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杨冬玲，也曾是个爱美的女孩。受访者供图

　　

　　如今，杨冬玲在医院已经接受两个月治疗。受访者供图

　　杨冬玲躺在病床上，烧得黝黑的手上，红色的指甲油很是抢眼。她身旁放着一部苹果手机，白色，刚买不久。

　　两个月前，一名13岁的少年，为了抢夺这部手机，将矿泉水瓶中的汽油泼到了她身上，并用打火机点燃。由于作案时未满14周岁，这名少年最终由监护人“看管”。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对于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法律界素有争议。部分人士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则极有可能“纵容”未成年人犯罪。而另有一种观点则坚持，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以预防为先，抢救为主。

　　女教师属于特重度烧伤

　　在病床上躺了一个月，杨冬玲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妹妹杨冬霞记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学生在哪里?

　　24岁的杨冬玲，是四川金川县毛日乡中心校的一名乡村教师。2014年，从四川眉山师范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这所学校。

　　毛日乡地处山区，距金川县城近百公里。在学校，杨冬玲既教语文，又教数学。尽管条件简陋，交通不便，她却干得不亦乐乎。杨冬霞说，姐姐最喜欢跟家人分享学校里的事。“她最亲的，就是自己的那帮学生。”

　　今年6月13日，一个跟杨冬玲学生差不多年纪的少年，改变了她的一生。

　　杨冬玲清晰地记得，当晚9点，当她走过金川县政府广场时，一名少年突然窜了出来。随后，杨冬玲身上被泼了一层液体，紧接着，她看见对方掏出一只打火机。

　　她很快被大火覆盖。

　　医院的诊断显示，杨冬玲的烧伤达Ⅲ度标准，属于特重度烧伤。

　　事后证明，少年向她身上泼洒的，是从一辆漏油三轮车上接的汽油。这名与她素不相识的少年，下手的目的，是为了抢夺她的苹果手机。

　　当时，这名少年刚满13岁，在金川县城一所中学读初一。

　　少年被父亲用铁链锁在家里

　　杨冬霞提供的一张照片中显示，杨冬玲躺在病床上，全身被覆盖着纱布，透过纱布间隙，隐约看到烧得焦黑的皮肤。杨冬霞介绍，当晚，由于烧伤情况严重，杨冬玲被连续转院，最终就诊于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科。

　　一个13岁的少年，为何会下此毒手?少年的父亲方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早年间与妻子离婚，其后一直在外地打工，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看护。“后来孩子爷爷去世了，就没人管他了，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

　　杨冬霞说，事发后不久，少年方某便被警方控制。而就在事发到被控制这几天内，其又接连犯下了盗窃和抢夺路人两起案件。对此，方某的父亲也承认。

　　由于作案时，方某还未满14周岁，按照刑法规定，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当地警方对其作出了由监护人看管的决定。

　　而方先生的“看管”，就是用一根铁链，将肇事的儿子锁在家里。

　　■ 焦点

　　14周岁以下犯罪“免责”？

　　监护人需承担民事赔偿;本人会被处管教，或由监护人看管

　　“这名少年烧伤我姐姐后，还继续作案，说明他没有悔改。”杨冬霞说，自己和家人不会放弃追责。而具体如何追责，她一筹莫展。

　　根据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属于无责任能力年龄阶段。也就是说，即便犯下烧伤他人这样的恶性事件，方某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资深法官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在这类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由于公安机关通常无法提起公诉，加之无适用法条，因此法院介入的极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会免责。”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魏艳丽表示，未成年人犯下恶性刑事案件，首先其监护人需承担民事赔偿，其次，肇事未成年人会被处以管教，或者由监护人看管。“要么是送到少管所，要么由监护人看管，接受社区矫正，监护人需要定期向社区和公安机关汇报。”

　　收容教养与监护人看管的界限在哪里?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上述南京法官也透露，通常来说，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看管条件的，才会被收容教养。

　　尽管方某的父母离异，但其父亲仍有监护能力。因此，方某并未被送至少管所接受管教。此外，方某一家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杨冬霞说，事发后，方某父亲曾带着8万多元来医院探望，至于具体赔偿数额，两家还未谈拢。

　　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民法总则(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下限调整为六周岁

　　今年7月，广西岑溪一名13岁少年为劫财，连续杀害3名同村儿童。被警方抓获后，因其未满14周岁，被执行三年收容教养。该案一度引起舆论关注，当收容教养的决定作出后，曾引发不小争议。不少网友质疑：成型于1979年的刑法，是否应根据时代变化，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相应调整。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在法律界内部，关于这一问题一直存在分歧。

　　在北京京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宁看来，由于社会的发展，较之以往，现代人普遍更加早熟，14周岁这一门槛，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而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师魏艳丽则表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该坚持教育挽救为主，提前预防，而非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将之变为“罪犯”。“青少年的人生观尚未成熟，可塑性比较强，应该通过家庭、社会的教育，来对之进行挽救。”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今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中，对民事责任年龄也有所涉及。在这一草案中，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定义为“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而在此之前，这一年龄的下限为十周岁。

　　低龄犯罪应当如何应对？

　　应由学校和家庭共同推动，先行介入，真正做到“预防在先”

　　杨冬霞告诉新京报记者，姐姐出事以后，当地一时人心惶惶，年轻女性甚至不敢在晚9点以后独自外出。“虽然是未成年人作案，但犯罪时的凶狠程度，一点都不比成年人差。”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低龄犯罪案件频出，其中不少案件曾经喧嚣一时。

　　去年10月，湖南邵东县发生一起未成年人劫杀女教师的恶性事件。10月19日，公安机关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其中年龄最小者仅11岁，最大13岁。由于3名嫌疑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因此被收容教养。

　　“对于低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坚持预防在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律师魏艳丽表示，未成年人“低龄犯罪”，一方面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对其保护缺失的体现。

　　她介绍，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全社会有义务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完善的成长环境。“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在魏艳丽看来，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教育，应该由学校和家庭共同推动，先行介入，真正做到“预防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