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维权工作,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不断探索新机制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然而,受流动性强等因素的制约,农工民异地维权时常遇到难题。

　　刚刚在四川省射洪县过完年的农民工蔡勇军,收拾行囊准备去新疆。这次离行有些沉重——不是为了打工,而是继续讨薪。1个多月前,在新疆和静县打工的蔡勇军向四川省遂宁市驻乌鲁木齐法律援助工作站求助。在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帮助下讨回了120万元工资,还有90万元被欠。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站已帮助申请劳动仲裁。

　　像蔡勇军这样常年在外的务工人员,四川省有1100多万。为维护川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川省将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向省外延伸,鼓励300万以上人口市(州)和百万人口大县(市、区)建立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如何运行,怎样避免成为“空壳”,对省外务工人员法律援助维权长效机制如何建立?《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19个驻省外法援工作站

　　“在外地,我不敢轻易相信人,被骗一次就害怕了。”1月8日,在遂宁市驻乌鲁木齐法律援助工作站,当看到家乡的法律工作者时,蔡勇军感叹连连。

　　和蔡勇军一起务工的80余人,他们在新疆和静县达州华渝房地产开发公司工地打工。到2015年年底,公司拖欠他们工资共计200多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也跑了。他们多次找到房地产公司和当地县政府信访、劳动监察部门协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遂宁市驻新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工作站接到求助后,立即主动与当地政府和房地产公司沟通协商,最终与房地产公司达成了协议,房地产公司以两套商品房冲抵拖欠蔡勇军等人部分工资。而其余拖欠的90多万元工资,法律援助工作站则帮助申请了仲裁,现在正在办理中。

　　“虽然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了法律援助申请受理的属地原则,但仍然有大量在省外务工人员遇法律援助需求,更愿意求助于家乡的法律援助机构。”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晓林坦言。

　　如何在坚持法律援助申请属地受理的框架下,将四川省法律援助服务向省外务工人员适度延伸?四川省泸县做了有益探索。

　　泸县总人口110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约45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贵州、广东、云南等地。

　　“外出务工人员大部分文化程度偏低,缺乏足够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身处异地,他们对当地法律服务机构缺乏足够了解,因此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处理,个别甚至采用非理性手段。”泸县司法局局长李生元认为,在川籍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建立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很有必要。

　　据了解,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一般在省外农民工集中地区设立。截至目前,四川省遂宁、达州、合江等市、县,已分别在新疆、广东、昆明等地建立了19个较为成熟的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两年来,共接待咨询逾2万余人次,引导向当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300多件,直接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80余件。

　　各地建立的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服务本市、县籍务工人员的同时,也为其他川籍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必要帮助。据了解,已建立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主要包括依托川籍在省外执业的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及其执业机构,川籍省外商会、支乡联谊会等民间组织,政府驻省外办事机构、驻外流动党组织建立工作站。工作站的职责包括解答川籍务工人员的法律咨询、向务工地法援机构提出法援申请等。

　　避免省外法援站成“游摊”

　　“听说家乡在我们这里建立了法律援助站,我找了很久才找到号码,打过去后对方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能解答我的疑问。”在江苏省南京市工作的川籍务工人员刘力向记者反映。

　　经调查,记者发现,有些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依靠川籍人士在当地开办的企业建立。这样既没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也没有专业律师的站点能否充分发挥作用?

　　早在2014年年初,考虑泸县人在贵阳务工较多,泸县准备在贵阳建站。司法局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了泸县籍在贵阳从事建筑行业的老板。但是由于这位建筑老板的办公地点常随工地转变。“我们考虑再三还是推迟了在贵阳建站的打算,建立省外站有良好的依托十分重要,如果连最基本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这样的流动摊点怎么为务工人员服务?”泸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李静说。

　　为了规范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建立和服务,2014年8月,四川省司法厅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点)的指导意见》,要求每个工作站至少有两名专业法律援助律师或具有代理案件能力的法律援助工作者,既可以本市(县)派驻外地,也可以从当地的律师中选聘。

　　前不久,四川省法律援助中心对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进行抽查。“我们发现有的市(县)建立的站没有专业力量支撑,既起不到法律咨询的作用,更别说法律援助了。对于这样的站我们建议取消,改变建站方式,真正从服务川籍务工人员的角度实实在在来建站。”王晓林表示,驻省外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应杜绝“空壳”“游摊”形式的站点。

　　探索法援维权长效机制

　　“我们负责的不仅是中山市,在广东范围内我们都要去提供援助。”泸县驻中山市法律援助工作站负责人乔德琼坦言,法律援助站律师少、工作量大是巨大的考验。泸县常年在中山务工的人员有10万多人,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仅靠泸县驻中山法律援助工作站两名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1名专业律师很难完成。

　　驻省外法律援助力量不足也是李生元担心的重点:“老乡在老家遇到困难后找村上镇上。在外务工他就会找老乡、找老家的派出机构,越来越多的川籍务工人员知道这个站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接踵而来,现在我们中山站有两名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1名专业律师,如果人手紧张我们将加派力量。”

　　“七旬老人率一家九口郑州讨薪上百天仍无果,一家人一天仅花10元吃2顿饭……”春节前,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岳中兰一家及在河南省郑州市同一工地务工的45名农民工遭遇讨薪艰难境况。获悉情况后,广元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立即启动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协调郑州市惠济区法律援助中心尽快解决开发商欠薪问题。目前,郑州市惠济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已经介入案件的调查取证。

　　“岳中兰讨薪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法律援助不能单打独斗。”王晓林认为,驻外法律援助工作站必须要加强与当地司法、交通、法院、劳动等部门的沟通。同时,还要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提高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尽量避免权益受损,即便受损也能及时申请法律援助。

　　据了解,目前,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最主要难题还在于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短缺。“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在于驻省外法律援助工作站加强与驻地法律援助机构衔接,探索省外务工人员维权长效机制。”王晓林表示。

　　有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川省大竹县法律援助中心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法律援助部门建立的专门协作机制,对需要移送的法律援助案件、委托对方调查取证以及外出务工人员要求由大竹县籍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个案协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外出务工人员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合江县驻贵阳工作站通过召开座谈会、进企业走访等形式,已经和千余名合江籍务工人员、农民工代表以及企业家建立常年稳定的联系。(记者 马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