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出台的网约车细则，再次点燃了公众对于分享经济的讨论热情。在这些讨论中，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分享经济对于全球范围内就业方式的影响——自由职业大军越来越壮大。

　　自由职业时代的到来

　　据美国劳工局统计，截至2015年底，美国有5300万人从事者自由职业，占总工作人口的34%，其中包括2100万(40%)独立合同工、1430万(27%)的兼职工、930万(18%)从事多样化的工作，550万(10%)做临时工还有280万(5%)自由业务的小生意主。

　　自由职业在欧洲也成为一种时尚。据欧盟统计，欧洲拥有近1000万的自由职业者。而在英国，有87%的获得一等或二等学位的优秀毕业生认为自由职业是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在线自由职业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自由者多是从事信息技术与编程(IT & Programming，41% )、多媒体与创意设计( Design & Multimedia ，24%) 和写作与翻译(Writing & Translation ，18%) .

　　自由职业者在中国也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据“2015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显示，自由职业排名第一，在多数受访者的心中，自由职业代表着逃离没完没了的来自老板和办公室的压力。根据领英发布的《2015中国自由职业者现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自由职业者主要为工作年限不长的年轻群体;在地域上，他们更广泛地分布于中小城市;在行业上，消费服务业是他们的热门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职业者们相较固定职业者，拥有人脉更广，掌握技能也更多。

　　自由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固然有互联网远程办公技术支持的功劳，但更主要的是分享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在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如果说工业革命导致了人的异化，那么信息革命则是解放人类自由的福音。作为信息革命的产物，分享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赋予了个人巨大势能。

　　分享经济的异军突起

　　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以表彰他们在契约理论方面的研究贡献。这两位经济学家努力解决的是现代公司架构下股东/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代理人在很多任务上付出努力，但主体仅能观察到一部分;还有团队中的个别成员可以搭便车享用其他人的努力成果等问题。

　　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存在的“委托—代理”悖论，只是古典经济学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基于现代资本主义建立的古典经济学，始终致力于消弭两大障碍：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通常假设市场交易双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发现信息的能力也十分有限，从而使其决策行为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可能造成信息占有优势一方经常会作出“败德行为”和信息占有劣势一方面临交易中的“逆向选择”，这两种的直接后果是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误导了市场信息，造成市场失灵。因此，必须设计最优的市场体制方案来防止信息不对称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

　　经济学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交易成本，虽然已经被制度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却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房产时，就会聘请顾问，如不动产经纪人，律师和金融顾问以提供“交易服务”;对于生产者来说，交易成本表现为推销成本中扣除运输成本的部分。推销成本用生产成本与最终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之差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瓦利斯和诺斯在1980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估算出，美国经济整体的交易成本在1970年占到GNP的46.66%到54.71%。

　　分享经济的出现，虽然并没有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但却极大地降低了这两者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分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让信息对称是分享经济平台的基本任务。滴滴出行认为只有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信用机制和交易平台这个三个问题，才能将分享经济的高效率释放出来。滴滴平台对每个人，包括司机和乘客都有信用记录。再比如，作为美妆领域分享经济的代表，美丽元就是有效地降低了用户与美发师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顾客可以通过手机APP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发师，而美发师则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顾客。信息不对称缓解的过程，本身也是不断降级交易成本的过程。

　　分享经济影响力正在爆发

　　分享经济的能量尚未完全爆发。据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统计，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约为1.956万亿元。预计未来5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场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在就业低迷的情况下，分享经济创造出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据《2015-2016年移动出行就业促进报告》统计显示，截止2016年4月，滴滴出行平台已为1330万名司机提供了更加平等、自由、灵活的就业机会，其中不乏女性群体、下岗工人、退役军人及艰苦创业者等;O2O外卖平台饿了么推出“蜂鸟众包”，调动最广泛的社会力量满足长尾的即时配送需求，4个月内，全国数十万人就加入到众包配送的行列中。

　　以美丽元为代表的互联网美业平台，为从事基层服务行业的人们提供了数百万的灵活就业岗位，与同类传统线下就业岗位相比，分享经济平台提供了更高的收入。例如，在传统门店，发型师一般只从每单服务中提成30%，而加入美丽元的发型师，前几个月提成按100%结算——这几个月的周期，是发型师导入自有顾客的阶段，100%的结算方式能够保障发型师加入初期的收入。发型师客源稳定后，其提成比例也能达到70%，这种全新的分成方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发型师离开传统门店，加入到分享经济的队伍中来。

　　重塑人际关系连接链条

　　分享经济创新模式频出，包括“回家吃饭”实现家厨共享，“滴滴出行”让闲散社会车辆对接用车需求，“小猪短租”让大城市闲置住宅资源与短租需求对接，“美丽元”让每一个人爱美的人找个最合适的发型师——但是其最大贡献就在于提高了普通个人的劳动价值，也就是类似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今年两会中提到的“赋能于最微小的个体”。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一个职业干一生”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更希望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生活。如果说类似滴滴、小猪短租这类以分享车辆、房屋等有形物品等分享经济还处于1.0的时代，而类似在行、值乎、美丽元、河狸家等分享经济公司则开始迈向了另一个维度——服务和技能的分享。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加入了这场分享盛宴，他们不愿意将自己完全托付给某个公司，而是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资源加入到更加开放自由的价值置换体系中，从而开始打造了一种员工之于公司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合同关系。例如，果壳旗下的“分答”的付费问答产品上线距今仅40多天就已有1000万授权用户，付费用户超过100万。

　　分享经济2.0时代的技能分享，有助于形成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强关系。一般的互联网美业平台是通过位置就近选择技师的模式，忽略了顾客对于技师能力的需求，无疑会让技师和客户之间的变成弱关系，类似滴滴打车里司机和顾客的关系;而符合分享经济精神的做法，则是强化二者关系，比如美丽元会在平台上对发型师进行推荐，消费者可以便利地进行对比，让有不同需求的消费群体能够更精准地选择自己的专属发型师，并通过线上平台维护发型师和客户之间的长期关系。实际上不管是美发还是美甲都不是这种弱关系，而是双向选择的强关系。

　　全新社会结构正在形成

　　随着普通个体劳动价值被放大，社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

　　今年5月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曾做过一场演讲，主题是“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在社会学视野里，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

　　然而，中国目前还是属于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穷人占绝大多数而富人占少数，贫富差距较为悬殊。一个社会要想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一般需要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管理阶层、科学技术队伍、蓝领阶层白领阶层、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教育上作出巨大改进。

　　李强的研究表明，对于中国来说，提升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底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素质和劳动价值，使其向高级蓝领转变，有助于社会向橄榄型结构进行转变。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滴滴平台上的司机单位劳动收入远高于出租车行业;在美丽元平台上的发型师也享有比其他线下传统店和纯O2O平台同行更高的客单价。

　　相比为普通劳动者创造的收入，分享经济为中国人带来的更深层次影响是重建信用和信任——上不认识人的车、住不认识人的房子、请不认识的美发师——这在分享经济平台出现之前几乎不可能广泛流行，但是正是由于滴滴、小猪短租、美丽元创造一个双向评价机制以及实时反馈分享路径，使得信任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并最终重塑一个更加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经济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