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中华民族走出蒙昧，奔向光明坦途的精神动力。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变革都无从谈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与胡耀邦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当史学家欲写信史之时，总会把这两个关键词交织起来。

　　胡耀邦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顺利进行，他组织队伍、建立舆论阵地、发起冲击，进而又扩大影响。

　　一、组织队伍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论语·卫灵公》。后人发挥说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胡耀邦在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的时候，开始有意识地与志同道合者努力协同，为思想解放积蓄力量。

　　没有一支理论队伍是不可能突破异常强大而顽固的教条主义的。胡耀邦深知思想解放的难度之大，危险性之大，所以必须有充分的组织准备。首要的就是准备一支理论素养过硬的队伍，随时发起冲击。而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当时有三支队伍。中央党校队伍，《光明日报》队伍，《解放军报》队伍。

　　第一支是胡耀邦亲自率领的中央党校队伍。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把吴江、孙长江、沈宝详、孟凡等人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敢打硬仗的突击队。这些理论工作者，知识面广，他们精通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人理论上很前卫，敢做敢为。后来这支队伍逐渐扩大，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了事，而是持续不断地全面地展开对教条主义的广泛冲击，为思想解放拓展更大的空间。

　　第二支是《光明日报》社内部形成的一支队伍。为首的是杨西光，还有马沛文、王强华等人。如果杨西光仅仅把胡福明的稿子发表在《哲学》栏目里面，恐怕就是一些研究、喜爱哲学的人看看了事。杨西光决定把胡福明的论文从《哲学》栏目里改为发表在头版头条，影响力一下子就变了。那是什么地方，是说明了在高层领导和全国人民都重视的地方。南京大学的胡福明是这支队伍的外围干将。

　　第三支是《解放军报》队伍，领导者是罗瑞卿，主要人员是总编辑华楠、副总编辑姚远方等人。

　　从理论水平的实力、规模上来说，中央党校队伍可以说是主力军。

　　从政治实力来说，解放军报最强。罗瑞卿的政治地位当时高于胡耀邦，说话更占地方。

　　从舆论上看，《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里面的影响面大一些。因为《理论动态》这一刊物一般知识分子是看不到的。

　　但是，胡耀邦整合了这三支队伍。

　　2008年，胡福明与孙长江说，回想起30年前，“写文章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坐牢。”张东锋：《三十年第一次同登台，胡福明孙长江握手笑》，《南方都市报》2008.12.3。“回顾起那段历史，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胡耀邦。胡福明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审定的，没有他的审定，恐怕发不出来。’而孙长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同样提到了胡耀邦，‘胡耀邦同志几次的指示党校学员，由吴江同志牵头研究党史上的三次路线斗争，提到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张东锋：《三十年第一次同登台，胡福明孙长江握手笑》，《南方都市报》2008.12.3。

　　中国民间与国家机关，都有一些思想解放的人。林昭、遇罗克、史云峰、王酉西等，他们是民间的思想家。而张志新是党的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不完全是民间的。而在国家机关、党的机关、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理论工作者之中，有更多的思想解放之人。这些人只要环境允许，他们就会把思考的思想成果公之于众。如果有人组织，这就是一支锐不可当的思想解放的队伍。问题是领军人物是最难得，是最稀罕的。谁是组织者，谁就是先驱者。当然在那种环境下，自己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试想一下，建国之后，有那个领导人组织了思想解放的队伍?组织起来之后，就进行了短兵相接的突进。这一点只有胡耀邦做到了。

　　在1961年夏季，周恩来意欲在文艺界发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个人崇拜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谈何容易?只能无疾而终!

　　在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党校这支理论队伍中，吴江的贡献更突出一些。吴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思考缜密，写得精准，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孙长江也参与了这个题目的思考)。而胡福明的命题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胡福明的命题显然有不足，没有把实践标准作为“唯一”看待，不知不觉地对其他标准留有余地。

　　胡福明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散兵游勇，虽然南京大学领导没有组织他去进行讨论，但马沛文在一次研讨会上《光明日报》向他约稿了，原动力来自《光明日报》。显而易见组织者的重要性了。

　　1977年6月，胡耀邦与原中宣部干部阮铭谈话，提出要阮铭到中央党校帮他办《理论动态》。他说：中国到了转变时期，弃旧图新，要研究新情况。同年12月17日晚，在中央党校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胡耀邦与这个战斗的队伍说：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要满怀信心地提高，前进，一切要延期、降低的想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根据的。第一，从这个小范围来讲，人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第二，朋友遍天下。投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马文瑞同志来了，吴江也抽出时间来。第四，我还和大家共命运。有此四条，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降低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同我联系，我每星期五来一次，你们在每礼拜一或二晚上，陈维仁来，你们来一个人，出出题目，看看稿子，定稿由吴江。《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1页。可以说胡耀邦对这个朝夕相处的队伍是恋恋不舍、谆谆告诫、满怀深情的。他鼓励说：“先驱是个崇高的称号，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人家骂骂我们，数落我们几句，暗地里放这么一枝冷箭，我看没有关系。你走在前头，人家还不打冷枪!“《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2页。

　　二、建立舆论阵地

　　当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在东京创办了《民报》，陈独秀为了宣传新文化运动，主办了《新青年》的刊物，胡适等人为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主办了《独立评论》刊物。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不久，就找吴江谈话说，党校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不行，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性的刊物”。这样《理论动态》应运而生。

　　通过大家回忆知道，胡耀邦前前后后与吴江、孙长江、孟凡、沈宝祥等人都谈话创办刊物的问题了。

　　孟凡回忆：1977年5月中旬，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讨论教学问题，散会后留下龚士其、郑宏璋、韩树英和我，说有一件事要和大家商量一下。他先向我们发问：“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旋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旋涡?我是想进的。”接着又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也要有个发言的地方。所以我想在中央党校办一个小小的理论刊物，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任务是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把‘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我们这个刊物，不要长篇大论，不当重武器用，只当手榴弹用，向这个政治旋涡里投下去，掀起点波澜就可以，一期谈一个问题，3天一期，发行对象是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委、部队领导机关、地方地委以上领导同志;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是文献性质的，可以后一点出;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不定期，是向学员作调查，向中央反映情况。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前两个刊物建议由孟凡同志负责，后一个由办公室负责，学员部组织稿件。”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湖南党史》2001年1期。

　　6月4日、6日、21日，胡耀邦连续多次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理论动态组”，具体研究《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在这几次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办刊指导思想。

　　关于篇幅，胡耀邦说：尽量二千字左右，个别的，特殊情况下，可搞三页四页，四千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四千字。我的经验，太长了，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走向反面。在重要观点上，起导向作用，下决心不要长，那就不但题目要惊醒，文字也要精炼。一期基本上一篇，一般二千字左右，不要多了，多了没人看。《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64页。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各教研室的部分同志座谈。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在会上发言，他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不能将“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这一提法扩大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对象是整走资派”;二是“继续革命”的任务包括经济基础方面的革新和技术革命，即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三是有人认为“不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既要反对左，也要反对右”。当天晚上，胡耀邦就找吴江谈话说：“我们的刊物可以办了，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成一篇短文，字数不超过五千，明天交稿，作为创刊号的文章发表。刊物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理论动态》吧!每五天出一期，一期只登一篇文章。”

　　就这样，《理论动态》创刊号于1977年7月15日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内第一个理论刊物出版。创刊号所刊登的就是吴江同志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发行范围是中央和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负责人，中央党校学员人手一册。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胡耀邦让吴江组织了一个班子，在理论研究室成立三个组即：理论组、动态组、外文资料组。孙长江是理论组组长。

　　7月19日，胡耀邦对吴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引发的争论作出批示：“吴文议论纷纷，是好现象。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双百方针是发展一切事业的方针。”

　　邓小平读到《理论动态》第1期发表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后，让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打电话：“邓副主席看到《理论动态》第1期，他基本上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7月22日下午对胡耀邦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不要搞散了。胡耀邦第二天向我们作了传达，大家很受鼓舞。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对《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十分赞赏，多次提出表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也都表示过对《理论动态》的支持。孟凡《胡耀邦和<理论动态>》，《湖南党史》2001年1期。

　　胡耀邦说:“你们别小看这个刊物，如果我们把它办好了，就等于在党校的院墙以外，办了一个更大的党校。”事实表明，《理论动态》的确是一个“在党校的院墙以外”的“更大的党校”，发挥了它特殊的很大的作用。

　　胡耀邦刚刚到中组部，看到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很多，还是觉得舆论跟不上，就说：“《理论动态》也可搞落实政策方面的思想批判。明年上半年，在思想上再来一次搏斗。” 《胡耀邦思想年谱》，2007年版，第127页。

　　耀邦同志生前曾用幽默的语言跟我们说过他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他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三、发起冲锋

　　五月份是一花独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全文转载。胡耀邦与《光明日报》有约定，文章发表成犄角之势。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组织的理论队伍，可以说是一支敢死队。胡耀邦与杨西光可以说是互为犄角之势发起冲击，这是两个中央部门的协同作战。

　　而胡耀邦自己勇当先锋、没有请示更高的领导和主管，如果上峰支持，当然很好;如不支持，反而陷于被动。真不如自己先抛出一颗手榴弹炸响了再说。

　　胡耀邦为什么不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联络、磋商、沟通?这件事笔者三十年也没有看到准确的资料。现在只能推测一下。

　　第一，政治家有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中央高层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局限性于他们都是政治家，也是懂理论，但是他们不是理论工作者。在政治上能看清问题?在理论上、即从反映论、认识论、真理论却不能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中说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与1977年5月24日，对王震和邓力群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华国锋的局限性是存在“凡是”心态，对毛主席还缺乏客观的认识。华国锋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毛泽东与感恩之心，无批评之意。除此之外，华国锋也不是理论工作者，不可能详细论述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键是看他对理论争论持什么态度，是扼杀，还是容忍，还是支持。华国锋最起码是容忍，这是难能可贵的。

　　完成这样的工作，写出洋洋洒洒逻辑性非常强的论文，这只能是理论家的工作，不是政治家的工作。胡耀邦没有与上峰三位领导人沟通，原因也可能在这里。所谓理论家，不仅仅要有先见之明，更应该具备充分的理论素养，要了解历史上理论论著、理论论争的情况。理论家不仅仅要有先知先觉的水平，更应该具备洞悉历史的发展脉搏，否则社会上需要理论家干什么?

　　第二，胡耀邦想自己承担政治风险。批判两个凡是，不但承受政治风险，而且承受道德谴责的必然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背叛前辈的道德传统。不管前人对不对，不能轻言批评。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独裁、屠杀、阴谋时，只是在中国部分知识界受到了欢迎，而中央高层对此是有巨大分歧的。毛泽东说苏联人丢了列宁和列宁主义这两把刀子。都批评赫鲁晓夫，昨天还说斯大林是父亲，今天就说的独裁者。后来斯大林的暴君形象被披露了，才知道赫鲁晓夫是正确的，是一个具有极大勇气的政治家。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林彪在5·16讲话中，说毛主席百年之后，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进一步宣誓中国那一天谁学习赫鲁晓夫的背叛，谁就没有好下场。所以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反对背叛论的宣传。赫鲁晓夫背叛了斯大林，全国人民、全体干部、全体党员都知道不能背叛领袖，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本来赫鲁晓夫是为国际共产主义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而中国人在当时却批评他。中国人从什么角度?是从个人崇拜的角度看问题，非常狭隘。现在进行理论上拨乱反正这个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胡耀邦自己去“背叛”，不愿意拉着别人。等把问题讲清楚了，把理论说明白了，思想上正本清源了，人们就自然而然地站在真理一边了。

　　六月份是春色满园关不住。

　　胡耀邦联络罗瑞卿，与《光明日报》成三足鼎立之势。第一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引起很大争论，当时许多人都不表态。下面的人很担心，跑来问胡耀邦说：“怎么办?”他说：“坚持住。”当真理标准大讨论遇到汪东兴等人的反对之后，胡耀邦产生过“冷却一下”的想法。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这是来自汪东兴、胡乔木、吴冷西的压力。

　　胡乔木曾经到胡耀邦家里做说服工作，让胡耀邦放弃真理标准大讨论。

　　但是吴江不同意，他百折不挠，咬定青山不放松，继续坚持写，为了扭转当时讨论陷入困境的局面，已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去找《解放军报》，针对“两个凡是”派对《实》文的指责，不指名地回答了吴冷西那些批评意见。文章写好了，基于当时形势，正在发愁出路。只能给了《解放军报》，也可能给了胡耀邦一份。这就促使了胡耀邦继续需求突破的办法。胡耀邦让自己的机要秘书梁金泉把吴江的论文直接送给了罗瑞卿，寻求声援。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页。

　　胡耀邦没有停止脚步，而是联合了罗瑞卿，让军报参加，以壮声势。在此期间，胡耀邦罗瑞卿两个人通了多次电话，决定促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

　　罗瑞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是一个理论爱好者，经常发表一些具有理论色彩的文章。罗瑞卿受害之深，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在高高的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被诬陷，为了抗争，从楼上跳下来，摔断了一条腿。罗瑞卿非常相信毛泽东，为了保卫毛泽东，二十多年了费尽心思，最后得到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罪名，情何以堪!

　　其实，罗瑞卿关注真理标准大讨论是3月份就开始了，和胡耀邦是同时展开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余焕椿说：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前奏受到了罗瑞卿的关注与重视。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当即把《解放军报》的负责人请来，对他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很重要”。他要求军报注意宣传这一观点，支持这一观点。讨论尚未展开之时，罗瑞卿就以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护真理一边。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5月份吴江找到了《解放军报》，姚远方喜出望外，认为此文正合军报需要，当即将文稿取走并向罗瑞卿作了汇报，随后把清样稿也送交给他。罗瑞卿看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接着，罗瑞卿又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并重读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姚远方等人与吴江商量，建议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力争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姚远方同志对这个文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就如何更好地修改好这篇文章6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看后，才最后定稿。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余焕椿说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以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主张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批评。然而，这番话并没有解决问题，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仍然充耳不闻。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还在批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推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否则就是反毛主席。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审时度势，以毅然决然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罗瑞卿说：“这是一篇坚持马、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华楠也证实，罗瑞卿同志从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写的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谈了5次，同他谈了3次。再加上罗瑞卿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多次联系，罗瑞卿同志细看了三遍，还自己看书动手查阅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指导对文稿的加工修改。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可见罗大将对此文的极端重视与谨慎。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余焕椿：《罗瑞卿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北京日报》2008年7月2日

　　胡耀邦和罗瑞卿二人嘤鸣其声，互为声援。他们具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一致的行动。古人把两个人最好的友谊境界称之为披肝沥胆，胡耀邦与罗瑞卿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达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是背着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汪东兴，代表着正义、良知、真理，愤然而前行。他们一旦谨小慎微地墨守成规，可能社会正义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们可能官运亨通，平平安安，四平八稳地喝茶饮酒，但是民众的死活就没人管了。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离娄章句下》改变历史与社会的人，往往视生死与度外，不计生死毁誉。当罗瑞卿去联邦德国去做治腿手术的临走之际，还对送行的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大板子打我。”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这是掷地有声的为民请命大丈夫的语言，呼应了两千多年前孟子的“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的精神血脉，至今已成绝响!

　　孙长江说，这篇文章其影响力甚至比第一篇文章还要大。原《人民日报》社长李庄同志的话说：“这篇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程冠军：《孙长江细说“真理”一文刊发幕后》，《大众日报》，大众网2008-05-09 07

　　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在《解放军报》发表之后，形势急转直上，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纷纷相应。许多领导干部开始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谁的指示，但是知道不能落后，所以纷纷发表文章跟进，一时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江河奔流，势不可挡。

　　十月是硕果累累。

　　10月份，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呼应，一时间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军事学上有制高点之说，也称之为最高点，通常引申为作战时，在某一范围内可居高观察敌情和压制敌人火力的最高地形、地物。在战场上，最难以攻克的是制高点，因为这里是敌人火力最猛烈的地方，攻下来伤亡最大。但是一旦把制高点拿下来，其他的地方就容易控制了。在突破僵化的极左的教条主义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个人崇拜的迷信，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无从谈起。所以胡耀邦选择了最艰难的真理标准问题向它发起进攻。

　　四、政治帽子与华国锋的容许

　　后来的实践证明，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个人崇拜问题顺理成章地容易解决了，平反冤假错案就容易解决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理论就容易澄清了，一些新的探索就容易进行了。否则，改革开放是一步也走不出来。这一系列硕果，都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汪东兴给胡耀邦扣了两顶大帽子：砍旗子;丢刀子。胡乔木给胡耀邦扣的大帽子是文章可能引起党的“分裂”。6月20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谁被扣上一顶大帽子都承受不起，而胡耀邦能够承受三顶大帽子。在历史转折时期，下级带着上峰给扣的政治帽子，自己不在乎，毅然决然前进，历史能有几人?经历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怕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都想安度晚年，含饴弄孙了，而胡耀邦领导下的一群知识分子偏偏不信斜，他们赴汤蹈火、舍生取义!

　　汪东兴的帽子还是在个人崇拜这里做文章，毛泽东去世了，不至于因为这个大帽子致人死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个人崇拜虽然还是不能批判，但是不至于死路一条。从某种程度上说，汪东兴的说法按照过去的一贯作法，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确实实涉及到“旗子”的问题，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虽然“砍”字说差了。

　　仔细看，似乎胡乔木的引起党的“分裂”的帽子更大，是更现实的罪过。砍旗子、丢刀子是理论上的错误，而引起党的“分裂”是政治性极强的错误。犯了这个分裂党的错误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是应该立即处理的，并且怎么处理都不为过。

　　检索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给别人扣的帽子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等，似乎最大的政治帽子就是给胡耀邦扣的这个引起党的“分裂”。这位老同志下了狠手，必欲一战而胜，让胡耀邦罢兵!胡乔木一直是党内理论权威，自居之，人捧之，他亦当仁不让。当他看到胡耀邦举起了思想解放的大旗，成为思想解放的领军人物与旗手做何感?

　　但正如胡耀邦所说：“我们的历史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每个在台上的人，都要经受检验。历史是混不过去的。”(引自杨西光评价胡耀邦)

　　真理标准大讨论获得成功，与当时党内最高，依次排序的三个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有关。

　　胡德平说，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传达：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杂志2008年第17期。

　　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决心把华国锋主席拉进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中，成为思想解放的后盾。如果这个想法成为现实，几乎所有的阻力都会瓦解。如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续篇，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胡德平说：“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杂志2008年第17期。华国锋可以说是与思想解放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的。

　　叶剑英当然支持胡耀邦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了。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

　　两个多月之后，胡耀邦回忆：“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钟谈到五点，问我们的情况，谈了几个东西。他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开始时讲到这点，肯定了的。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凡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材料，他是很注意看的。(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的谈话。)

　　一年多之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悄然落幕，没有与全民族的思想启蒙汇流，这是历史性的遗憾，这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兴趣转移有关系。尽管如此，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打破了坚冰，开辟了航道，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非常巨大!

　　2010年10月初稿，纪念胡耀邦诞辰95周年。

　　2015年10月定稿，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