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防控宣传发动能力不足、技术手段落后、“群防群治”与现实脱节等防控短板，难以适应当下农村的安保现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楠谭畅

　　近日，湖南省衡山县一男子3天内在方圆20多公里内连续作案，致6人死亡1人重伤。这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连续发生凶杀案的一个缩影。这些案件不仅给死者家属带来巨大伤痛，更引起社会各界对当前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的担忧。

　　当前，以留守的老弱妇孺为人口主体的农村，面临着治安防控宣传发动能力不足、治安防控技术手段落后、“群防群治”与现实脱节等系列短板，农村社会的治安防控体系亟待升级。

　　农村治安防控遭遇新挑战

　　仔细梳理这些案件发生始末，不难发现一些共性因素。比如案发后部分群众无法及时收到预警信息，凶犯逃窜后难以追踪，群众遭遇侵害时防卫能力偏弱，等等。透过这些因素，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劳动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提速的背景下，传统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遭遇了新挑战，一系列防控短板难以适应现实需求。

　　一是，农村社会治安风险因素增加。随着农村各项建设增加，由土地引发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化解难度大，一些矛盾纠纷因得不到及时妥善调处，容易激化矛盾。有的失地农民安置不当，成为无地、无业、无收入的“三无”游民，成为治安隐患。由于贫富差距拉大，加上乡村道德建设滞后，部分农民道德标准发生倾斜，放松对自己行为的约束。部分农村地区监管不严，导致色情淫秽、暴力凶杀等影视作品泛滥。一些村民长期接触后，潜意识中的阴暗面被刺激出来，更易实施违法犯罪。

　　二是，宣传发动能力不足。多名受访的地方干部认为，案发前，相关职能部门法制宣传不到位，部分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案发后，对相关预警信息的发布又不能做到及时、全面覆盖，导致部分群众没有足够的防备心理。

　　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谢先进介绍，在此次衡山县凶杀案中，1月15日案发后，专案组组织案发地周围28个村的村干部开会，通报案情，通知加强防范。16日案发后，警方成立了宣传发动小组，发布警示消息。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三个案发现场周边以及嫌犯家周边采访，村民普遍表示没有收到相关警示。有村民表示，案发后见过嫌犯在路上行走，但没有联想到是杀人犯。谢先进坦言，农村地区村组干部、巡防力量有限，加上村民居住分散，可能存在宣传发动不到位的情况。

　　三是，基层政法力量不足，治安防控技术手段落后。衡山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继放表示，基层警力不足是个“老问题”，衡山县也存在警民比例偏低的情况。湖南一名基层民警表示，当前一些乡镇派出所只有1～2名正式民警，对一些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能力更为欠缺，“能及时掌握警情并及时上报就不错了”。

　　此外，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层财力薄弱，导致治安防控设备和技术不能及时更新。谢先进介绍，目前衡阳的天网监控系统仅覆盖到乡镇，村一级缺乏视频监控系统覆盖。例如，该案嫌犯连续作案期间，仅首次作案后在国道和南岳区留下少量视频监控，随后进入村间便“消失”了，给警方抓捕带来困难。

　　四是，“群防群治”方式难以适应现实情况。过去，群防群治是搞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警力不足、压缩案件发生和打击违法犯罪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但是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农村常住人口以老弱妇孺居多。这一群体警惕性不强、防卫能力不够，村级几无成型巡防力量，一些联防队、护村队、护寨队名存实亡，村民自我防范与官方治安联防能力都在不断削弱。

　　在地方采访时，部分民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一些心怀歹念的人，在这些“空心村”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以衡山县3起命案为例，无论是受害者，还是伸手救援者，都是老人、妇女、小孩。他们警惕性不高，或搭乘陌生人的车，或出门未关门。案发时面对犯罪分子，甚至没有还手之力。

　　五是，部分基层干部工作不力。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对农村治安防范工作重视不够，工作消极应付、流于形式，加上基层综治力量薄弱，综治经费得不到保障，综治人员补贴难以解决。有的村干部很少在治安防范上投入大量精力，对基层矛盾隐患不能及时掌握，对调解纠纷等工作推诿敷衍。

　　巩固农村安全防线刻不容缓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指出，要尽快补齐基层基础、社会共治、科技运用、法治保障等四个方面存在的短板。他表示，治安防控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集约型转变，风险防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转变。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随后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也强调，要把创新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作为促进公安工作转型、提升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的重要载体……要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拓展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新途径。

　　受访民警认为，农村中暴露出的治安问题警示，巩固农村的安全防线已经刻不容缓，在“空心化”现象突出的农村，迫切需要加快实施农村警务战略，建立长久有效的治安防范体系。

　　一是要加强县、乡、村、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建设。提高矛盾纠纷发现调处能力，把矛盾化解在源头，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大祸。发挥基层民警作用，依靠基层干部和群众，加强调查走访，发现并及时解决矛盾纠纷。加强对吸毒、刑满释放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关注，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公安等部门要深入基层，及时化解农村现实存在的矛盾纠纷，特别是一些容易造成“民转刑”的矛盾纠纷，要及时调处化解，消除隐患，有效防止农村命案的发生。要充分发挥派出所民警、社区民警接触群众多，人员熟、情况熟、与群众有较深感情的优势，深入乡镇、村组，深入群众当中，了解和掌握各类矛盾纠纷底数，为化解工作打好基础。对一些家庭、邻里纠纷等矛盾，要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控制、及时疏导、及时化解，努力将各类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是进一步加强乡镇派出所建设，在警力、经费、装备上加大投入，创新警务模式。进一步提高公安部门快速反应能力，避免一般案件升级为命案。一旦接警，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及时下达指令、就近派警，及时控制当事人和嫌疑人，防止一般案件升级演变为命案。

　　一名基层民警建议，在警力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可通过建立区域性快速反应警务中心，由公安牵头整合区域内基层派出所、联防队、治安积极分子、民兵、基层干部的力量，联动防控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加大普法宣传，提升全民法律意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安全防范意识教育很有必要，有关部门应组织进行专门培训，提升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谢先进说。

　　四是提升现代化宣教预警能力。基层干部建议，要畅通信息渠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手机短信、互联网、广播、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在有必要的时候，能通过现代化的途径及时向群众发出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好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