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11月18日，九派新闻一名记者的辞职报告意外走红，上面就一句话：“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

　　刚开始，我也和大家一样，以为这个女记者故意用有歧义的桃色词句，把大家往歪处上引，阴谋引起轰动，媒体无节操，记者无底线呀。后来看到同一天发表的署名为“彭玲玲”的文章《告别武汉：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我才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

　　彭玲玲写到：记得上次离职，来来回回纠结一个多月，当时家人朋友几乎没人支持，但我仍带着满腹理想，来到了武汉。彼时，我所在的媒体“长江新闻”，还处在最好的时光。它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沐浴着希望和激情。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部分是辞职而来，他们年轻、富有活力，正怀抱着梦想。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其实，作为特稿记者，按彭玲玲的描述，她采写的稿件也不是大稿，但前面我说过，每个社会都有这么一帮喜欢当记者的人，说理想也好，说爱好也罢，总之就是轴，却不大把钱放在重要位置。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彭玲玲写到：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宣布，“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但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长，一名CEO。这天，采编团队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冲突，说了狠话、拍了桌子。从同事口耳相传中得知，分歧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说白点就是转载新闻。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凌迟。首先是不准再做监督类报道，且压缩记者出差的比例。平台上更新的报道，大部分是转载的新闻，偶尔几篇原创，也是10月前采来的报道，或是记者闭门造车，写出的综合稿。

　　其实，彭玲玲遇到的现象很正常：资本进来了，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媒体——多转载，少原创，不出差，可以压缩成本；少搞监督性批评报道，少惹事，赚钱第一，情怀扯淡，很多市场化媒体，对批评报道的自我管控，比体制内媒体还严。

　　但彭玲玲这样的新闻人受不了了，她写到：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工作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喝酒，红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给多少工资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说我变态我背后说你无能。工作应是一种价值上的彼此认可。喜欢做的事，工资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欢的事，工资再高也无济于事。我更加珍视我的自由与感受。现在，支撑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厌倦了这里。深夜，回到依然简陋的房间，盘算着我能带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个音乐盒、两本书，以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3个多月了，我甚至没在这间房里备下一块抹布，或一个好用的拖把。

　　彭玲玲的胸怀确实大，大到现实容不下她。电子媒体侵蚀传统媒体，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只是容不下彭玲玲的次要原因。其实，不止一个彭玲玲，前些天北京《新京报》的女记者说“去他妈的理想，姐们赚钱去了”，以及各路媒体人、电视台名嘴纷纷辞职自主创业，他们和彭玲玲一样，都是因为胸大。

　　有的人胸不大，只是好热闹。这两天网上热传一条消息：杭州庆春路娃哈哈美食城下面，一名93岁老奶奶在摆摊卖自己做的鞋垫和旧版小人书。她的老伴走了，家里留下一个瘫痪的儿子需要照顾。她对路人说：“买一双，就当留个纪念，明年来不动咯。”这么冷的天，如果你正好路过那儿，也帮忙买一双吧！

　　看到这个消息，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是假新闻，煽呼眼泪，吸引眼球。

　　但杭州《快报》记者董吕平认真了，11月26日上午9点50分，他到了娃哈哈美食城，真看见一个老奶奶坐在一个报刊亭边上。老人头发花白，蹲坐在地上，她面前摆着很多东西，有鞋垫，也有小人书，小人书里有《少林和尚》、《少林小子》、《碧血剑》等。鞋垫有男有女有小孩的，男的8块钱一双，女的6块钱一双，小孩子的3块钱一双，小人书13块钱一本。很多好心人问老人，为什么这么冷的天还出来摆摊，老人一直低着头不回答，就问他们“买不买”。很多人都拿着50元、100元买一双鞋垫。有个姓熊的女士，买了两双鞋垫，直接拿了3000元塞到老人的包里。老人说不要，熊女士硬塞给她，然后转身就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哭起来。看到围观的人太多，老人只好走到庆春路马路对面，但还是有不少市民跟过来，想买鞋垫。老人不肯卖了，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有几位市民只好在一旁等着。老人拖着小车走了，只剩下落寞的背影。

　　董吕平的这些描写很平实，好像没有煽情的打算。而且，他还做了一些记者应该做的求证。除了没有交代那个拿给老人3000元的熊女士是怎么求证的，董吕平告诉大家他的其他一些求证：网上说老人家里有个瘫痪的儿子，暂时无法核实；问她住在哪里，老人也不说，董吕平在附近的岳王路社区、仙林苑社区、竹竿巷社区、中北社区打探，4个社区的工作人员都说没见过这个老人；老人说，鞋垫不是她做的，是别人拿给她让她卖，赚点零花钱；有人问老人为什么这么冷出来卖东西，是不是家里很穷？她说：“我有劳保的，没关系的，你们不用管了”……董吕平还配了一些老人卖鞋垫的现场照片，但都没有老人的正面特写，这很人性，尊重老人的隐私。

　　所有这些，都不是往煽情上引。如果想往高上拔，记者大可以演一场戏：这是一场社会主义人间温暖的赞歌，由此推动引发公众捐款和政府扶持，甚至编出老人出来摆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捐资助学，或为帮助其他困难的邻居的美好故事……

　　我们如何评价董吕平作为记者的职业行为？严格说，这事在新闻业是个小活儿，是一个扫街的社会新闻，如果登在报纸上就是一豆腐块儿，一般是刚入行的新记者或者实习生跑跑就行了。但从董吕平的报道来看，这个活他干得是合格的，是认真的，是客观的。大家知道，干这样的活拿不到多少稿费，也引不起轰动，但有些人就喜欢干记者这个职业，哪怕刚入门扫扫街，哪怕永远挣不了大钱。每个社会都有这样一个喜欢当记者的物种，死抠文字，跑跑颠颠，前仆后继，乐此不疲。

　　还是回来说彭玲玲。彭玲玲打算和朋友一起做个自媒体，期待继续背负小小的使命感。但大家知道，这条路会很艰难，阵亡率在99%以上。悲观点说，我怀疑，像彭玲玲这样坚持理想的新闻人，像董吕平这样认真做新闻的年轻人，再过10年还会有吗？新闻人这个物种将来会在中国灭绝吗？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新闻人成长的基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