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英国政府强制推行接种天花疫苗引发政治上的强烈反弹，那些反对派引用了我们也很熟悉的论点。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现在反对疫苗的呼声大不如前了。

　　1796年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在伦敦皇家学院发现，通过接种感染材料可预防天花。此后19世纪疫苗就流行开来。1853年的疫苗法案规定所有的新生儿必须接种疫苗，父母如果拒绝将会面临不菲的罚款甚至牢狱之灾。

　　几乎同一时期，大范围反对疫苗运动也开始兴起：数个城镇内出现了暴乱，甚至连一些没有推行这一法案的地方也出现了暴动。这时一个称作反强制接种疫苗联盟的组织出现，并发行一些宣传疫苗的危害的期刊和册子。

　　1869年10月9日《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对疫苗的煽动者”的社论，其表达的医学界的担忧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担忧那些与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相抵触的观点，在愚蠢和无知的层面上难以论辩也难以说服。那些反疫苗人士都是一些听不进任何事实和观点的人。

　　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鼓吹反疫苗的人，我们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是同情了，他们就死守他们自认的“真理”吧;但是我们同情那些被欺骗的跟随者们。那些煽动者满口似是而非的说辞，其实都是些听者完全没有经验的事情，却看上去像有许多确凿的证据。

　　我们出版了许多有益的册子，希望能开启民智。这对于那些有意愿接受疫苗的人来说不公平，他们需要清楚知道邻居一时疏忽或是秉承奇怪想法都将置自己于危险中。如果免疫力是全方位的并且终生有效的，那我们就可以放任那些冥顽不化的人不顾了，很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可恶的谎言与数据

　　医学文献记载了反疫苗者变着花样篡改事实来达到其目的。1878年，反强制接种疫苗联盟公布了普法战争中德法两军中死于大范围天花的人数，他们宣称这些军队强制接种疫苗的。联盟的的人声称：“这些数据应该迅速促使民众彻底唾弃不公、残忍的疫苗法案。”

　　然而，这些数据具有误导性，反疫苗人士把士兵死亡人数和没有广泛接种疫苗的平民死亡人数混在了一起。一位医学专家写道，正因为接种了疫苗，“德军内的天花患者死亡人数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军队内总的死亡率为千分之0.3。”

　　同样的，另一个反对疫苗的研究声称伦敦因天花死亡的人数在强制接种疫苗后几乎翻了一倍，但是这些数据跟人口增长以及一次大规模的天花爆发有关。事实上那个时期，死亡率整整下降了22%。

　　反对派的其他伎俩包括讲骇人听闻的故事，如一些儿童接种疫苗后突然长了致命疮疤。这些人还挨家挨户积极帮不肯接受疫苗的人支付罚金，还有如下描述的法庭上的戏剧化一幕。

　　1879年某杂志报道如下：

　　这些反对疫苗者似乎找到了一个策略来有力回击不配合疫苗法案得到的控诉。几天前，20多人被法庭传唤，并由吉布森•沃德先生来辩护，该人近期因为素食主义而被大众熟知。庭上他用了一个多小时来讲疫苗的邪恶之处;尽管法官多次让他结束发言，可是他依然滔滔不绝地继续他的陈述;最终这次控诉只得休庭到下次开庭再审理。因此，沃德先生当时就沉默了;可是难道下次他就不会再回来继续他的雄辩，直至法官再一次休庭吗?在这群人面前地方法官们也无可奈何。

　　维护血液纯净的权利

　　反对人士认为疫苗威胁到了血液的纯净，而维多利亚时期血液被描绘成是健康体格的基础。(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推测这种妄想正好解释了当时吸血鬼文学的流行。)

　　1869年《英国争论者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反疫苗的社论，总结了几点人们的担忧：

　　很显然，把一具躯体的腐败物质引入另一个身体里对健康有着极大的损害，就算是最成功的案例也不例外。我们也很清楚，许多孩子有遗传性的疾病或是受到传染病的影响。既然疾病的发展过程主要就是爆发，那么把所谓的疫苗病毒植入人体就不是简单的感染儿童的血液和组织，而是引入了一个复杂、危害巨大的复合物，很可能把比天花更可怕的病原植入了人体内。经验疗法不该被强制执行;法律应该超越特权，尤其是当强制推行像可能带来血液污染的疫苗这样可怕的法令时，更是如此。

　　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关键点，就是个体权利与维护公共健康的义务。这一时期代表了两个相互冲突的事物的发展。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通过免疫手段来预防疾病大爆发的重要性。也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公民争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时期，民众会认为强制接种是政府集权行为。

　　反强制接种疫苗联盟的宗旨宣称：

　　I.议会的天职就是保障人民的所有权利。

　　II.议会通过了疫苗法案，这一项践踏了父母保护孩子免受病痛的权利的法案，完全颠倒了它的职能。

　　III.议会没有保障宪法规定的国民权利，反而侵犯了人们的自由，将健康视为罪过，通过罚款和牢狱惩罚人们，强加于该为此负责的父母头上。议会理应受到公众的谴责。

　　相反地，《英国医学杂志》声明：

　　推广疫苗接种对公众安全有益无害。疫苗不能由民众来判断或由任意的人来插手，其成效就在眼前。用米尔先生的话来说，疫苗正是支持民众自由原则的事情之一，而且其有力的证据表明把道德义务变成法律义务理所当然。正如许多意见分歧最终的走向一样，法律的制定都以对少数顽固分子的强制约束而告终，这总的来说会让大众受益，而且多数人都会自发地赞成并执行下去。

　　而1869年《英国争论者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支持疫苗的社论：

　　不能允许人们为了良心而不在孩子身上采取预防疾病的手段，否则传染病爆发时孩子们更加容易被传染。什么样的道德条款会接受这样的言辞：我良心上绝不容许孩子遭受一点痛苦哪怕是微乎其微的风险，但是我不反对我的孩子变成邻居的一大危害，成为传染源，把灾难降临到别家头上，将传染病传播到邻居的孩子身上。

　　事关良心

　　然而，最终议会屈服了。1898年颁布了新的疫苗法案，新增了一条道德条款，允许不相信疫苗安全的家庭获得免接种疫苗证书。这项立法在疫苗问题之外也有着隐患，它将“基于道德或宗教等原因反对者”这一概念引入了英国的法律。

　　今天的疫苗反对者与过去有着关键的差别。尽管过去抗议者们自我蒙蔽，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社会有义务保障公共卫生。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反对疫苗者担心，疫苗这样的预防性手段主要强调关注个人身体健康而不是环境条件，会削弱他们对大范围卫生条件改善所作的努力，这一环被他们认为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传染病的源头所在。”反观今天，拒绝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不会费心去考虑社区的健康问题，从这点来看，反对疫苗者不仅没有退到当时，甚至还让我们更落后了。

　　作者：Mark Strauss，翻译：基因农业网(罗晖)。原文链接：http://io9.com/19th-century-documents-show-how-little-the-anti-vaxxers-165838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