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吞噬了粮农收入增长空间
　　59岁的谭业君是吉林省前郭县达里巴乡四家子村农民，种了40多年水稻，家庭全部收入来自水稻种植。
　　2000年至今，小到几毛钱买块糖，大到6万多元的卖粮款……谭业君将生产、生活的每笔收支记录在册。
　　发黄的账本上记录着，惠农政策改善了生活、增加了收入，从“拉饥荒”到实现年年有余，也反映出由于农资等成本连年上涨致使种粮比较效益仍然较低，农民持续增收不稳等农业发展的“困顿”现状。
　　打开老谭15年来记录的四五本收支账，各项惠农政策对其生产、生活的改善情况一目了然。“2000年水稻每公斤1.3元左右，总收入才3.3万元，还要交1426元的税费，一年下来欠了4846元外债。”2004年起，国家免征农业税，并有了粮食直补，“当年各项税费负担少了1727.25元，增加补贴2173元，里外里收入增加近4000元。”这年开始老谭家年终结转再未出现过负数。
　　2003年起，老谭开始流转邻村的土地，最高峰时他经营着近9公顷水田。记者梳理账本发现，10年来，他种植水稻的产量稳定在0.9万～1万公斤/公顷。水稻价格上涨对其增收拉动明显：从2004年1.82元/公斤到2014年3.3元/公斤，每公顷收入也从1.98万元增至近3万元。
　　在老谭看来，种粮总收入增加快得像兔子跑，而纯收入增长有点像乌龟爬。“10年前，每公顷责任田的纯收入近1.6万元，而去年净剩约2万元。”老谭说，总收入增长了50%，而纯收入只增长25%。
　　公主岭市廿家子镇西地村农民吕殿富和老谭看法相似，种了0.95公顷旱田，去年收获1万公斤湿玉米，生产总投入8000元，“按照湿玉米价格每公斤不到2元算，纯收入1.1万元。”吕殿富说，玉米价格从2011年1.98元/公斤上调到2014年2.24元/公斤，“可纯收入都是1万元。”
　　账本显示，老谭家庭结余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增长较快。记者调研了解到，其间国家托底的粮食价格上涨和各项惠农补贴对种粮农民持续增收的拉动作用明显，但随着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出现，补贴“黄灯”亮起，粮食生产成本“地板”抬升挤压农民种粮增收的矛盾逐渐凸显。
　　“种子从按斤卖到按粒卖”，老谭账本上最近一笔生产支出是花了1014元购买今年的稻种。在他看来，农资等成本的高涨挤压了增收空间。“2004年责任田的生产支出是每公顷3841元，去年达到了8405元，翻了一倍多，比水稻价格涨幅还大。”老谭说，“眼瞅着卖化肥的开的小汽车越换越贵，农资流通中间环节太多，吃掉了很多农民的收益。”
　　据吉林省物价局对该省11个县的101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每亩水稻平均生产成本从2010年的743.82元增至2014年的1023.21元，增长37.6%。
　　记者发现，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程度不均衡也影响着种粮农民的持续增收。老谭的账本并未列出农机折旧成本，“2010年花5万多元入股买了一台直补的水稻收割机，去年卖了分成2万元，平均每年折旧6000元。”老谭告诉记者，他的种植面积并不大，本不需要购买收割机，但到了分秒必争的秋收期，很难租到农机。
　　更让老谭担心的是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水稻价格从2010年起增幅明显放缓，“现在增产已经很难，农民被水稻价格和生产成本夹在中间，越来越难受。”记者了解到，对于像老谭这些靠流转土地种植的大户，土地承包费用高涨和无法获得各项种粮补贴是抑制增收的另外“两座大山”，“每公顷租地价格从2004年的3450元涨到现在的1.2万元，而每公顷2000多元左右的补贴还要给原承包人。”
　　从老谭的账本分析，可从四个方面保障种粮农民持续增收，提高种粮积极性：
　　一是完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合理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建立弹性增长机制，为目标价格的探索赢得时间。保证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高于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幅度，使粮食生产保持合理的收益水平。
　　二是适度支持农资电商和直销等新销售模式发展，压缩中间环节吃掉农民收益。
　　三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粮食补贴政策，并重点向种粮大户倾斜。建议将种粮补贴与粮食增产挂钩，放大补贴对增产的政策效果。
　　四是稳步推动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高效化迈进。未来要强化资金和政策引导，继续鼓励种粮大户、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