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的非法种植与扩散问题，正在引起有关部门的更多重视。

　　农业部对于目前主要依靠行政执法来打击这类行为已感力度不够，正在和国务院法制办等相关部门研究，将其作为非法经营罪纳入《刑法》予以规制。

　　对此，几位刑法学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刑法介入转基因的非法种植与扩散势在必行，但是否就按照“非法经营罪”的罪名处理，则是有争议的。有专家提出，应对此建立一个新的罪名，即“基因技术罪”。

　　辽宁新疆相继曝出违规种植

　　近日曝出的新疆转基因玉米违规种植，让转基因问题重回公众视线。

　　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一片2000亩的玉米制种田，于今年5月因被检测出父本为转基因品种，随后被相关农业部门要求全部铲除和罚款1万。8月31日，阿勒泰地区种子管理站称，已邀请多名专家前往涉事玉米田地鉴定制种企业的损失。

　　9月5日，农业部官员对此回应称：“目前所有的转基因非法扩散事件都和研发单位有关。新疆的这一事件，也是研发单位有意为之，是从国外偷来的东西，他追求个人的商业利益干的事情。这个季节到美国的农场，伸手掰个棒子，就可以套出来了。”

　　新疆的事情确实不是孤例。在此之前，辽宁也被曝出现未经国家批准的转基因玉米种植，并且已渗透到当地种子销售、种植、粮食收购及市场流通等各个环节。

　　按照农业部官员的说法，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研发监管很严格，要对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五个阶段进行安全监管，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要立即终止，不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而目前允许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棉花和转基因木瓜，除此之外，非试验用途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都是违法行为。

　　规定位阶较低处罚存在断层

　　为何在如此严格的监管制度下仍有漏网之鱼?

　　更大的问题在于底数不清。农业部官员坦言，除掌握国家的项目研发情况，对一些自发开展的转基因研究，有多少家、是谁在做，目前底数还不清楚。

　　而目前中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研发单位有几百家，还不包括“地下工作者”，“比如从国外偷运过来进行试验的，可能得有几百家”。这位官员说。

　　监管的无力，在研究基因犯罪多年的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永明教授看来，与我国有关基因技术的规定位阶较低有关。“主要限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层次，大部分为原则性指导文件”。且相关规定粗疏，具体操作依赖行业。

　　这些文件包括国家科委1993年发布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2002年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部2002年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以及农业部2002年制定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

　　其中，虽然提及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或者影响公众健康的，严重破坏生态资源、影响生态平衡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刑法并无相对应的刑事责任条款规定，这不免造成处罚上的'断层'”，熊永明说。

　　危害公共安全还是非法经营

　　刑法以何种罪名来规制，是转基因的非法种植与扩散在入刑时要解决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危害公众健康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为此，有观点指出，应当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量刑。

　　熊永明表示，虽然转基因食品的食用会影响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但这只是潜在的或者说是慢慢侵蚀，不是立即危及健康，如何证明这种因果关系并不容易。这与一般意义上所说“危及公共安全”的紧迫性、立即付诸现实性还是有一定差距。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刘长秋也认为，科学上尚无绝对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危害公共安全，但种植扩散确实会对市场秩序形成冲击。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儒认为，目前并没有办法证实转基因食品不安全。“我们现在只是强调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不是一味否定转基因食品。现有私下交易或者流出转基因食品因为违反的是安全与程序监管，要证明其违反了公共安全很难。”

　　他们更赞成以非法经营罪入罪。“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秩序，按相关文件理解，转基因食品是可以生产的，但必须合法有序，如果未许可便经营，按非法经营罪处理可能更稳妥性。”熊永明说。

　　刘长秋提出，更好的办法是以“基因技术罪”来规制。转基因食品的种植主要危害生产环境，导致土壤单一化，其他作物再难种植。目前芬兰等欧洲国家已经在刑法中采用了此罪名。

　　黄明儒则不赞成设立新罪。“如果每一个新问题都用设立新罪来处理，刑法会应接不暇。我们要学会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针对转基因食品违法行为而已，不是没有相应的条款来解决处理。当然我也不完全反对设立新罪名，但需要理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