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管社会上的小混混叫“打锣的”。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就听家乡人说起有几泼小混混，打起架来斗狠逞强，不要命，其中有两人渐渐从小混混中崛起，成为江湖老大，是那种让人谈虎色变的人物。不过后来听说这两人都先后被关起来坐了几年牢。出来后似乎都有了正经生意(当然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而且产业还做得很大，虽然不再在社会上打打杀杀，但依然是江湖上的大佬级人物，遇到困难，报上他们大名，其他黑帮是要买面子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家乡人在闲聊中偶而谈起他们，还带着啧啧称奇的神情。

　　家乡人对黑老大的态度，或许带有一丝演绎成分。不过，日前山西晋城一个黑老大的排场，可能让许多只在电视或电影里见过黑老大的人见识了什么才叫真正的黑老大。据报道，一个绰号“程三”的黑老大出狱，数十辆豪车到场迎接，36盘一万响鞭炮齐放，120个身穿黑T恤的打手站在监狱门口的两边，摆宴聚餐。不得已，监狱方请来武警压阵。此事通过视频传播后，弄得山西地方政府很没面子，警方便以“寻衅滋事”罪三天后将这个黑老大及他的九个兄弟收监。

　　黑老大程三是否有意要挑衅警方在此不追究，只是这个架势在在说明程三和他的那帮兄弟智商太低，摆谱摆到监狱门口，纯是自己找死。不过，对于听过家乡黑老大事情的我来说，对此倒也不觉得唐突。也许呆在监狱的缘故，程三之类黑老大，几十年了未见有什么长进，通过搏命赢得的黑老大的威名，却不懂得包装，“转型升级”黑老大身份，因此只能算是比较低级的黑老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黑老大的传说。如今在中国，从农村到城市，少有地方没有黑帮或黑社会组织的。许多黑老大早已将自己的身份“洗白”，他们当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混入党内，弄个一官半职。比如深圳曾轰动一时的“冠丰华案”，主角就是一位披着“全国扶贫状元”和深圳市“政协委员”光环的黑老大、亿万富翁。检方给他定下的“四大罪”是：强占公私财物、暴力抗法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斗殴伤害他人、称霸一方欺压群众。湖南一村支书兼村主任干了20年，也长期飞扬跋扈、祸害一方，包括非法拘禁村民致死，以人大代表名义诈骗，涉村事务雁过拔毛，焚车拒赔，威胁县领导等等，无恶不作。比起这些有各种光环、身份或职务的黑老大来，山西晋城的程三其实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政权触角深入到每个毛细血管的总体社会，黑帮势力是无有藏身之所的，这也正是中国在改革前二、三十年里基本消灭了各类黑社会组织的原因。但近二、三十年来，黑社会组织又沉滓泛起，形式也愈来愈高级、现代，一些黑社会组织甚至渗透进了地方特别是基层政权，在某些地方，黑社会组织长期存在，无恶不作，因此，就不能不问问，黑社会怎么炼成的。

　　我们所说的黑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指的是一个集暴力和经济犯罪于一身的组织，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是其主要特征。只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严密的纪律，黑社会才能和现有法律结构抗衡，法外生存;只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相当的经济实力，黑社会才能长时间生存。

　　一般来说而言，黑社会的滋生，主要与合法社会的运转不正常有关。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政府退出了大部分市场，但与此同时，和市场经济配套的法规并没有完全建立，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可以谋取利润，再加上贫富差距、社会分化加剧，底层的流动性特别是上升空间被阻塞，这就给了一些犯罪组织利用转型漏洞，通过暴力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机会，并为其提供了社会土壤，这是黑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黑社会组织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但要保障经济利益，除了通过暴力手段外，寻求各种“保护伞”，获取合法身份，愈来愈成为那些已经逐步壮大了的黑社会组织的追逐的阶段目标。故黑社会组织一旦有机会，也必然要从初期的主要以暴力手段来攫取财富，向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渗透，贿赂收买党政干部，培植代理人，直至其头面人物直接进入政界，获取合法身份，并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获取更大利益。道理很简单，黑社会组织只有和权力联姻，才能逢凶化吉，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宽松环境。

　　从警方破获的几乎所有涉黑案背后来看，都能找到黑白合流的影子。比如，浙江温岭早期的黑老大张畏，其保护伞就是时任温岭市公安局局长和温岭市市长。前述的程三，也曾因贩卖枪支、霸占他人煤矿、故意伤害等罪名分别于1984年、1989年和2009年三次获刑。据说，前两次刑满释放归来，晋城很多“江湖”人物前往迎接，为他接风洗尘，你十万我五万上礼以供他“东山再起”，其在晋城“江湖”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影响力可见一斑。有没有官场人物充当他的保护伞不好说，但暗中往来恐怕是少不了的。

　　当然，黑恶势力的发展壮大，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权的不作为和打击不力，脱不了干系。这在农村表现得更明显。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形来看，地方的

　　[page]

　　黑社会化多半与同作为基层政府的乡镇一级机构的不作为甚至纵容有关，甚至一些基层政权本身已变成黑社会化。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淡化，干群关系恶化，上级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村级干部的本土性使他们很容易受到乡土黑势力的控制。而为了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一些乡镇政府有意“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容忍乃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由此造成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权。上文提到的湖南某村支书就是一个例子。

　　可以把黑社会组织谋求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并与政权内的各类机构相互勾结的现象，称做黑社会资本主义。比起权贵资本主义的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来，黑社会资本主义由于是暴力、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前者还企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的合法途径来取得自己的私利，而后者则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法则和利益法则。

　　首先，黑社会组织频频制造恶性暴力事件，不仅对公共安全形成挑战，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秩序;而且黑恶势力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十分严重，一些百姓甚至因此丧失了生活安全感;其次，黑恶势力腐蚀渗透政界，导致公共权力不为民所用，而为黑社会所用，这必然会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再次，黑社会利用自己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会阻碍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社会的建立。

　　有鉴于此，对黑社会的发展坐大就不能掉以轻心。像晋城黑帮这种公然在监狱门口耀武扬威的情况，不能仅仅把几个黑帮老大捉拿完事，一定要追查背后有没有政府人员涉黑，充当保护伞;并整治当地的政经环境。从中国社会的转型来看，一方面是加大法律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是建立起自由、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权力制衡的社会结构，完善合法社会的运作能力。只有两手并进，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黑社会不断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