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亩稻田，一个67岁的老人，咋割?

　　眯眼望着金黄的稻田，戴启楼却一脸轻松：“我老头子一个人收割足够。”

　　老戴是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三河村农民。搁两年前，老戴一到收获季节就犯愁：儿子两口子在外打工，老伴身体又不好，他一个人四处找人帮忙收割不说，更闹心的是，满地秸秆往哪里堆。“那一年，邻居在地里烧秸秆，就隔一条小水沟，差点没把我家的稻田给烧了。”老戴现在想起都有些后怕。

　　今年好了，不但收割轻松了，秸秆也再不用焚烧了。因为，从去年开始，老戴的村子实行了“联耕联种”。

　　射阳的“联耕联种”，破解了中国农村屡见不鲜的一种困局：一群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各家几亩零散的玉米地里、稻田里忙着收割，子女和孙辈们则早已远离土地，在远方的城市里打工挣钱……

　　地该怎么种？

　　摆在农民面前的路大致有两条：一是多年来的家庭分散经营，最多只能借助小型农机;一是土地流转给大户或企业去规模经营，自己收取租金。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向规模要竞争力，第二条路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地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渠道。

　　然而，几千年来沉淀在农民心底的土地情结，令众多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存在“惜地”心理，加上土地流转中一些损害农民利益情况的影响，很多农民依然固守着分散经营的传统模式。在农业大县射阳，160万亩的耕地，多年来土地流转的面积只有25万亩。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让农民既可以不流转土地，又可以分享规模经营之利?

　　射阳县为此探索了3年，探索出“联耕联种”模式：一家家分散的土地，拆除田埂后连起来，联合实行大农机作业，基本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规模化经营。

　　看似简单的做法背后，却是对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由“散”到“统”的重大突破。

　　“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评价：“射阳联耕联种实现了分散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它将推动中国农业一次新飞跃!”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联耕联种既保留了千万农民家庭经营的内核，又得到了农户间联合合作的好处，有效发挥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的优势，为我国6.2亿亩平原宜耕耕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无心插柳

　　刘古成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小小创造，竟引起县农委的关注

　　与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类似，射阳的联耕联种最早也是源自农民的创造。54岁的兴桥镇青华村农民刘古成，是这一变革的参与者。

　　刘古成家有两块责任田，前些年是“一家两制”：一块仅1亩左右的田流转了出去，“田块小，费时费力的，不合算”;另一块5.7亩的地还自己种，“舍不得啊，流转出去虽说有三四千元的租金，但一家人吃什么呀?”说到底，老刘还是舍不得丢开土地。

　　但是，这5亩多田让老刘很纠结，分田到户30多年了，这些年收成没啥增长不说，种起来还一点也不省力!眼看着村东边国营新洋农场在田里奔跑的大农机，老刘打心眼里羡慕：看人家这田种的，多轻松!咱能不能也把大农机用起来，真正实现机械化?

　　“一家七八亩，田分五六块”，因为按照土地肥力、田块远近平分，农户责任田“碎片化”现象在射阳非常普遍。大农机拐弯都拐不过来，怎么能真正用起来?刘古成和一些有同样心思的村民商量，能不能动员村里地块相连的几十户联合起来，铲掉各家的田埂，让大农机在地里跑起来?

　　2012年秋天，大农机“隆隆”地开到了青华村四组的地头，300多亩地，一天半时间就耕完了。刘古成和邻居们一边轻松地笑，一边忙着在各自田头埋下暗桩，“铲了田埂，界线还得划清啊，谁家也不能吃这个亏!”

　　大农机作业不仅给刘古成们带来了耕作的轻松，也带来了好收成。2013年夏收，刘古成家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往年最多也就800来斤。“大农机能深翻，秸秆还田增加了肥力，麦子在冬天也不容易受冻。”刘古成分析丰收的原因。

　　青华村农民这一自发的生产创造，以一季好收成赢得了大家的拥护，虽然这个创造起初并没有名字，而只是农民基于对大机械作业的朴素愿望。

　　刘古成他们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小小创造，很快引起射阳县农委的关注——农委首先看到了这种生产方式破解“秸秆还田”难题的价值。

　　秸秆，千百年来都是农民的燃料，如今却成了农村的老大难。“斤粮斤草啊!”射阳县农委主任戴亚生说，收一斤稻子就要收一斤秸秆，这么多秸秆现在不烧饭喂牛了，农民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焚烧。焚烧，就要造成污染;禁烧，这么多秸秆往哪去?戴亚生在乡镇工作多年，对基层干部没日没夜守在田头抓禁烧感触颇深，“严防死守啊!”

　　禁烧抓得再严，也终不能解决秸秆出路问题，农民大不了把秸秆推到田头沟塘河道中，让其在风雨中慢慢销蚀。

　　秸秆为什么不能还田?“以前用小农机，土地就翻那几厘米深，根本没法保证秸秆还田质量。秸秆还田，关键还要靠大农机深翻，可是每家每户碎片似的小田块又怎能容得下大农机?”戴亚生道出了秸秆还田难的尴尬。

　　2013年夏收，青华村的那片田地令戴亚生他们眼前一亮：破除各家田埂，分散的土地都连成一块了，大农机就进去了，秸秆就可以全量还田了!

　　当年秋，射阳在42个村试点推广这种分散农户将土地联合起来耕种的做法，并命名为“联耕联种”。“讲白了，就是根据农民自愿，将分属各家各户又相邻的土地联合起来统一耕种，地还是自家的地，耕作却实现了规模化。”戴亚生解释。

　　有心栽花

　　袖着手就能把田种了，农委说“好”的事情，农民当然认账

　　农委说“好”的事情，农民到底认不认账呢?

　　农民认不认账，联耕联种耕地面积是最好的回答。

　　2013年秋开始试点，2014年小麦联耕联种的面积达到全县种植面积的40%，今年水稻联耕联种的面积占全县的1/3强。海河镇联耕联种最大的一块土地，面积达到3.2万亩。

　　联耕联种推广为何能一路畅通?

　　“活了一大把年纪，种田从来没这么轻松过。”海河镇三河村78岁的胡建华谈起联耕联种来特别开心，“拿水稻来说，从耕地到育秧、插秧，再到最后收割，全程机械化，你袖着手就能把田种好!”

　　同村的胡往成讲起另一种轻松：“别看我现在悠闲，过去哪敢这样，要忙着在田里拔草呢!过去小农机翻地，就这么一拃厚，秸秆翻不进去，杂草也多，光拔草都得三四遍。现在大农机深翻，活土层快到膝盖深，草哪长得出来?现在不拔草了，人都可以出去打工了!”

　　除了田种得轻松，联耕联种还带来了粮食增产、成本降低。

　　射阳县农委的统计数字显示，联耕联种的土地，每亩粮食产量增加200多斤，折合增加收入250多元，而成本则减少300元左右。这一增一减，是农民摸得着的“真金白银”。

　　长荡镇三中村69岁的乐道学，一开始看不上联耕联种采用的机插秧技术，“这哪行，苗跟苗离老远，中间宽得猪都能跑，产量肯定上不去!”心存疑虑的乐道学没事就到自家田里看水稻长势，越看越服气：“看这秧田多漂亮，笔直，还通风、透光，也不倒伏!算下来，机插秧还省种子，过去直播稻一亩地要20多斤种子，现在十几斤就够了。”秋季一收割，家里水稻亩产1400来斤，老乐真是“乐”开了花：“种田啊，还是现代化技术好!”

　　长荡镇农民杜良洋，是一家农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把联耕联种实施前后做了对比：“过去田块小，频繁转场，路上跑的时间比田里作业时间都多;现在田都是一大块，节约了时间与柴油。农机成本一降低，农户、农机手都省钱!”

　　规模生产的优势，让每家每户都从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戴亚生说：“农户受益，社会也受益，实行规模化经营，化肥、农药用量减少，传统育秧的塑料薄膜减少，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大有好处;秸秆全量还田，对土壤品质的改善影响深远;另外，联耕联种拆除了田埂，耕地面积也增加了不少。”

　　这样低起点、高效益的规模经营，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射阳县所在的盐城市，两年下来在全市推广了400万亩。

　　吃定心丸

　　地再“联”，它还是咱自己的地，不让“老板”挤占“老乡”利益

　　农民拥护联耕联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记者在射阳农村采访发现，那些种田的农民，年纪绝大部分都在50岁以上，六七十岁的不在少数。这些30年前欢欣于“大包干”分田单干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并没有减弱。“联耕联种，地再‘联’，它还是咱自己的地!”四明镇新南村70岁农民顾宝石的一句话，道出了农民心里的踏实。

　　联耕联种，土地承包权、经营权仍然在自己手中，这是农民最大的定心丸。

　　“要骗也就这一季，不行明年我就退出来!”2013年试点联耕联种时，新南村农民顾宝德撂给村党总支书记刘景华的这句话，透出农民心中的超然：反正土地在自己手中，要是联耕联种不行，那就回头继续单干呗!

　　在对射阳联耕联种调研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研究员认为：农户在心理上认为土地还是自己的，土地的经营权没有流转，这种模式很容易受到农户欢迎。

　　“有退路!”戴亚生说，联耕联种完全是群众自愿，土地一直在农民手中，他们既可以选择加入，也可以选择不加入，这对于喜欢给自己留退路的农民来说，放心多了。

　　其实，农民心中有杆秤，他们对联耕联种的赞同，是私底下拿它跟流行的土地流转比出来的。

　　“土地流转，地都转给大户了，咱农民靠啥吃饭?”戴启楼也没少听说，有些地方搞土地流转违背农民意愿，用低廉的价格强行将土地流转给大户或企业，农民不仅拿到手的钱少，而且还失去了赖以谋生的土地的使用权。

　　戴启楼按射阳的行情盘算过：土地流转给大户，一亩地连租金带补贴，一年下来最多拿到八九百元;现在参加联耕联种，一亩地一年下来净收1300多元，差得可不少哩!

　　“土地流转，你给老板打工;联耕联种，你给自己打工，不一样哩!”戴启楼呵呵笑道。

　　联耕联种，避免了土地流转中“老板”挤占“老乡”利益的情况。

　　因为土地还是自己的，联耕联种比土地流转的生产效果要好。

　　杜良洋不仅是一家农机合作社的带头人，还经营着面积2000多亩的家庭农场。按理说自己有大农机，又有这么大面积的田地，规模经营可谓“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可是杜良洋坦言，自家的家庭农场没有联耕联种经营得好。

　　“要讲原因，一个是抢农时上，联耕联种的农户都盯得很紧，农机合作社肯定要优先保证他们;再一个原因，田间管理上，农民对自己的田肯定更尽心，这一点，家庭农场的雇工肯定比不上!”杜良洋说。

　　做大文章

　　既解决家庭分散经营的“规模小而无效”，又破解大户经营的“规模大而不精”

　　“射阳的联耕联种实践，推动着盐城农村正悄然发生历史性变革。”盐城市委书记朱克江表示，联耕联种有效带动起“三农”这篇大文章，“不仅促进了农业产出效益提升，而且带动农民职业化、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和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改善。”

　　农村现在面临着两个最迫切的课题：怎么种田?谁来种田?前一个课题，是要解决家庭分散经营水平不高、增长乏力的问题;后一个课题，是要解决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留下老人和妇女从事农业，农业劳动者的素质问题。

　　要提高农业水平，就必须推动家庭分散经营走向规模经营。过去，人们只看到土地流转这一条道，现在联耕联种的实践证明，土地不需要流转，将家庭分散的土地联合起来照样可以实现规模经营。

　　农业劳动者问题，目前在农村比较突出。在射阳农村采访的几天，几乎见不到几个50岁以下的青壮年。老人们说，子女差不多都是长年在外打工，有的甚至根本没接触过农业生产。戴启楼说：“儿子今年37岁，连自家地块在哪里都搞不清!”

　　联耕联种以后，射阳农村基本形成这样的种田格局：以专业合作社为主，耕、种、收几个大的环节实现了机械化;以农户的人工劳作为辅，主要进行打药水、施肥等田间精细管理。射阳县委书记戴荣江说，这种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相互补充的模式，既解决了家庭分散经营的“规模小而无效”，又解决了大户经营的“规模大而不精”。

　　这两年，射阳县的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杜良洋带头的良洋农机合作社可谓阵容强大，目前有大型拖拉机32台、大型插秧机10台、大型直播机械3台。合作社的业务范围，覆盖了长荡镇及其周边乡镇2万亩左右的农田。农业部门也下大力气，积极培训农机手和专业合作社人员。

　　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也给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农民提供了新的角色定位和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戴荣江表示，联耕联种对“三农”还有一个重要带动，就是增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集体资产有了新起色。

　　“取消农业税后，村两委跟群众打交道更少了，主要是困难帮扶那些事，大部分村民不需要跟村两委打交道。”刘景华说，实行联耕联种后就大不一样了，村民有事就想到找村两委，找农机、买种子和秧苗……许多跟农业合作社有关的事，农民总是找村两委来协调解决。

　　海河镇沙东村党委书记万成清也说：“当初村里搞联耕联种，村民要求跟村委会签订稳产合同。明明是合作社跟农民之间生产上的事，可农民还是要跟村委会签合同，这还不是因为村委会在农民眼里可依靠!”

　　联耕联种的大面积推开，生产秩序上总要分个先后，但是遇到耕种、收割这些抢农时的事，农民总希望自己排在先。这时尤其需要村两委的协调。

　　海河镇党委书记唐友标讲起今年发生在巨星村的一件事：夏播时节，正赶上台风要来了，这个村联耕联种的农户都争着抢插秧机、抢秧苗，夏播的秩序一下子乱了。镇村干部清晨5点就赶到现场，统一协调农户的需求，多方联系插秧机和秧苗，保证了村里水稻的有序栽插。“这种时候，群众特别需要基层干部在身边!”

　　“亏得这些干部们，他们是咱的主心骨!”这话，新南村的顾宝石这么说，三河村的戴启楼也这么说。

　　联耕联种中，一些村在组织和服务农户的同时，乘势而上增加集体收益。海河镇革新村党支部书记贾春青介绍，为服务全村的联耕联种，村里成立了农机合作社，目前有8台拖拉机、5台插秧机、3台烘干机。这些农机，村里和农机手各出资一半。不仅提高了服务水平，去年村集体还有了4万多元收入。刘景华介绍，新南村今年建设了110亩的商品化育秧基地，可为全村4000多亩联耕联种土地提供秧苗的育、供、插专业服务，按市场价格测算，每年可增加村积累14万元左右。

　　能走多远

　　联耕联种是规模经营的过渡形式，只不过这个过渡要经历比较漫长的过程

　　几天调查下来，射阳联耕联种的这片田野令人欢欣，不过记者还是把心中的三点疑问抛给射阳的同志：联耕联种面临的问题有哪些?能不能在全国其他地方复制和推广?联耕联种还能走多远?

　　“这两年，联耕联种整体进展顺利，大的问题还没发现。”戴亚生表示，下一步要集中解决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问题，因为联耕联种带来了村两委工作量激增，干部责任很大、服务任务很重，但待遇却没有多少提高，时间长了怕影响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二是村两委与农民群众的关系要理顺，有关农业生产的事情，农民应该与专业合作社面对面，而不是农民去找村两委，村两委再去找合作社。“农民与合作社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生产的事情他们说了算，村两委不能越俎代庖。”

　　海河镇的几个村干部聊出这样一个观点：“农民、合作社和村两委的关系，应该像城里的居民、物业和居委会，农民生产上的事应直接找合作社，真是遇到问题了，再找村两委协调解决。”

　　万成清认为，这个关系理顺也快，拿沙东村为例，去年农民还是要求跟村委会签稳产合同，今年秋天的合同就改成和合作社签了。

　　射阳的联耕联种模式是否可复制?农委的同志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戴亚生说，理论上，平原产粮区是适合搞联耕联种的，但是实际工作中能否成功要看几点：一个是基层干部，如果他们敢于带领、推动农民去尝试，勇于承担初期的一些风险，这项工作就能“动”起来，否则工作将很难推动;另一个是农业基础资源，在一些干旱缺水、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因为资源缺乏，规模生产时矛盾将更多，工作压力将更大;“还有关键性的一点，也是这项工作的基础，就是要坚持农民自愿，千万不能搞强制推动，否则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干部积极推动的作用有多大?回到最早推行联耕联种的青华村。戏剧性的是，青华村的联耕联种目前还基本处于3年前农民的自发状态，刘古成的稻田与那些由村两委组织的联耕联种稻田相比，缺少了机插秧的整齐、通风、透光，全村参加联耕联种的土地面积也增幅不大。

　　看来，即使像青华村那样群众不缺积极性的村，也需要干部去组织推动，这样才能保证联耕联种应有的质量和效益。

　　射阳一些干部表示，最不好明确回答的问题，是联耕联种还能走多远。

　　联耕联种的规模经营，毕竟是一种低起点的、建立在农户与农户分散联系上的规模经营。从土地规模经营的稳定性上考量，分散土地最终还是要走向流转。

　　而且，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几乎全部是50岁以上，甚至很多已是70岁上下的老人。若干年后，像他们这样不愿脱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还是要走向流转。

　　“联耕联种确实是一种规模经营的过渡形式!”戴亚生说，只不过这个过渡可能要经历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从农村当前的实际、农民的思想实际而言，联耕联种在当前还是深受农民欢迎、规模经营效果也很好的土地经营形式。

　　农村当前的实际是什么?就是还有相当数量愿意种田的农民。胡往成说：“田间管理这些事，还是自己家做比较好。要是连打药水、施肥都交给别人做，自己什么农活都不干，感觉就像田被收走了一样。”这样的心理，在老年农民中相当普遍，需要时间去慢慢改变。

　　农民的思想实际是什么?是老一代农民的“惜地”心理，是他们几十年人生中对土地的精打细算。

　　“一亩地你给我1300元，我也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胡往成也不是不同意土地流转，不过开的价码比较高。戴亚生分析，土地流转，那些大户或企业最多也就每亩1000元，“他们也要有利润，价格再高，就没什么钱可赚了!”

　　当然，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慢慢转变。但这个转变，需要时间。

　　汽车在农田间行驶，陪同采访的农委同志指着窗外的稻田说：“这是联耕联种的田，这是大户的田……”问他们靠什么区分?回答是“看田头有没有别的庄稼”，有庄稼的，是联耕联种的田，因为不同的庄稼就是不同农户的田界。“田头有明桩，庄稼是暗界，田地虽然连在一起了，农民还是怕自家吃亏呀!”农委的同志笑道。

　　下车看时，果然，田头种黄豆的是一家，种玉米的又是一家，拨开庄稼可以看到田头的界桩。再仔细看，两家都种的稻子，但交界处的长势明显要差一些，问是何故。农委的同志又笑，那是因为两家施肥时都在边界地方减了量，“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这情景，无声道出了一些农民的微妙心理，却也正说明了现阶段联耕联种得以推行的生命力所在：尊重农民的思想实际，务实地选择他们可接受的土地规模经营路径。再先进的生产方式，只有让农民穿上后感到合脚，才会走得通、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