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正准备回家，突然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说想在县城买房，让帮着咨询。乍一听，以为是要响应政府鼓励农民买商品房的号召，顿时产生了警惕之心。赶快普及了那句至理名言：“政府不让干啥，千万不要干;政府让干啥，千万不要干;只能干那些没说让不让干的事情”。

　　但听下去，全然不是一回事。

　　老家离北京不远，普普通通一个农业县。尽管地处冀中平原，但二三十年前，城乡差距之大还是让人难以置信，商品粮像天堑一样划分着两个几乎互不通婚的种姓。《河殇》里讲，黄河边上农民一生的半径不超过几公里，老家也大抵如此，村子里的人们像庄稼一样一季季长起来，再一茬茬收割掉。村庄没有记忆，只有基因的自动繁殖。

　　直到小学四年级，我才因为参加学校的知识竞赛第一次有机会进城，一个灰头土脸的小城镇，笼罩在计划经济、官僚机器冰冷的秩序之下。整个90年代，全县经济一直在缓慢增长，大城市回来的人们很容易在这儿找到优越感，就像阿Q进城偷过东西，就可以感慨城里的小乌龟子叉麻将也叉得精熟。大约在2000年前后，县域经济开始爆发，国企破产、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卧轨截访，机器轰鸣中，县城像一个巨兽醒了过来。雾霾、堵车、垃圾围城，人们抱怨的同时，脸上的笑容还是多了起来，出手也越来越大方。商品房从无到有，价格从2000年前后的八百一千，涨到现在的四五千，新式小区仍在咕嘟着，一个个冒出泡来。

　　购房主力除了本地居民外，还有两支队伍，一部分是京津两地的“还乡团”，另一部分则是进城的村里人。最初进城的，基本上都是乡镇干部和暴发户，横跨政商两界的乡村级名流。这些地里长出来的人精儿，现在已经很少光顾农村了，倒是在县城里，每天都能看到醉熏熏的乡镇干部开着越野车联络生意。前些年，因为受制于城镇用地额度，老家旁边的一个村子被选做集中居住试点，以实现“占补平衡”。村里人虽然不了解政策的弯弯绕，但对于土地被禠夺这件事是看得真真儿的，赶农民上楼的计划受到了强烈抵制，最终只好作罢。近年来村子里的生活日益滋润，房子盖得高大轩敞，冬暖夏凉，不禁觉得奇怪，为什么非要往城里跑呢?

　　原因还真是意想不到，几乎是任志强等人口中“丈母娘经济”的农村版。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人工性别选择的结果是，农村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这对县域房地产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

　　城里皆剩女，村中多旷夫。农村女孩子之抢手，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表征是媒婆的兴起。过去说媒拉纤，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基本由亲戚朋友代劳，报酬也就是几套时新的鞋帽，倘若婚后琴瑟不谐，媒人还有连带责任，类似于PE们签的保障条款。现在光景大不相同，媒婆已茁然成长为一个标准化职业。我村的一个小学老师，是十里八乡知名的红娘，绝早被慕名前来的家长踢破了门槛，未曾开口就要交见面礼，电话卡里先充一两百块话费再说。媒人手机里的大数据一检索，男方家长就像陀螺一样转起来啦。和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一样，媒人们扮演着为女方做DD(尽职调查)和为男方做假账的双重角色，只要搓合上市佣金到手，完全不用管婚后行情有几个跌停。

　　其二是离婚率升高。以前农村离婚是件很恐怖的事情，抛开感情纠葛不说，离婚后女方的生存就是问题。中国的农村女孩是没有继承权的，一旦出嫁，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归兄弟所有。倘若离婚，回到家里没有合法地位，直接威胁到嫂子弟妹的财产安全，战场就会从婆家转移到娘家，因此面对不幸的婚姻，女性几乎别无选择。这一风俗传统，至今并未稍有改观。但是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女方越来越敢于提出离婚，经常是小两口一言不合，妻子拔腿就走。双方回到婚姻市场，男方立刻大幅贬值，而女方则立刻会被虎视眈眈的媒婆们“秒杀”。离婚后男方彷徨无依而女方很快组建新的家庭的例子比比皆是。

　　与此相伴的，是女性地位的真实提高。说句题外话，没有农村经验的人往往不能理解，古代女人为什么一结婚就没了名字，而只以某氏代称。道理很简单，在农业社会，女人的名字完全没有用处。顶门立户的都是男人，一切用得到名字的地方都是男人出面。即使在家庭范围内，也有着各种彰显关系的称呼，姑姨婆娘，大妈大婶，同样用不上名字。我奶奶一辈的人，即便至亲，也多没人叫得上名字来。古时候像潘金莲、阎婆惜这样的女中豪杰，只因为是抛头露脸的人物，名字才能在江湖上叫得响。

　　近些年来，女性在我们老家的地位一直在稳步上升，在服装、箱包等轻工领域，以及开店卖货等服务业，女人的收入并不比男人低。男女比例失调，更使得女性越来越放得开。不过，近来经常看到网上有人发贴写农村性关系混乱、人心不古的调调，完全莫名其妙。农村的人际关系从来复杂，束缚人性的枷锁不知凡几。未婚同居、离婚率上升，都是极大的进步，即便是一些风化事件，也往往是自由意志的自然奔涌，轮不着假模假式的老夫子们来指指点点。有些城里人解放了自己，到农村里缅怀想象中的田园之乐，本质上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殖民心态，其居心本就可疑。

　　言归正传，回到买房问题。95后一代，农村孩子除了读书升学离土离乡外，大多数都在城里打过工。男孩子立足不易，但根在农村，仍能来去自由。女孩们一旦结婚生子，多半还是会被锁定，因此通过婚姻改变现状，乃是人生一大关口。大城市不敢奢望，但县城的一套房子，是满足“中国梦”的必需品，再有一辆穿梭城乡的小车，就是确凿无疑的人生赢家了。近些年回家，看到很多人家的院子，白天都是门户洞开，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是用来展现院子里停放的小轿车的，“愰媳妇的”。这种实力展示和某国阅兵差相仿佛，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农村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更是多数家庭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发布会，绝不亚于苹果推出Iphone6S，礼上儿面上儿的竞争都非常公开和白热化，行情变化也异常迅速。我姐的一个闺密，本来已经拉好砖准备在村里盖房，但最近敏锐地嗅到未来儿媳的需求变动，就果断斩仓，转攻县城商品房了。

　　来自丈母娘的需求，有农民工收入提高作支撑，加之婚姻市场的严重不平衡，对于看似过剩的县城地产业来说，不啻于天降神兵。但是，“丈母娘经济”毕竟是家庭财富的一次性集中释放，对于县域城镇的地产业来说，还有多大潜力可挖，能够起到多大的支撑作用，都需要量化研究。春节前出台的房贷新政，有人戏称是发动农民工迎战索罗斯，即便对于拉动投资和消费能够带来部分作用，也只能是强弩之末涸泽而渔。河北农村盖一处房子，10万-15万就粗具规模了，但县城的房子最少也要30万起步，两三倍的差价，是需要咬牙跺脚的。如果有两个儿子，除非有外力支撑，“中国梦”就很难实现，这与城市白领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区别。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选择，反过来，经济变化对于生育意愿的冲击也很明显。近些年来，我村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头胎生男孩的多不愿冒再生一个儿子的风险，而头胎生女儿的往往也只愿意再试一次。对于衷心热爱计生罚款的乡镇干部来说，这是天大的坏消息。因此，如果你回乡串门遇到计生干部千万不要惊慌，他们不是来抓超生的，而是来密切联系群众的：只要交罚款，就可以再生一个，再来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