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问题近年来在国内备受公众瞩目。上周，一封百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署名要求知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停止反转基因的公开信再一次把转基因问题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据运动发起人之一、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理查德•罗伯茨爵士(Sir Richard J. Roberts)统计，现今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共296人，因此此次在公开信上签名的110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是物理学、化学、医学领域的获奖者。

　　公开信敦促绿色和平“承认可靠的科学机构及监管机构的发现，并终止反对‘转基因生物’，尤其是反对‘黄金大米’的活动”，并严厉指出绿色和平领导抵制的“黄金大米”有减轻威胁非洲和东南亚贫困人口生命的维生素A缺乏症的潜力，谴责绿色和平的做法是“对人类犯罪”。

　　面对来自科学家的指责，绿色和平随后回应称，事实上国际水稻研究所评估认为至今还未能有效证明黄金大米能够切实解决维生素A缺乏的问题，因此公开信中的指责毫无根据，并且目前存在其他安全有效的方案能够替代令当地公众担忧的黄金大米工程。

　　其后，《知识分子》公众号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加州大学教授谢克曼，他表示不认同绿色和平的表态，并指出绿色和平对黄金大米的研发和推广的延迟负有重大责任。和以往与转基因相关的争议一样，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尽管事件的发源于国外，但一经发酵毫无意外地点燃了中国读者的热烈讨论。《知识分子》为此刊发了对长期关注“中国转基因传播和公众认知”的前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贾鹤鹏的专访，探讨“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中国社会。

　　贾鹤鹏指出，此次公开信运动的大背景，是近年来各国政府在绿色和平等极端的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政策日益保守，科学家的科普也未能扭转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具体到黄金大米，这一被称为科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迟迟不能走向产业化，无法兑现其造福弱势人群的承诺，长期以往可能导致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预期支持也越来越弱。并且，在转基因、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争议议题上所体现出的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日趋严重，因此此次百余名诺奖获得者参与抵制绿色和平的公开信运动，其最大的动力是维护科学的尊严。

　　他还谈到在转基因争议中，科学家一方和反转一方在媒体信息发布上是不对等的，大多数情况下各种转基因“安全事件”爆出时媒体上都是充斥了反转一方的声音，而当科学家找到证据回应时，往往话题热度已经消退了。另一方面，由于科学传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更容易将注意力分配给危言耸听的事情，而人类进化得到的负面倾向性的心理机制也决定了人们更容易关注坏事。

　　在贾鹤鹏看来，转基因争议在当前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撕裂社会的现象，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基本无法有效沟通。他认为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转基因恰好集合了各种社会争议的要素，作为一种对自然的显著改造，又涉及被理想化的食物和农业，还恰好出现在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和环保成为一种普及的基本价值的时候，并且，转基因致力于降低成本与追求环保的人士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相关。另一方面，中国的反转人士反复把转基因与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联系到一起，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而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因素都在影响公众态度。而转基因议题极端敏感化之后导致的极端态度的心理机制和中国社会现状结合之后，又对社会裂痕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

　　不过，贾鹤鹏对于双方阵营重建对话沟通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无论公众表达的态度如何，中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量从未下降，而转基因是否产业化是一个政治决定，国家的强力推动也可能成为消除社会纷争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