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于3月26日至29日在海南博鳌召开，届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随着新一届政府将高压反腐推向常态化，“新常态”下政商关系产生了诸多微妙变化。26日，备受关注的“政商关系新生态”分论坛即探讨“新形势下如何防止官员懒政庸政”等热点话题。（3月26日新华网）

　　政商关系是个古老话题。吏治清明、市场稳健，都离不开和谐健康的政商关系。有人说，从1984年的“公司元年”算起，迄今30年，中国的政商关系，常年奔走在丛林时代。这两年，“拍蝇打虎”的实践也屡屡证明：似乎每个问题官员背后，都有那么一些不法商人的魅影。正视这一现实，才能纾解历史症结。

　　重视政商关系，是迫切而现实的命题。一方面，商家要生存与发展，不可能隔绝公权力的影响。从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到王健林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再到冯仑的“离不开，靠不住”，乃至马云的“一直谈恋爱，始终不结婚”等，不难看出，企业家群体从来都把对政商关系的研判与把控视为创业的基本素养之一。另一方面，公共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需要规制权力，清爽的政商关系往往是权力谦抑的“重头戏”。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江苏代表团一起审议工作报告时就指出，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这当然不是说，此前的政商关系需要“妖魔化”，而是在审视经济新常态、反腐新常态的语境下，需要对政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梳理解决，重构一种更能推动“四个全面”稳妥落实的新型政商关系。这里其实是两个意思：一则，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人民论坛》杂志上撰文指出，政商关系的异化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但也要对政商关系作现实主义和科学的理解。二战后的“东亚奇迹”，仰仗的就是与西方迥异的政商关系。同时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使得东亚仅用三十多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程。二则，政商关系的本质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当下，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个时候，政商关系的转身也是大势所趋。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揭晓，中国企业上榜数量继续增加，总数已经达到100家，首次达到3位数。在“创客”与“互联网+”从理念走向现实的今天，适应“新常态”而建构新关系，既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为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寻谋出路。

　　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平台已经搭建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做决定”，高强度的反腐败工作挤压了各种潜规则的存在空间，加上全面深化改革、大数据与信息化手段，在破与立中，政商关系也在洗牌中“重组”。

　　不难预期的是，新型政商关系将呈现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权责清晰，边界明确。“三个清单”为各自划出了制度化的“势力范围”。二是交往规范，监督有力。权力制衡机制将为政商关系构筑无缝的“防火墙”。三是有序参与，共进互益。在阳光机制下，健康的政商关系必将促进双方共勉互益。

　　当然，有人担心“水至清则无鱼”，害怕“淡如水”的新型政商关系伤害行政执行力。正如2015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直言的，有些地方出现了“懒政”和“怠政”等不作为现象：一些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对企业家避之不见；而有些人见了企业家满脸笑容、客客气气，搞“软拒绝”。过去的“勾肩搭背”变成了现在的“背对着背”。这些现实确实值得警惕，但不足以倒推新型政商关系是原罪。2014年10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部署做好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其发言的一段话，可以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药方：尸位素餐本身就是腐败，不作为的“懒政”也是腐败！有“勤”无“廉”，政失之于公，有“廉”无“勤”，政失之于慵。换句话说，只要问责机制是刚性的，不作为、懒作为、迟作为，自然也要与滥作为一样，被关进权力监督的笼子里。

　　官商“淡如水”，官民才能“浓如茶”。重构新型政商关系，法治与制度大有可为。

来源：央视网

（责任编辑：蔡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