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外逃17年的嫌犯齐扩军(中)被新疆两名警察控制。供图/新疆沙湾县公安局

　　原标题：农妇追凶17年：最后一名疑犯归案

　　新京报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公安局介绍，昨日凌晨零时20分许，当地公安在新疆兵团一居民区出租房内，将逃逸17年的嫌犯齐扩军控制。

　　农妇追凶17年 为破案提供线索

　　1998年1月30日晚20时，齐扩军同齐金山、齐学山、齐宝山、齐海营(该4人已先后归案)等5人在河南周口项城市南顿镇殴打村民齐元德、李桂英夫妇，致齐元德重伤抢救无效死亡，李桂英受轻伤，5人相继逃到外地藏匿，后被河南项城警方网上追逃。

　　11月23日，新京报刊发深度报道：农妇李桂英17年来寻遍十余个省，追踪打死丈夫的5名嫌疑人，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齐扩军是最后一名归案的嫌疑人。

　　“齐扩军在新疆六年了，一直住在人烟稀少的城乡接合部，没有身份证，被抓时，齐扩军刚在出租房住了两天，准备逃到别的地方去。”昨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公安局政工民警苏刚伟说。

　　隐匿多地 不敢向工头讨工钱

　　据办案民警回忆，当民警出现在齐扩军面前时，他直接伸出双手，并对民警讲：“我也知道会有这一天，前一阵看到了这个案子的报道，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没被抓住的，昨天刚换了住的地方，你们就来了，这些年天天提心吊胆地活着，太累了。”

　　据了解，第四名嫌犯齐海营在北京被控制以后，当地警方根据齐扩军在河南的家人，摸索到一条线索，显示齐扩军的家人和新疆有联系，于是顺藤摸瓜，将齐扩军控制。

　　齐扩军交代：17年来他隐姓埋名，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躲藏。2009年春节后来到新疆，为防止被查获，长期以来寄身于城乡接合部，以打零工为生，不停更换住所，不敢交朋友，不敢和家人联系，更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怕被警察发现。有时干上一天的重体力活，连一分钱都拿不上，自己也不敢向工头讨要。

　　目前，齐扩军已被沙湾警方临时羁押，等待移交河南项城警方。

　　李桂英：17天能破的案子，我等了17年

　　告慰丈夫大仇得报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得知最后一名嫌疑人归案的?

　　李桂英：昨天，项城市公安局还有人拿几张照片让我辨认，说他们正在全力抓捕，目前锁定了几个嫌疑人，我看了几张照片都不是。

　　但昨天上午，你们报社问我听没听说齐扩军落网了，我才知道这件事。

　　新京报：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欣慰?觉得17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李桂英：当时喜忧参半，喜的是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我这辈子的任务完成了，忧的是我用了17年去找仇人，历经千辛万苦，但媒体报道后，只用了不到17天，假如警察用心、全力去破案，我会用17年吗?17天能破获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新京报：现在觉得如释重负了?

　　李桂英：起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我不会再为这件事背负压力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好好过日子了。

　　新京报：现在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李桂英：我想了好多年，等最后五个人都抓到了，我会去丈夫坟前大哭一场，告诉他，孩子我给你养大了，仇人我也全部抓住了，我对得起你了。

　　我设想的最后一个凶手落网，我会第一时间去丈夫坟前，你们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刚好在来北京的路上，去拍摄一个节目，只能在心里告诉丈夫了。

　　此案负责人应该被追责

　　新京报：你曾说过，怨恨像雪球，这么多年，开始是怨恨杀害你丈夫的凶手，后来怨恨相关部门不作为，现在还会有怨恨吗?

　　李桂英：我感谢新疆警方的努力，但是我还是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

　　新京报：你想得到什么?

　　李桂英：我丈夫遇害，那么多年没人管，中间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被修改，是谁的责任？还有负责这个案子的人，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不应该追责吗？齐金山2011年就被抓了，到现在还没有判下来，为什么？我往相关部门跑了那么多趟，得不到答案，现在依然得不到答案。脑子里的问号太多了。

　　新京报：心里这种怨恨什么时候才会消失？

　　李桂英：修改身份信息的人、拖延案子的人彻底受到追责，我才会满意。

　　新京报：有人说，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怨恨中，对你自己和家庭都是不公平的。

　　李桂英：谁想一直生活在怨恨当中呢?假如杀害我丈夫的仇人在十七年前被抓了，我还会有怨恨吗?

　　新京报：新京报记者也探访了齐金山的母亲，现在她一个人孤守在家，七十多岁了，她说见到你会给你下跪，并且做了一个双手合十、下跪的动作，假如她真这样做了，你会原谅她的家庭吗?

　　李桂英：我知道当个妈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事，她儿子到处躲藏，她也很可怜，我理解她，假如说她的儿子也像她一样，悔过、第一时间道歉，我一定会原谅他们。

　　但他们跑了十几年，齐金山被抓以后，在法庭上还说出来以后要杀了我，你让我怎么原谅呢?

　　我的孩子们变得更坚强了

　　新京报：这17年里，你觉得你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李桂英：我丈夫没出事之前，我在村里是妇女主任，还算有威望，出事之后，我变成了个叫花子，到处求人提供线索。这么多年追凶的精力假如用在孩子身上，他们会不会更好?花了那么多的钱去追凶，如果用在生意上，全家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一些?

　　新京报：会担心这种长期的仇怨和情绪会传递给孩子们吗?

　　李桂英：他们小的时候，我一连出去几个月不回家，他们问我去哪里了，我不敢说去追凶了，说去办事，我怕他们心里有压力，不能专心读书、好好干活儿。

　　新京报：但他们还是会受你的影响。

　　李桂英：他们大了以后，上大学，有学问了，懂事了。你看他们几个谁去村里寻仇了?唯一的改变就是更坚强了，我就告诉我的几个儿，好好读书，出息了，就可以给爸爸申冤了。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几个孩子因为心疼你，劝你罢休过吗?

　　李桂英：他们小的时候不懂我干什么，大了以后就习惯了我不在他们身边。大孩子结婚以后，托儿媳妇劝我寻一个伴儿，我没同意。

　　等待忘记仇恨的那一天

　　新京报：最后一名嫌疑人归案，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李桂英：希望法院能够有合法公平的判决。

　　新京报：五名嫌疑人都已经落网，你对法院的判决有信心吗?

　　李桂英：我对国家的法律有信心，假如地方能够依法判决的话。

　　新京报：对于未来，生活上，你有什么打算?

　　李桂英：五个嫌疑人落网，法院能够有一个公平的判决，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等给他们的父亲上坟的时候，全家儿女给他们父亲说说家常，说说孙儿几岁了，考了多少分，一家人忘了烦恼，忘了仇人，我等待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