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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狐社鼠》:灵魂深处的呐喊

2015-03-23 16:34:00   

灵魂深处的呐喊

——读卢新松先生的长篇小说《城狐社鼠》有感

·巴士耶

 “城狐社鼠” 系我们先人所创并流传至今的一个成语。

在历史呼唤巨著并可能产生巨著的时代,作家卢新松的《城狐社鼠》一棵憋足了劲儿的苗木,在时代大风的劲吹扶摇下抽枝展叶,哗哗啦啦地宣告问世了。卢先生写下此书真可谓厚积薄发,他将自己数十年间风雨人生、阅古知今的精神意念,虔诚地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大气磅礴地艺术再现了黄河岸边豫西山区一个农村在中国发生大变革时期的历史图卷。

还在该书书稿尚未杀青之际,便有初读本书前几章节的有识之士,连声称道《城狐社鼠》是一部近年来文坛上少有的鸿篇巨著,是一部颇具地域特色的壮美史诗,是一声震响中国的惊世响钟。

这部小说,以20年的时空跨度,全方位的视角,把一个山村里发生的关乎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农民生存状况、统筹与提留款、土地、国家建设与搬迁移民、矿产开发、妇女地位、宅基地、计划生育、信访问题、乡村教育、房地产开发等等方面的情况,在情节跌宕,前呼后应的叙述中,娓娓道来。

展卷读来,富丽堂皇与穷困潦倒并存于书页,无耻与正义的代言者在同场较量。而本部小说的主旨,也是作者深深开掘与尽力展示的主题,就是揭露和鞭挞一群危害乡里的城狐社鼠。

全书的故事,作者是从杨东周这位白杨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起笔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全景式地紧紧围绕着接任杨东周之后的三任村党支部书记在村中舞台上轮番表演的执政史,将故事铺展开来;多个动人心弦、耐人寻味的乡村故事,恰似围绕着这支作品主干的枝叶,又像疏密有致的网络,将整部小说建构成有门有窗、廊曲路折的宫殿,有使人进入迷宫一样的惊奇,有使人一下子想探知最后结局而不忍释卷之魅力。

第一任,杨东周的儿子、从部队退伍的杨朝晖;

第二任,以反对杨朝晖的腐败并凭借着内、外合力上台的部队复员的王大喜;

第三任,村中经济能人以金钱开路利用黑恶势力上台的王海生。

这三任村支书构成一条贯穿整部作品的清晰主线。围绕着这一主线,作品大致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分别以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执政生涯为起始点和终结点;与此主线相统一的是,每任书记所处的农村不同的改革阶段及此一阶段所涉及的实际问题。

虽然,作者的笔下有着百余个鲜明生动,有血有肉的形象,如同舞台上的角色,活跃在这三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前后左右,活跃在作品诸多的故事里,但他用笔最多的则是描写了一群性格各异的男女农民形象。读他的乡土小说,由于其特有的真实感,常使人忘记是在读小说。他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往往是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的农民。

当然,连续三任村党支部书记先后作为主角登场,由于贪污腐败,祸害一方,最终被撤职而结局。此中,不管是最初以反腐赢得村民信任而走上村支部书记领导岗位在难以自律难以坚守清正的环境中倒下去的王大喜,或者是以金钱操控民选上台的王海生,依然成为村民们再次推翻的对象;最后不惜以培植和借用社会黑恶势力来对于揭露其贪腐行为的村民杀人灭口,这种前赴后继的腐败和丑陋之象,是存在于某些乡村中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忧国忧民的血性在笔端的流露。

此外,作品还在告诉读者,宗族势力的复活在农村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多的作用;村中首先富起来的能人,给村中带来的各种影响——经济的、政治的,作者特意把村民选举问题纳入本书,较为详尽的叙述了民主和法制进入复杂的农村社情中后,发生的种种扭曲现象——贿选,成为一个公开半公开的现象;家庭、个人与被提名的候选人的利害关系直接影响到公正与否;农村黑恶势力的滋生和被养大的土壤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作品所不足的是,如果不是上级的干预,这个村子的问题还是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包公式的清官意识没有脱离旧有的思维窠臼。作品在探讨完善和提高农村体制建设方面还有不足,但这已经不是该部作品所能承担的重任了——正如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大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作为该部小说以揭露社会的疮疤给人看,至于如何疗治疮疤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予以关注和解决的事了。

 有人分析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进城的作家,他们的进城无疑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那就是代表了中国正在向城市化现代化迈进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进城的作家虽然从身份到生活、从面貌到谈吐迅速地“城市化”了,但大多数依然深情地讲述着乡村的故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亲人、血脉、情感、记忆、经验……所有这一切的“根”都在苍茫的乡村大地深处。拒绝或切断这条“根”,就有可能让他们失去爱、失去激情、失去灵感和想象力,甚至失去与当代对话的能力和自身作为作家的存在价值。

卢新松先生正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分子。

他的老家位于豫西山区,虽然后来他进入城市,多年来一直从事着记者工作,置身于都市现代生活中,但是,农村是他的本根,是他生命初始落地生根的地方——那里,有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黄土高坡和第一声啼哭传响的窑洞,有他自小到成年后双脚不知多少次走过的村街和串过的门户,有他日日相处分隔不开的父老乡亲,由此,不管他今生走向何方,他的血液里将永远流动着那千年以来时代农耕的先祖的基因,脑海里抹不去生他养他的那处在沟沟壑壑的散布着的窑洞和村落。

所以,他第一部长篇巨著《城狐社鼠》之题材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将目光瞄向了他今生难舍难忘的乡村,将故事的发生地,设计在那处在黄河中游南岸的西阳市东川县北山乡白杨村。

这个白杨村所发生的故事,是小说家以艺术的手法,以他作为记者在全国各地奔走所耳闻目睹的多个村庄多个人物和事件为基础,揉搓综合,进行再创造的既源于生活又不同于现实中的某地某人的文学作品。

读者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作者笔下的山村景貌了。

小说中不厌其烦地显现村外的山景,村上的街道,村部、村校的位置和布局,多户村民的家舍,这些场景的细致描写,不是闲笔,而是人物活动必要的场所和背景——作者有意无意间描绘出的这种乡村的写真版,不仅供读者了解了现在,而且还为急剧变迁和正在变迁的村容村貌乡土画意定了格——给未来的子孙和研究者提供着难得的真实史料。

作品以犀利的解剖刀,从纵与横的切面向人们揭示出无数哲人宣示过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自打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之后,世界上从未存在过所谓普世价值的爱与恨——本部小说,以多个大大小小的故事,表现出的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无一不有着这样那样的商业利益、权力价值以及“好处”、“便宜”等;而与此密切相关的血缘宗亲关系,使得现实与文学中表现的乡村民选等成为诠释与验证这一真理的无数个试验场。

作品在揭示出人性的善与恶上,观点鲜明,正义与邪恶截然分野——尤其是对人性恶的刻画——那群贪欲膨胀、丧失人伦的人面走兽那群相互勾结利用肆意欺凌侮辱处于弱势的村民的权势者,他们的骄奢淫逸、恶贯满盈,作者毫不容情地把他们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者塑造和刻画人物的手法是成功的,寥寥数句,就将两个女人此时在村支书心里的地位准确地描画出来。

就听见媳妇刘小妞和王丽娟在院子里说话,那含混不清的声音是刘小妞,那清清亮亮的声音是王丽娟,杨朝晖的耳朵一听,就在声腔上把两个女人的优劣美丑高低分了个上下——当他听到王丽娟的那一声起,刹那间便将困意一扫而光,陡然间不知从哪里又来了精神,他一骨碌爬起三下两下穿了鞋子开门迎了出来。

而从下边一段的描写上,作者更是通过人物的一番装束便将两个女性处于的生活环境、家庭经济条件以及此人的个性和审美观表现得一览无余——

其一。

王丽娟,今天还穿着过节的新装,上穿一件小粉棉袄红缎子外套,下穿着紧身脚蹬裤,黑高跟皮鞋里面的白丝袜绣着花边,长发在头顶上盘成了一朵牡丹花的模样,在院外土黄色的山坡和土黄色的窑洞村落的大背景中,在院中现时几棵枝条光光无叶无花的泡桐树的小背景下,显得清纯中透着妩媚,尤其是和自己那有好衣服也穿不出啥道场儿的媳妇站在一起一比,把个杨朝晖看得怦然心动。这种感觉是杨朝晖自认识王丽娟以来没有过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经常在一块,他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她的的缘故,也许是今天由自己的丑老婆刘小妞做参照物的缘故,也许还有今年以来自己的好事接二连三到来而心情美好的缘故,总之,他在出门看见王丽娟的一瞬间就已经主意已定,今个得把眼前这个尤物好好地玩玩。

其二。

路小菊今天穿了一件上面高围脖下面遮住屁股的黑色毛衣,外面套了一个红色小棉马甲,下面穿了一条黑色紧身裤,腰里围了一件小碎花短裙,黑浅腰马靴口上还镶着一圈明晃晃的小白珠子,长头发在头顶挽了个盘儿,看上去既新潮又悦目。

自然,作为县乡干部身份者出镜的模样则绝对不同于任何一位村民——

刘发展和郭大刚一般年纪,只是他长得像一根柴火棍粗细,三七分的头发油光明亮,黑瘦的脸颊两边颧骨挺得老高,一双眼睛瞪得滚圆,咧嘴一笑只显嘴巴宽大,一米七左右的个子看上去显得弱不禁风。他上穿黑蓝色小立领皮夹克,也许人瘦怕冷的缘故,不像郭大刚一类的胖人将夹克敞开,而是紧紧的裹着身子,他下穿蓝色牛仔裤,脚蹬棕色绑带皮鞋,腋下夹着个黑色小手包,两只手在上衣的斜兜里插着。

在乡土习俗上,卢新松展示了豫西农村特有的一种民间游戏“死茅缸”或称为“挤尿泥儿”——

“死茅缸”是当地大人们闲下来的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就是在地上画一个正方形再擦掉一个边儿,画上两条对角线,叉口下画个圆圈,圆圈对着其中任何一方,两人面对面而坐,两人各执不一样的棋子两枚,对角线的交叉点空着,自己的棋子摆在自己面前正方形的两个点上,每人一步轮流走棋,谁不能走就算输,输者得对着圆圈吐口唾沫以示惩罚。

“好啊!那咱得带点东西,要不没意思。”于老实说着取过一块小石子儿在地上画好了图形。再从地边顺手拾了两块土坷垃作为自己一方要走的棋子儿。

 “咱输一次吐口唾沫另带一支烟,中不中?”刘公社说着话,看于老实拿了两块土坷垃,自己便拾起一根小树枝折成两小截当棋子。

“中!谁也不许耍赖啊!”于老实答应着从兜里掏出香烟放在自己身边。

以上的文字,这是只有和泥土打过交道,从骨髓到每个神经细胞,都被泥土浸泡透了的人,才能感受到的乡土气息——由此可见作者深谙乡村政治经济社情的深度和广度。

作品中既有底层百姓血与泪的控诉,又有官场花月风情的淫荡;既有一身正气斗智斗勇的政法工作者,也有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为虎作伥的败类的丑恶表演;既有乡村普通百姓的朴实真诚,也有城市商人算计金钱利益的精明;既有被迫害被戕害的灵魂的呻吟,也有着作恶者自得自乐的狂欢……

该小说在写作技巧上,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

运用了歌谣。幽默、笑话,痛快淋漓的直抒胸臆。

作者不惜以愤怒和沉痛的情感,在着意画一幅在世纪交叉之际的《群丑图》高悬在清明盛世的上空,那用意清楚而明白,读者从字里行间不是可以倾听到卢新松先生发自肺腑的深切的声声呼唤吗——

在乡村人治、乡绅政治与现代文明夹缝中生存的乡村干部,怎样才能避免陷入产生乡村腐败的怪圈?或说如何才能健全农村法制和乡村监督机制?又是谁在坚守我们这个农业大国那广袤的乡村土地?(转载自《牡丹》文学月刊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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