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我并不是有些人讲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土地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首先做了一点“澄清”，紧接着他指出，土地的配置要考虑公共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存在扭曲。

　　11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破除土地领域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垄断》研究报告，在发布会上，秦晖发表了主题演讲，直陈当前土地改革的“老问题”与“新动向”。

　　近年来，越来越强调的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体现出令人担忧的新动向。在秦晖看来，当前政策似乎是在用政府强制手段推行所谓的规模经营，进而实现新一轮“圈地”。

　　秦晖介绍，最近一些地方领导对延长土地承包权意见很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就是延长土地承包权妨碍土地规模经营，所以“土地承包期不能再延长，或者土地权利不能进一步交给农民。”。简单说，就是妨碍“圈地”。他们认为，中国搞规模经营，就要缩短年限，把“永久不变”解释为制度的永久不变，而不是地块的永久不变。

　　规模经营也是一些农业大型公司乐意看到的结果。秦晖讲述，前年某国际知名大型农业公司来华时曾表示，中国之所以出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因为农民太多，小农太多不容易管理。如果把土地都交给他们规范经营，只要十个同等规模的公司，就可以经营好全中国土地，也便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虽然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与主张，并没有极端到与该公司一样的程度，但在秦晖看来，二者的逻辑一致。

　　关于土地权益争论，先前大致有两种通常的指责：第一，如果土地私有化，或者把地权交给农民，就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无地农民出现。第二，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会给农民提供所谓的福利保障。

　　“这两个说法毫无道理。”秦晖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曾经的借口是土地私有会助长土地兼并，现在可以明确看出，“这些人真正担心的恰恰是土地私有会妨碍土地兼并。土地交给农民，就更难把他们赶走，土地控制在官员手里，赶走农民会很方便。”

　　对于这一看似前后矛盾的主张，秦晖说，“他们实际是否定了长期以来自己所秉持的反土地私有化理由。”另一方面，不搞土地私有的主要理由，过去强调所谓公平，不能让农民失地，现在却又强调所谓效率，不能让个体农民“死守”土地妨碍规模经营。

　　秦晖还注意到，中国现在提倡促进土地流转，但是相关论述并没有强调促进土地交易，非交易的流转意味着什么?“当然就是强制性的流转”。

　　秦晖提醒，用政府强制手段人为制造依靠特权的地主，会更糟糕，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带来社会不公平，也会影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目前看来，无论是土地财政告急，还是规模经营诉求，都需要重新依靠强权配置庞大数量的农村土地。

　　真正的禁忌是什么?“是既得利益的禁忌，所以这些人不愿意把地权交给农民，交给使用者。”秦晖说，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土地都应该“交给”它的主人，是使用权也好，是所有权也好，既然是一种权利，就应该得到尊敬。

　　如果土地权利能够真正得到保障，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15年，还是30年的土地权利，秦晖指出，“强制圈地”都不会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只是要把法律上规定的应该享有的权利真正落实，就已经进了一大步。

　　“很多问题大多属于常识性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常识也那么难以被理解。”秦晖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