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凤凰网记者徐鹏远先生问

　　文化与启蒙

　　1.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您曾经说过，20世纪最好的年代是五四运动和80年代。但是，大陆儒家如秋风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一些学者对于八十年代有很多的批评。您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其次，您如何看待人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以及对于八十年代的批评?

　　答：我想对你的第一句话作个注解。我们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可分为“文化五四”与“政治五四”。从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2 卷改为《新青年》)为开端的运动可称为“文化五四”，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认定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没有错。但“五四”还有一个“政治五四”，那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火烧赵家楼”为标志(口号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学生爱国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是二〇一九年才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我的确说过，二十世纪最好的年代是五四运动时代和八十年代。因为二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是思想最活泼、最开放、最解放的时期。这两个年代，都是启蒙的岁月。原来中国人睡着了，全都在打着愚昧的呼噜，牛马与奴隶的呼噜，突然平地一声雷，一种巨大的声音把中国人唤醒了，于是，中国爆发出灵魂的活力，社会的活力。从此中国从愚昧走向清醒，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贫弱走向富强，从古典走向现代，这不是最好的年代吗?“文化五四”的功勋，是发现人尤其是“发现个人”。这个功劳太大了，大到难以描述。如果不是五四的启蒙，如果不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我们一定会像清朝宫庭里的大臣口口声声自称“奴才”，一定会像二十四孝图里的孝子贤孙接受活葬活埋，一定会无条件地像狗一样夹着尾巴做人，一定会在“牛棚”里心安理得，一定会在“猪的城邦”(苏格拉底概念)里呼呼大睡，也一定会为自己充当工具、机器、棍棒、螺丝钉而觉得理所当然。不知自己是个人，不知自己是自己，不知自己并非“物的存在”而是“人的存在”，结果只能任人摆布，任人吆喝，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幸而有五四，幸而有人与个体的启蒙，幸而有“个人的发现”，我们才走出了猪狗牛马似的蒙昧。想想这一切，我们怎能否定五四?怎能否定那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否定五四，不就是等于否定人自身吗?不就是否定中国人的伟大觉醒吗?

　　八十年代，又是启蒙岁月。其启蒙的主题乃是“文化五四”主题的继续，即重新肯定个人，重新肯定自我，重新呼唤人的尊严与价值。八十年代是反省反思的年代。反思什么?反思文化大革命把“人间”变成“牛棚”，把“个人”要求变成罪恶。想想八十年代出现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爱情被遗忘的角落”(张弦)等。爱情本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本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遗忘了，被剥夺了，被罪恶化了。这些小说就是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幸福的呼唤。我们完全可以把八十年代的思想呼唤视为“五四新文化复兴运动”。

　　你问我如何看待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否定，那么我可以很坦率地说，这是“沉滓泛起”。鲁迅先生在《二心集》中有“沉滓的泛起”一文，他鞭挞的是国民党右翼和社会的种种保守势力。“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沉滓各种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翻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现在的“五四”否定论者也是“趁势”，其所趁的“势”，是多年来，康熙、雍正、乾隆这些专制帝王又一个一个通过书籍、银幕、文章重登金碧辉煌的宝座，下边“奴才”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帝王还乡团甚嚣尘上，国粹还乡团更是无孔不入，有的提倡“三字经”、“弟子规”，有的大写“文言文”，大行跪拜礼，有的干脆主张学校“尊孔读经”，回到袁世凯时代。在这种势头下，否定五四的沉滓，“泛起来就格外省力”(鲁迅语)，泛起后自然就可以为专制主义提供理由。

　　2.五四新文化运动与80年代，在思想史的逻辑上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答：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心是反对旧文学、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文学)、新道德(个性解放);八十年代的重心是反省旧观念、旧思维方式，但其启蒙主题，其启蒙逻辑，其启蒙基调，却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年代都以“发现个人”，“肯定自我”、个性解放为主题和基本逻辑。“文化五四”最大的人文发现，是“发现个人”。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启蒙运动，它的启蒙内容就是告诉中国人：你不是奴隶，你不是牛马，你是人;在此前提下，它又告诉中国人：你不仅是君王的臣子，父亲的儿子，丈夫的妻子。你还是你自己。你有独立的价值，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性，独立的生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自己”这一最简单但又是最深刻的道理。我是谁?你是谁?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并不明瞭。晚清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第一代启蒙家，但那时的启蒙主题是“群”(族群，即民族国家)，而不是“己”(个人)。那时的启蒙主题是告诉中国人：世界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场，中国虽是大国但不是强国，再不觉醒，就要灭亡了。那个年代虽然也有唤醒“个人自由”的意识(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就有“破家界，为天民”这种个性解放的论述，主张废除宗法家庭制度。梁启超也说这是“大同书”的关键点。严复甚至说过“国贵自主，身贵自由”的话)，但这不是时代主题，不是启蒙的基调。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现“个人”、唤醒个人权利意识与自由意识才成为历史主题、时代基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的思想逻辑，在这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年月，在此年月中，我们接受的是“亲不亲，阶级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等思想。文化大革命从思想意识上说便是“斗私批修”运动。自私是不好的，但讲“个人”是讲“个体独立”、个体自立、自强、自明、自渡等，而不是讲“利己主义”。那时把“个人”与“私”完全搞混了。我们这一代人，学习雷锋，只接受两个基本意象：一个是“螺丝钉”;一个是“老黄牛”。把自己规定为机器的零件和驯服的工具，完全没有自己，也不敢想到“个人”。这是当代愚昧，现代愚昧。

　　现在，大陆的儒者们否定五四和批评八十年代，其逻辑结果就是否定个人，包括否定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精神和个人的世俗生活。孔子本身是伟大的教育家，简单地“批孔”是不对的。孔子也说过“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孟子也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个人独立的思想。但是“五四”的反孔很了不起，其反孔乃是针对正统与道统。儒家学说有许多精彩处，我们现在“做人”还需要借助于它。但儒家思想体系未能给物质性个人留下位置，即没有给个人生活、个性自由(如婚姻自由等)与“个体权利”留下空间(只讲某些个体精神人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能够看穿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思想权威的根本缺陷，从而揭开反对孔家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的身心解放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其功勋绝不在大禹之下。孔子之后，虽然有庄子出现，但庄子的思想重在内心的精神自由，并没有正面揭开“个人价值”和“个体权利”的旗帜。这一点，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完成的。五四后的数十年里，由于社会问题太多太重，个人价值又被消灭，“个人主义”成了“万恶之源”。一切都归罪于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思想上的大倒退。直到八十年代才纠正其倒退，让个人意识赢得一次复活与复兴。历史将证明，目前在大陆兴起的崇儒尊孔思潮和过度颂扬传统及否定五四与八十年代等思潮，乃是逆潮，甚至可以说，这是文化层面上的大倒退现象。

　　3.您在80年代提出的“主体论”，可谓文学界启蒙的强音并产生了巨大反响。现在回望，您如何看待它所产生的作用?

　　答：我提出的“文学主体论”所以产生反响，是因为主体论表达了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对于个性化写作与个人自由权利的内在要求。中国作家和中国人民被压抑得太久了。他们的自我、个性、主体性在种种口号下(尤其是“革命”名义下)消失了。这需要回归，需要复归，即需要一次复兴。所以在八十年代里，我一直呼唤“诸神归位”，希望五四发现的“个人价值”能重见天光，能重新赢得人的基本权利。

　　所谓主体，就是区别于动物界的人，人类，它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所谓主体性，乃是指相对于自然界和客观外在世界的人类本质属性，运用于个人，则是指个人有别于他者也有别于各种群体的存在属性。我提出“文学主体性”，首先是针对覆盖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党性原则和“文学反映论”这种意识形态原则。但我的论证非常温和，并不公开唱反。我分清了作家的双重角色——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认为作为世俗角色，作家是党员当然应当具有党性纪律性等，但进入创作时则应当突显本真角色，也就是必须守持文学的个性原则、人性原则，即超越党派视角、世俗视角以及世俗身份而进入充分个人化的创作自由状态。说到底，是强调文学乃是充分个人化的精神活动，不宜受制于党派性、群体性、计划性等功利限定。这种文学主张，分清了世俗之我与文学之我，本是好意，但不被理解和接受。不过，它毕竟树立了一种文学坐标，有益于作家个人的心灵解放，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个体精神飞扬。

　　4.您所强调的写作自主性现在仍然未能完全实现，而您现在更强调自性，这意味着您在某些地方的妥协和包容，还是思想更成熟的体现?

　　答：出国后，我又强调文学的自性。使用“自性”概念。这不是妥协，而是更带彻底性。“自性”本是佛教使用的概念。我借用过来，是为了说明文学应与一切他性区分开来，不要受“他性”所束缚。他性包括政治性、新闻性、意识形态性等，当然也包括党派性、组织性、计划性等等。这就比“主体性”所辐射的范围更广阔，也更容易理解。总之，“主体性”，属于认识论概念;而“自性”则属于本体论概念。文学就得讲究“心灵本体论”，情感本体论。无论是讲“主体性”还是讲“自性”，其目标都是为了抵达真实的人性和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艺术个性。

　　5. 2010年，您接受黄平采访时曾说，鲁迅是最重要的作家，而八十年代出现的作家，至今还是“未完成”。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您对他有很多的肯定。那么，您现在是否认为，莫言是最重要的作家?为什么?

　　答：八十年代，时间太少，无论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带有爆发性，所以也“未完成”，即未能把才华发挥到最充分的地步。我的“文学主体论”就是一个“未完成”。文学批评难免主观。在我心目中，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的最重要作家。而高行健、莫言则是当代文学(一九四九年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二(还有另一些最重要的作家，恕不一一列出)。我这么说，不是因为高、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获奖前，我就这么认定，所以通过各种形式推荐和评论。仅评论高行健，我在他获奖前就写了六篇序跋与文章。莫言获奖之前，我就称他为“黄土地上的奇迹”，而“奇迹”二字是不可以轻易使用的。高行健与莫言都产生于八十年代，都是再次发现个人的先觉者。从文学创作上说，高、莫都是充分个人化、充分个性化的写作先驱。俩人首先都冲破“法执”即主义执(能冲破“主义”法执，对于中国作家特别重要)。一个揭开“没有主义”的旗帜，一个宣布文学乃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他们打碎一切束缚思想的教条与罗网，以天马行空的自由状态独自闯出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的全新道路。高行健很了不起，欧洲人只看到他在小说、戏剧、绘画等领域的巨大创造，但还没有看到，他所揭示的诸多人文发现，例如“对于文学而言，真便是善”，“自我的地狱乃是最难冲破的地狱”;“脆弱人乃是最真实的人”;“对立两极中的第三地带乃是最广阔的创造地带”等等，都是发前人之未发的空谷足音，给我以极大的启迪。而莫言的小说用上帝的心灵与魔鬼的手法写尽中国现实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百态，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次精神原子弹的试验，又都是对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充分个人化(即文学化)的重新书写。他的《丰乳肥臀》就是继《红高粱》之后的一部令人惊心动魄的现代史与当代史，史中展示了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全部辉煌与全部苦难，其主人公——上官鲁氏是个超越党派的伟大母亲，她以大地般的母性情怀，接受和抚慰隶属于不同党派的儿女和子弟，舔干他们身上的鲜血与眼泪。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充分莫言化的最真实的战争史、革命史、血泪史。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竟达11部，每一部都不重复，这不是奇观是什么?高行健与莫言，用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风格，把中国当代的书写智慧推向顶峰，然后成为世界文学的两个制高点。他们是很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赢得汉语写作的成功，而且让这种成功改变了中国文学在人类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改变了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些美学形式。

　　6.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在您的学术领域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您却多有批判，并引来了一些大陆学者的反驳。但现实的情况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远远多于《红楼梦》，易中天虽然在百家讲坛讲《品三国》获得巨大成功，但是他也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我确实打破了“四大文学名著”的笼统说法。从艺术水平上说，《红楼梦》、《西游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均堪称经典。但从精神内涵而言，则存在着天渊之别。《红楼梦》佛光普照，童心洋溢，是好书的极品;而《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是黑暗人性的深渊。其英雄野心勃勃，杀人如麻，但作者给予一代豪杰的面具;其妇女，或被宰割，或被利用，而作者却没有同情的笔触，完全是两部破坏世道人心的坏书。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圣经，它创造了一个准基督、准释迦的主人公贾宝玉。贾宝玉的“形”是贵族纨绔子弟，类似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而其“神”则是一颗至真至善至美的心灵，他没有世俗人的嫉妒机能，也没有仇恨机能、报复机能、算计机能等。他的心灵超越功名、功利，也超机谋、超世故、超心术。在“做人”时，只考虑如何对待他人，不在乎他人如何对待我。很可惜，直到现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读者仍然远远超过《红楼梦》的读者。《水浒传》乃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圣经，它高举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造反并非都无道理，问题在于《水浒传》呈现的是“凡造反使用任何手段都合理”的逻辑。只要是造反，便可滥杀无辜(如武松血洗鸳鸯楼时连小丫鬟、小马夫都杀戮，为了逼朱同上山，李逵在吴用指使下把仅四岁的小衙内砍成两半等)。打起“替天行道”的旗号，便可“排头砍去”，便可“烧杀屠城”(如劫卢俊义法场那一幕)。而《三国演义》则是维护皇权正统的圣经，为了维护皇权正统，什么心术、骗术、诡术都可以使，于是，全书成了中国机谋的大全，刘备这个伪善的野心家成了圣人典范，在他身上所体现的三国逻辑便是：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因为刘备代表汉室正统，所以他的心术诡术骗术便天经地义。中国人的心性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出现之后，往坏的方向恶性发展，双典中的反人性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迄今为止，中国已到处都是“三国中人”和“水浒中人”，即善于权术、善于伪装、善于计谋阴谋阳谋之人和动不动使用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嗜斗嗜杀之人。换句话说，现在到处是充满李逵气、武松气、刘备气的怪人。当年鲁迅先生就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三国气和水浒气的国家。(原话见“叶紫《丰收》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因为有其国民劣根性的基础和民族性“地气”接上这两部“经典”，而这两部经典产生之后，又强化了原有的恶气与鬼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小说的影响，不仅超过《红楼梦》，而且大大超过“五四”之后进入中国的各种流派的思想家著作，包括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尼采、康德、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傅科以及别、车、杜等等，其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力之巨，无他者可比，无他书可比。我曾说，中国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杜绝中国继续繁衍“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这两种人越少，中国就越文明。

　　革命

　　7.您和李泽厚先生曾经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当年反响巨大。现在，您们提倡的“改良优于革命”基本已经成为共识。可以说，您们的前瞻性已经得到了印证。请问，您们当时的想法从何而来?

　　二十年前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有两个历史背景：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八十年代末事件。我们当时就认为，“文革”确实是“继续革命”，其结果是民族生活的重心转到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而现在(我们展开对话的前前后后)民族生活重心变化了，转向和平建设，我们希望这种历史性转变应当成为全民的“自觉”。不过，李泽厚先生早在七十年代，他的著作就高度评价康有为，积极肯定改良思路。而且比较过“法国派”和“英国派”，对后者很肯定，对前者却提出怀疑，李泽厚在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论严复”。文中就说：

　　“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他是中国学界最早对革命和“辛亥革命”在理论上提出疑义的学者。文化大革命很像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规模的群众暴烈行动，全国各地都在“夺权”(推倒现政权)，都在实行“群众专政”，干部、知识分子、教师等，随时都可能被送上精神断头台(法国大革命是钢铁断头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精神断头台)，整个社会只有情绪与混乱，没有生活，没有理性，斯文扫地，法治扫地，尊严扫地。回顾文化大革命，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一次认真反省。以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在整个对话与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带着一个大问号：“八亿人民老是斗，行吗?”回应的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此外，我们刚经历了八十年代末事件，这也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此，我们也作了反省：中国要好起来，只能通过改良、协商、谈判等柔性、维新性办法，不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种刚性的对抗性方式。总之，是赞成邓小平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赞成毛泽东的自下而上的革命。

　　对于八十年代末事件，李泽厚先生和我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他只是同情，并不支持。五月十四日，他到天安门广场(唯一的一次)就很勉强。这一次之后，他再也不参加任何游行、集会、慰问。因为他一直不赞成这种大规模的对抗性群众运动。他多次说，“绝食”把运动搞坏了。群众运动总是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所以后来清查他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证据”。最后只能以“思想罪”对他进行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批判会地点是湖南长沙和北京的人民大学)。一九九二年他出国，但每年回国一次，对中国一直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讲这一节故事只是说明，李先生怀疑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大规模群众激进对抗运动，其态度是一贯的，《告别革命》只是一次理论上较完整的表述。

　　8.我想，你们所说的“告别革命”应该是指法国大革命开创的传统，由俄国、中国继承的共产革命。但是，革命还有另一种传统，就是由英国、美国所开创的自由革命。这种革命，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建立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其烈度和范围都很有限。对于这种自由革命，您持何种态度?

　　答：革命这个概念被应用得太广泛了，谁都可以脱口而出地列出“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艺术革命”、“民族革命”、“种族革命”、“土地革命”等，甚至可以说出“生态革命”、“服装革命”、“医药革命”、“食品革命”等等，所以对“革命”一词，首先要作界定。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中，一再说明，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即包括三要素：一是暴力行为;二是具有大规模群众性对抗;三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我们要告别的革命，是此种性质的革命，例如我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革命。但我们的告别，并不是否认它的历史正义性，而是认为这种性质的革命，不应当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即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就以辛亥革命而言，它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当时的改良派主张和立宪派主张，其实也可作为一种选择。不能说维新派与立宪派的选择就是走向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的老朋友、老院长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就表述过这种观点)。《告别革命》首先给我国的近代史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至于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我们确实认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是改良、妥协)比1789的法国革命更可取，更值得借鉴。我们要告别的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而非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告别革命》对法国大革命开创的近代革命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中国，这是比较早的反思。当然，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也经历过暴力的流血革命，例如1649年初的那场革命，革命主体就宣布国王为“暴君、卖国贼、杀人犯、国家公敌”，并把他送上断头台。然而，这种砍头革命手段在1688年的光荣变革中就不再被采用了。即“革命对象”国王詹姆斯只是逃亡法国，换上的是他的弟弟奥兰治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避免了流血战争。我们倒是比较欣赏这种方式的政治变动。从十七世纪末至今，英国的社会比较安宁稳定，就因为他们采取君主立宪制，告别了砍杀国王的暴力革命。英国这种选择，比较保守，但对人民和对国家都有益。我个人在思想上虽有自由主义倾向，但政治上则比较保守，不喜欢“翻烧饼”式的激进主义。

　　9.对于80年代末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波兰革命，以及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变化，您怎么看?

　　10. 21世纪之后，革命出现的新的命名和形式，人们称之为“颜色革命”，以您的国际视野，颜色革命与以前的革命有哪些异同?您对此持何种态度?

　　答：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都难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情景去评论。我和李先生提出“告别革命”，其语境是已经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国，但不意味一切革命都可以告别。我觉得要看两条：第一，本身的历史传统。比如中国的古代是王朝政制，一家独裁，所以往往无革命便难以另寻出路，故倡言革命的“孟子”列入了四书。而西方多数发达国家有法治传统，对革命便评价不高，对革命的血腥性也格外警惕。;第二，具体的情形。如捷克天鹅绒革命，结果是平和的，就算导致后来的分离，人民也是接受的。但阿拉伯颜色革命，就革不如不革。它们是大国政治一手导演的，小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管是主张“继续革命”，还是主张“告别革命”，所有的思考只能从大多数的人民利益出发。李泽厚先生和我所作的判断和选择，着眼点也是多数人民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进步。

　　关于这个问题，昨天我请教了李泽厚先生。他说，“天鹅绒”本身就是一种柔性意象，“天鹅绒革命”实际上只是改革，不是我们所指涉的那种暴力革命。而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情况更为复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规模的对抗性的群众运动。对于这种革命的性质与后果，我是深深怀疑的。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在《告别革命》中讲历史主义，就是讲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笼统地讲“革命”或把革命抽象化，没有意义。有些批评“告别革命”的文章，离开语境，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论是在近代改良思潮与革命思潮相互对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也没有注意我们所定义的“革命”(即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大规模的群众性暴力行为)是什么，而是把革命概念泛化与抽象化。批评者没有受过分析哲学的洗礼，对日常用语不作分析。所以其论述和批评都显得含混不清，不得要领，过于笼统。

　　11.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被堵塞，而皇族内阁的出台成了最后的诱因。如果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民众的呼吁，继续垄断权力予取予夺，这种情况下的革命是否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12.综合您自己的切身体验，以及阅读和思考，以及这些年来的国际视野，在您看来，革命的边界在哪里?

　　答：关于这两个问题，李泽厚先生也发表了意见。什么叫做“正当性”?什么叫做“合法性”?什么叫做“边界”?这些词又涉及其各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必须辨析、辨明、界定清楚。还有，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被堵塞。这也很不清楚。什么叫做“堵塞”?谁“堵塞”?是慈禧太后吗?她并未堵塞。慈禧的确打击过维新派，但庚子事变后她吸取了教训，并不堵塞改革，可以说，清末的改革还相当顺畅。如果慈禧早死十年，戊戍运动就可能成功，光绪维新就可能实现。如果慈禧晚死十年，改革也可能成功，革命派未必能够胜利。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否则就不会演出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这种种愚蠢闹剧。如果慈禧不死，光绪也没有随之死亡，中国的情况就会很不相同。康有为很聪明也很清醒，他知道光绪年青，可以借天子以革新，实现其改良之路，没想到光绪却同时死了，这完全是历史偶然性。暴力革命并非历史必然，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我记录下李先生的意见，你可参考。他这么一说，我就省得回答了。不过，昨天他讲完后，我觉得他强调谈论革命概念需要“分析哲学”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一是唯有分析，我们才能找到讨论的真问题，即首先定义好“革命”，才能避免无谓的争论;二是具体的情况确实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的《告别革命》只是在“阶级斗争”(革命乃是指极端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这两种基本方式上作出选择，即认为阶级矛盾、阶层矛盾永远都会有，但选择“阶级调和”的办法比选择“阶级革命”办法好。调和并非没有斗争，但不是大规模的流血斗争。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于Colora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