出‘汉字改革号’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倾向于罗马字母了。不过彼时被音理所囿，以为拼音用的字母，最好能够用与发音密合一点的，所以又想试用标准音符(国际音标)。但是不久就觉得这个意思是错误的。”[18]而在文字上则主张，改造汉字即减省汉字笔画。钱玄同对于汉字的态度可以说由“汉字革命”转变为“汉字改良”。

　　1920年，钱玄同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语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的汉字简化字方案。他说：“前几天，独秀先生对我说：‘表中国国语的文字，非废去汉字、改用拼音不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极端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拼音文字制成以后，恐怕还要经过许多波折，费上无数口舌，才能通行。我以为我们就使讲‘一厢情愿’的话，这拼音新文字的施行，总还在十年之后。如此，则最近十年之内，还是用汉字的时代。汉字的声音难识，形体难写，这是大家知道的;今后社会上一切事业发展，识字的人一天多一天，文字的用处自然也是一天多一天，这也是大家知道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19]其补救的办法就是减省汉字的笔画。这是一个妥协、无奈、暂且的办法，但却是一个具有操作性、现实性的办法。钱玄同提出的汉字简化的八种方法，都为1950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所采用。

　　到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其中有胡适、黎锦熙、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赵元任等人的文章。[20]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对于改革汉字达成了共识，差别只是简化汉字与国语罗马字的方案。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选了《简体字谱》;在此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同年8月21日发布命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正式推行简体字，但却遭遇强大的阻力;到了1936年初，教育部不得不收回成命，废止《第一批简体字表》，这对于汉字简化之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再加上1936年后钱玄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939年逝世，简化字研究、倡导以及推行虽然不乏来者，但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声音所淹没。

　　1949年始，汉字简化之路峰回路转。这年5月，黎锦熙联合当时北平各大学的语言文字专家写信给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重新开始研究和推动文字改革。吴玉章先请示刘少奇，又写信给毛泽东，均得到支持;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即宣告成立。[21]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文字改革组织，吴玉章为主席，黎锦熙、胡乔木为副主席，成员既有学者也有官员，主要工作是组织对拉丁化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研究。由于之前在请示刘少奇时，得到的指示是：“可以组织这一团体，但不能限于新文字，汉字简化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22]因此，简化字研究也是其中一项内容。之后，在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学术机构、民间团体的大力推动下，汉字简化运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化字方案从酝酿到出台到最后推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原因有三：一是汉字难识、难读、难写，是普通大众提高文化素质的瓶颈，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进行新文化建设，这正好是一个契机。二是旧中国文盲非常多，而完整、普及、系统的教育体制又不可能一时建立，识字特别需要“速成”，简化字为汉字识字“速成”提供了可能性。三是与国民政府的精英文化建设不一样，新民主主义文化更强调大众文化建设，首先就要解决的是大众识字问题，汉字改革自然就被提上了工作日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有：

　　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该机构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

　　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文字问题委员会，胡乔木任主任，范文澜为副主任。

　　1954年，周恩来总理提议，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并于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修正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初稿)》。

　　1955年，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

　　1956年，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汉字简化方案》全文。

　　国务院“决议”的公布和《汉字简化方案》的发表，标志着清末以来汉字改革告一段落;之后，汉字简化运动还发生了一些事件，但都不具有根本性。例如，1963年，“汉字简化方案”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修订，发布《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同时编辑出版《简化字总表》。197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23]，征求意见，并在一定范围内试用;但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这个方案，并在《人民日报》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24]2009年，教育部新研制出《通用规范汉字表》，网上公布以征求社会意见，其中设计对44个汉字进行“整形”，但遭到广泛的质疑，2013年国务院最终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没有采纳汉字整形方案。与1986年《简化字总表》相比，《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了226个类推简化字，如“闫”等[25]。而对于“整形”字，研制者在另外的地方有一个说明：“鉴于字形调整目前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且对印刷宋体字的字形规范，也不应该只着眼于宋体字本身，还应该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几个关系的协调问题，如各种主用字体之间的协调、简化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协调、已定规范汉字与大字符之间的协调等。如此复杂的问题，不可能让《通用规范汉字表》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出更长远更全面的规划。”[26]汉字“整形”方案虽然“失败”了，但可以肯定，汉字简化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三

　　反思一百年来汉字简化的各种方案、历程以及理论，需要检讨的方面很多。不管是清末、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语言学界对于简化汉字都是有限定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它是汉字改革的暂且办法。1955年，毛泽东还说：“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27]但1960年代之后，简化字被当作了汉字的终极形态，汉字简化被误作为汉字改良的主导方向。如果说清末、民国的简化汉字是“汉字病”之“止痛”的话，那么1950年代汉字简化则是“汉字病”之“根治”了。

　　陆费逵最早提倡简化汉字，但他同时又明确说简化汉字不是汉字改良的“正法”。同样，钱玄同“五四”之后一直提倡简化汉字，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包括简化原则、简化方向和具体措施等，但他认为解决汉字问题的根本方式是“汉字革命”，即“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28]，“把汉字改为拼音的中国新文字，将来总有这一天”。[29]由于汉字革命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在革命的“筹备”期还不能完全脱离汉字，而简化字则是“补偏救弊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国语改用拼音的，有的主张将现行汉字减省笔画的。……我也是持这种主张的一分子。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30]可见在民国时期，简体字并不是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更关注的还是拉丁化新文字以及国音统一等问题。

　　1950年代，汉字简化字运动兴起，发展成为国家行为，最终产生《汉字简化方案》和《简化字总表》，并通过行政方式大力推行，从而实现全国文字印刷简体字化，似乎简化字方向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但其实不然。1951年，毛泽东对文字改革的指示是：“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31]所以，1950年代初期文字改革在思路上基本都是强调拼音的根本性，而文字简化不过是暂时方案，是为最终汉字拼音化做准备。吴玉章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准备工作。为了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使汉字走上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3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也明确说：“汉字的根本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目前，逐步简化汉字并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33]由此可见，简化汉字在近百年汉字改革中不过是附属品，被当作是准备性的、过渡性的。然而，汉字一旦简化并全民运用、普及，就很难有其他可能性了。

　　近百年汉字简化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末和民国是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另一个阶段。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前一个阶段总体上是学术推动，后一阶段总体上属于组织推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字简化，主要是学者探讨，提出方案，讨论基本限于学术领域，虽然也得到政府支持，如1935年钱玄同等人设计的“第一批简化字”就得到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支持，从而以教育部名义发布命令，但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非常软弱，推行不到半年就在一批学者、政客的反对声中宣布收回、废止。之后，《第一批简化字表》以及它的前身钱玄同主持编选的《简体字谱》中的大部分字都被1956年新中国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所吸收，《汉字简化方案》和《第一批简化字表》在思路、观念和具体的方法上、具体内容上都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看出，学术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学术背后的力量才是决定其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

　　而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运动是根据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或者批示，确定文字改革的方向，再确定各种组织机构，各种宣传，最后层级推进，从而以一种严格的行政方式推行。从相关的文献看，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务院组织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八易其稿，才最后制定出来的;这中间又反复征求专家、学者以及普通群众的意见。这种大规模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学术团体都无法完成的。简化字方案出台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决议，国务院公布决议，教育部发布通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通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分别发表“社论”，这与清末与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因为强大的行政推动力，所以1950年代汉字简化运动推行得非常成功，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大陆就废除了繁体字，实现了全国教育、印刷、手书的简体字化。

　　当然，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字改革，吴玉章等人最初设想和试图推行的还是在民国时期就思考比较成熟、并且得到一定程度推行的汉字拉丁化，如拼音文字。但结果是，拼音文字后来被放弃了，仅只留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而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拼音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一种对汉字进行注音的工具，它不否定汉字，也不能替代汉字，本质上是汉字的辅助性工具，解决了汉字不能表音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方面比如通讯、编序、检索等方面作用也非常大。而汉语拼音新文字则是反汉字的，主张废除汉字，使汉语脱离汉字而走上拼音字母化。例如，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有这样的话：“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如日本的假名、高丽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的改良办法。”[34]由此可见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文字之间的本质差别。事实上，1950年代中国文字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并推行简化汉字，选定并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对汉语的进步其作用是巨大的，普通话是统一国音，汉语拼音则是为汉字标注国音，两者于汉字来说都具有外在性，而只有简化汉字对汉字具有革命性的影响，真正改变了汉字。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意义和作用争议很小，简化汉字却争议很多，因为它给汉语和汉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四

　　由于汉语在读音上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以致同样是说汉语但地域不同的人却无法交流，但因为有汉字，才维系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假如语音不同，文字也不同，那中国在文化上早就四分五裂了。民国时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曾经设计出包括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江南话拉丁化新文字、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四种方案，假如当时推行了，那今天的中国就不仅是语音不统一，而且文字也不统一，北京人到广州还得带翻译。从清末一直到1980年代，中国人对于汉字汉语的认识有很多误区。在清末，语言学领域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中国科学落后、教育落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差，都是汉字太繁难造成的，是汉字不能表音从而汉语文言不一致造成的;并且认为西文学起来容易，几乎不花什么时间就可以掌握，运用起来也非常方便。1950年代，中国继续探索汉语拉丁化，推广汉语拼音新文字，认为中国语言应该走世界大同之路。1980年代，计算机兴起，汉字在输入中遇到难题，汉字再次被怀疑。简化字就是在这些语言观、汉字汉语观的背景下产生的。

　　的确，简化字不是清末才产生的，1950年代制定的简化字大多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专家学者凭空造出来的字并不是很多。但问题是，简化字虽古已有之，却没有取代“正字”，更没有广泛地通行。强行废除正字，通行俗字、手头字、草书楷化字、破体字以及生造的字等，实际上是违背了汉字自然流变的规律。草书是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草书本质上是汉字快速书写的结果，快写的过程中自然有很多笔画省略，在这一意义上，草书可以称为简体字，汉字简化借鉴草书的简化方式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草书异常复杂，千变万化，有时一个字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写法，有的写法不仅与正字相距甚远，互相之间也相距甚远，没有相似性和关联性，如“白”、“自”、“有”、“不”等。相反，有些完全不同的字在草书中基本上可以写成一个字，如“成”和“来”、“不”和“石”、“存”和“孝”、“深”和“珍”等;很多完全不同的偏旁部首和点画在草书中可以写成一样，如单人旁和双人旁在草书中都可以写成一竖，“二”、“止”、“工”、“土”、“豆”、“”、“匕”、“”、“虫”、“”、“八”、“人”都可以写成二横即“二字符”。[35]正因为如此，草书的很多字不仅一般人不识，就连从事书法创作和研究的人辨识起来也不是很轻松，需要借助释文以及草书工具书。所以，简化字的草书楷化方式虽然有历史的、书写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其实是不足为据的。

　　同样，俗字、手头字包括破体字作为简化字也是有问题的。所谓“俗”字，是相对于“通”字和“正”字而言，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对其作过区分，张涌泉教授的解释是：“俗字是一种不合法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它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于平民百姓使用。颜元孙的所谓‘通者’，其实也是俗字，只不过它使用的范围更大一些，流延的时间更长一些。换句话说，‘通者’就是承用已久的俗字。”[36]俗字可以变成“通字”，通过流行可以变成正字，但这个过程在自然流变中非常缓慢。汉字在唐代之后已变得相对稳定，俗字很多，但要想取得正字的合法性并不容易，因为正字更有优越性，更广泛地被认同和接受。

　　根本原因还在于，俗字也好，手头字也好，其构成很多都不符合汉字的基本规则，即不合六书原则，很多字可以说是很任意的符号，也可以说是“黑字”，有时只有书写者和特定的接受对象明白，甚至有时就是只写给自己看的。与陆费逵提倡俗字一样，1930年代，胡愈之、蔡元培、郭沫若、陈望道等二百余人、十五家杂志社发起手头字运动，并挑选了三百个手头字作为简体字进行推广，其中中约有一半的字被后来的第一批简化字所采用，如“与”、“过”、“呕”、“对”、“尽”、“怜”、“卖”、“战”等，还有一部分被已经废止的第二批简化字所采用。《推行手头字缘起》这样说：“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勾普及到大众。”[37]这实际上是让正字迁就或让位于手头字，也可以说是文字下移。但手头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批简化字被废止就说明了其问题。原因在于，手头字很随意，很多是破体字、别字、错字、生造字，不符合汉字规则，不能根据字形望文生义，实际上比正字更难识、更难记。丰子恺曾描述民间手头字的书写状况：“我家自洪杨以来，以开染坊为业，我十来岁时，每逢年假，店里忙的时候，被母亲派到店里去帮忙……因此学得了染坊账簿上所惯用的种种简笔字，例如‘三蓝’，他们写作‘三艹’，不过艹字最后一笔下面打一个弯曲。‘二厘’，他们只在‘二’字的下一画上拖一撇，其余不胜枚举。”后来，作者在上学时也写手头字，如把“青出于蓝”写作“青出于艹”，老师骂他说：“你倒不写青出于卅?”[38]染坊里约定把“蓝”写作“艹”，“厘”写作一撇，几个人认同是没有关系的，但推广作为全民规范字却是有问题的，不能说群众使用了就是正确的。所以，俗字和手头字在生活中都限于手书，都只适用于通俗文书，主要是记账、书信、药方，便条等，通行的范围非常有限，具有约定性，如果强行“转正”作为印刷字、正字，其实是有违其本性的。

　　钱玄同曾归纳出八种简化字方法：“将多笔画的字就字的全体删减，粗具匡廓，略得形似”、“采用固有的草书”、“将多笔画的字仅写它的一部分”、“将全字中多笔画的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笔替代”、“采用古体”、“将音符改用少笔画的字”、“别造一个简体字”、“假借它字”[39]，但这每一种方法都是有问题的，都会造成混乱。例如，现代简体字中“台”、“台”、“台”、“台”四个字合并成了一个字，还有“台”作为“构件”的字，“构件”有时可以类推简化为“台”，有时又不能类推。本来，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极分明的，但简化成一个字之后，意义也合并了，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又如，“蒙”、“蒙”、“蒙”、“蒙”四字不分，又保留“懵”作为异体字;“复”、“覆”、“复”、“复”四字不分，“覆”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干”、“干”、“干”三字不分，“干”有时简化，有时又不简化，“乾坤”不能简化为“干坤”，还有“后”和“后”简化之后不再作区分，以致书法家有“影后”之笑话。汉字是“字思维”文字，汉字简化之后，“字思维”被破坏了，汉字表意体系被弄得不伦不类，虽然在书写上简便了一些，但意义区分却更复杂了，很多规律被破坏了，意义识别只能靠死记硬背，不仅增加了中国人的学习负担，也不利于汉字和汉语的国际化，它希望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张书岩等人总结简化字有五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一部分同音代替不适当”，“对于偏旁的简化和类推规定得不够明确合理”，“计划性、系统性不够，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少数简化字所用的偏旁或笔画不适当”，“某些简化形体代替的偏旁过多”。[40]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并且难以改正。汉字简化的“利”远小于其“弊”。

　　1960年代简化字推广之后，国家严格控制出版繁体字书籍，繁体字从中国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消失了。但这种局面维持了不到三十年，1990年代以来，繁体字的著作越来越多，最初是古人的作品和著录用繁体字出版，后来研究古人的现代人学术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再后来一些与“古”有关的边缘性著作也可以用繁体字出版，近人的著作也算古籍，似乎“作古”就算“古”代。例如，《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41]、《启功丛稿·艺论卷》[42]都是繁体字印刷的，极少数翻译著作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也是用繁体字印刷的，出版社的解释是：“由于本书所研究的19世纪汉语语料都是用繁体字印刷的，汉译本全书也使用了繁体字。”[43]尽管解释很勉强，但可见繁体字的出版规定不断地被突破。繁体字在学术领域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有品位的象征，尤其是一些与中国古代有关的学术领域，学者们已经开始恢复繁体字写作，除了时尚因素外，更多是为了准确。例如，在古人那里，“台风”就是“台风”，现在把它写成“台风”是错误的。

　　只要中国古代典籍不消灭，繁体字就不可能废除。繁体字与简体字在使用上是不对等的，1950年代出版的简体字书籍可以转换用繁体字来印刷，但古籍不能用简体字印刷，简体字印刷古籍会造成很多错误、很多莫名其妙和不能理解。中国目前事实上是繁体字、简体字并行使用。一个国家是这样，国家中的许多个人也是这样。认识繁体字将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繁体字有越来越通行的趋势，所以中国人越来越需要学习两种字体。这有点反讽，本来当初探讨并推行简体字是为了减省汉字学习的负担，但现在不仅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负担，不仅要学简体字，还要学繁体字;过去，繁体字虽然书写麻烦、费时，学习上难了一点，但那时只学习一种，现在则要学习两种字体，而且简体字学起来并不比繁体字容易，因为简体字中很多字都与字义没有关系，是硬性规定的，只能死记硬背。1950—1980年代，手书还非常普遍，应用也非常广泛，简体字在书写上的确可以节约一点时间，但这点时间相对于整体汉字汉语运作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社会特别是计算机普及之后，就连这点微不足道也没有了。现代人大多都用计算机书写，不管是拼音输入法还是五笔输入法以及其他输入法，简体字和繁体字敲打键盘的次数在技术上是一样的。简体字对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是有的，但也要看到，香港、台湾使用繁体字，普及教育并没有因此而落后，并没有因此而文盲增多。相反，简体字倒是大大加深了中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隔膜，因为普通国民很多人都不认识繁体字，因而不能读繁体字印刷的古籍。

　　在中国内地，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来保护简体字，推行简体字，限制繁体字的通行，但它对于台湾、香港、澳门以及华人聚集较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不具有约束力，无法改变这些地区和国家使用繁体字的现实。随着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特别是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中国内地用简体字，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汉语用繁体字，这是不利于文化交流的，简体字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中国内地书籍向海外传播的一大障碍。同时，内地汉语用简体字，海外汉语用繁体字，会造成汉语的分裂，对汉字和汉语都是巨大的伤害。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简体字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负担、一个包袱，即使现在废止简化字，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消化。世界上有很多共同体，既有民族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也有语言共同体，并且语言共同体是更深层更稳固的共同体。在语言共同体中，汉语是重要而有影响的共同体，但简化字是不利于汉语共同体建构的。因为语言的书写具有约定俗成性，共同体的成员更改文字须得到其他成员的认同，并且相约一起更改才行。虽然中国内地在汉语共同体中是主体，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但如果汉语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都不使用简体字，久之会造成汉语共同体的撕裂，对大中华也是一种伤害。

　　反省1950年代的简化字运动，简化方案从酝酿到出台用了六年时间，期间也曾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但对于涉及千秋万代的文化大事业来说，整个方案仍缺乏充分的学术上的论证，很多问题没有考虑到。相反，1980年代对于汉字简化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是正确的。例如，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王码输入法被阻止进入小学语文课本，汉字整形没有获得通过等，否则，汉字将更加混乱，中国人学习汉字的负担将更重。语言越是成熟，就越是复杂，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汉语作为表意文字，需要一定数量的汉字作为支撑，并且汉字是需要一定笔画的，一定数量笔画的字特别是形声字反而容易识别和记忆;相反，最容易搞混淆的恰恰是一些笔画简单的字，如“已经”的“已”、“自己”的“己”、地支的“巳”，还有“日”“曰”等。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最大的问题不是笔画太多，而是异体字太多，有些写法相差很大，这才是汉字学习包括字形字义识别和记忆的最大负担。倘若1950年代选一种流行最广、最能为人们所接受的字作为标准字，整理出一个分级别的通用字表，然后借助行政力量推行，其效果会比推行简化字要好，更能够被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华侨所接受。

　　历史已经走到反思简化字、考虑統一使用繁体字的时候了。

　　[①]〔清〕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第2页。

　　[②]〔清〕林辂存：“上都察院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7—18页。

　　[③]〔清〕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新字瓯文七音译》(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第10—11页。

　　[④]〔清〕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53页。

　　[⑤]〔清〕杨琼、李文治：《形声通·杨序》(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第1页。

　　[⑥]〔清〕马体乾：“谈文字”，《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88页。

　　[⑦]参见李石曾《进化与革命》，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等文章。关于其具体观点，笔者另有文章详细介绍。

　　[⑧]关于汉字的存废问题，胡适、钱玄同的观点前后是有变化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认为废除汉字的观点是幼稚的观点，新文化运动之后则认为中国最终会走上拼音文字。关于钱玄同、陈独秀等人汉字存废问题的讨论，见《新青年》4(1918)。

　　[⑨]“俗字”的产生其途径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只是已有汉字简化，也有已有汉字“繁化”〔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第3章〕。

　　[⑩]〔清〕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陆费逵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59页。此文原载《教育杂志》1(1909)。

　　[11]〔清〕陆费逵：“答沈君友卿论采用俗字”，《陆费逵文选》，第64页。此文原载《教育杂志》3(1909)。

　　[12]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卷，第162、166页。此文原载《新青年》4(1918)。

　　[13]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页。此文原载《新青年》4(1917)。

　　[14]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97页。此文原载《新青年》2(1918)。

　　[15]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4—165页。

　　[16]钱玄同：“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页。此文原载《新青年》2(1919)。

　　[17]钱玄同：“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25页。

　　[18]钱玄同：“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55页。

　　[19]钱玄同：“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400—401页。此文原载《新青年》3(1920)。

　　[20]前国语研究会编：《〈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21] “60年教育纪事：开启汉字的简化时代”，《中国教育报》2009-09-17。

　　[22]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54页。

　　[23]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

　　[24]分别见《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的通知》、《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645、646页)。

　　[25]《通用规范字表》(北京：语文出版社，2013)，第2页。

　　[26]王宁 主编：《〈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66页。

　　[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54页。

　　[28]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76页。

　　[29]钱玄同：“几句老话——注音符号，G.R.和简体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487页。

　　[30]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5页。

　　[31]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27页。

　　[32]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第27、30页。

　　[33]“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议”，《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步》，第12页。

　　[34]“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中国语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倪海曙编，第54页。文字改革之所以走简化字废拉丁化之路，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毛泽东曾对吴玉章说，“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吴玉章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上册，第664页〕。汉字拉丁化其实就是脱离实际。

　　[35]南兆旭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第5卷，第190页。

　　[36]张涌泉：《汉字俗字研究(增订本)》，第1页。

　　[37]“推行手头字缘起”，《太白》11(1935)，附页。其中，“勾”是“够”的手头字， “众”写作“”。

　　[38]丰子恺：“我与手头字”，《太白》1(1935)。“卅”音同“啥”，所以有此幽默。

　　[39]钱玄同：“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9—90页。

　　[40]张书岩 等：《简化字溯源》(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第38—39页。

　　[41]《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2]《启功丛稿·艺论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43][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黄河清译，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