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24年后，胡耀邦的这句话，正是对每年其忌日里，那些无限缅怀与无尽追念的回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在其女满妹的回忆里，他走得太出人意料。当日清晨，静静斜倚在床上的胡耀邦，在等待妻子来看他时，被秘书握住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那一晚，时任央视文艺部主任的邹有开在返京的列车上，听到广播里胡耀邦离世的消息后，悲痛难抑，遂而写下：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没有太多人知道，后广被传唱的《好大一棵树》是如此而来，正如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字：

　　300多万人因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1703个县曾留下其考察调研的足迹，3000封普通百姓的来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内均被亲自批阅。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197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

　　这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干部及其家属，燃放鞭炮的原因，是胡耀邦上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便成为最为熟知的民间俗语。

　　刚上任的胡耀邦便明确表示：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在鞭炮炸响的冤屈与希望中，胡耀邦阻力重重、步步艰难。当其不断强调着“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时，便总有强问横出：“毛主席批的怎么办?”

　　“照样平!”，胡耀邦回答道，斩钉截铁。

　　1950年2月，成都解放后，仅35岁胡耀邦前往南充担任川北区(时为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52年夏，胡耀邦奉调进京。此后14年，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基于此段工作积累和经验，胡耀邦于1962年11月10日带职下放、肩挑重任，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彼时一穷二白、落后困苦的陕西，在胡耀邦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得以转变，但从深入青年到脚扎土地，并未让胡耀邦逃脱“文革”的摧残。

　　作为最早被示众、批斗，并被大规模围攻、直接遭受肉体打击后下放于“五七”干校的中央委员，胡耀邦深知其中屈辱，故在1975年因邓小平器重而重新出山，到升任中组部部长后，他更决心将冤案平反作为首当其冲的要务。

　　“文革”时期，薄一波等61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其家属，他们的亲友，老部下也几乎全部受到株连，因此而受审查、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

　　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这轰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于此谁都不敢碰的大案，当胡耀邦将其复查设想告知邓小平时，邓小平亦不禁对其勇气及魄力感慨万分。

　　在胡耀邦的主持、突破下，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终于获得彻底平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不推倒最高深的围墙，难推动最根本的改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体现了胡耀邦的风行雷厉，而在为彭德怀平反的过程中，突显的，则是其深谋远虑。

　　依靠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支持，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期间，挺身而出、不断推进为彭德怀平反的有关工作。终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将一份手稿交予了胡耀邦。

　　这份手稿，是彭德华在被软禁期间所写的一批回忆资料，被其侄女彭梅魁秘密保存并几经周折送至彭德怀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黄克诚手中。

　　彭德怀平得以反昭雪以后，黄克诚方敢将彭德怀手稿上交中央，他当然选择上交给胡耀邦。胡耀邦收到手稿后并未马上将其存于中央档案馆保存，而是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认真整理，并以《彭德怀自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全国发行。

　　又有多少人知道，引起国内外空前反响的《彭德华自述》，正是因此而示于世人?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凡此种种，胡耀邦皆力排阻力又事无巨细，到1984年底，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终于得以纠正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满妹便曾对父亲开玩笑道：“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

　　相应的，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55万“右派分子”也被胡耀邦正名。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却“惊讶”而质胡耀邦“改正”得太多了。胡的回答很简单——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一解放了人，二解放了思想。在冤案错案的平反中，300万屈辱得以解放，而在思想桎梏上的打破，胡耀邦同样一锤定音。

　　“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奴关系”

　　1977年3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

　　此后被反复追忆、不断赞誉的这个历史结点，若无胡耀邦的魄力与智慧，不可能如此“华丽”。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著名的《交锋三十年》一书中便评价道：

　　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1978年3月，结束党校学习，被胡耀邦调任《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收到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激动却忐忑的杨西光，将其转给中央党校，希望能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得知后敏锐感觉到此事的重要，便表示：把稿子拿来看看。

　　经《光明日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反复修改后，此稿于4月底第一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

　　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在他家中开会，说道这篇稿件关系重大，要求一定要仔细推敲，做到无懈可击，并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8日，《理论动态》将胡耀邦的意见转告孙长江，孙长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做了修改，由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定稿形成。

　　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而负责此职的，正是恪守“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故而汪东兴必然不会让此文出来“兴风作浪”。

　　为此，胡耀邦决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

　　如此一来，就能避开汪东兴的审查，当时如此重大的举动，唯有胡耀邦的包天大胆，才敢通过此种方式绕过华国锋或汪东兴，突出重围。

　　“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出，桎梏的批判如磅礴暴雨。

　　5月12日晚11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吴冷西，愤怒电话当日转载此文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

　　谁都明白“砍旗”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对此胡耀邦毫不畏惧，随即胡耀邦修改定稿《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一文针对驳斥。

　　人心惶惶。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名批评“特约评论员”及胡耀邦，并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及《新华社》，要求“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但就在汪东兴要求“下不为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力顶压力发表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愤怒与抗衡持续升级，胡耀邦为首的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全国大讨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前，邓小平终明确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文革”中两次入狱，后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识分子郑仲兵对此回忆道：“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长子胡德平对父亲胡耀邦的解放思想举措理解得更为深刻：思想解放运动背后还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从属关系：

　　“毛泽东爱看《法门寺》(京剧，编者注)，刘瑾让贾桂坐，贾桂说奴才是站惯了的。胡耀邦就经常讲，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解放思想与平反冤案，使得胡耀邦在所幸的历史环境中，被抛向了权力顶峰。

　　1980年，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经过十几次拒绝后，胡耀邦终同意担任，但声明了自己的条件：

　　“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会后的中央委员谈话中，胡耀邦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复杂的权力中心与困阻的改革路途外，生活中的胡耀邦，亦然清风两袖、育人克己。无论仕途跌宕或境遇变迁，均一如“昨天”。

　　《羊城晚报》曾披露轶闻，24年前的4月15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个没有买到票的老农，蹲在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询问，老农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惊讶之下，列车员邃为其遂安排卧铺。

　　两年后，这位老农——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逝世，乡民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共产党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位高权重的胡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同时，他还专门给家里写信提醒：“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就在当年，胡耀福的儿子胡德安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让对方帮忙找个工作的想法，那位领导曾与胡耀邦相熟，便爽快答应。胡耀邦得知此事后却大为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于己，胡耀邦更厌恶特殊化及特权化——“共产党人一定要廉洁”，是其常挂嘴边并以此自省之语。

　　据载，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刚走进他的卧室便被屋内的情景“惊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当时，胡耀邦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对记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首长遗体穿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衣服已经穿脏了，前天才从人民大会堂洗干净取回来。”

　　朴素与严苛中蕴含的，是胡耀邦生活的性情与为政的忧虑，胡德平回忆，当他当他得知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数额巨大且俨然常态时，“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

　　针对此，胡耀邦还作诗“粗言”道：“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如此直言快语的胡耀邦，于1987年1月16日辞职后，却只能归于沉默。如胡德平的哀悼诗：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本文参考书目：

　　张黎群等：《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

　　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满妹：《思念依旧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