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低价竞争成为国内垃圾焚烧行业的“顽疾”，那些手握技术的外资企业是否能玩转这一市场?

　　“真的很难，有的时候我们在招投标阶段不得已，也只能大幅度降低报价。但从长远来看，我还是乐观的，而且确信中国市场会有改变。”斯坦米勒巴高克COO华特·彼兹(WalterPitz)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抢时间压成本

　　一般而言，80~120元/吨的垃圾处理费是行业可以接受的满足最低要求的价格范围，现在一线城市价格高于此数值，但其他很多地方都低于此范围。

　　“每个人想加入这个游戏，都在提供最低的价格。节约成本意味着节约人力、材料、制造、装备成本，而前两者是固定的，所以只能减少制造和装备成本，那就等同于降低质量。”华特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和业主在垃圾焚烧项目招标时主要看投资成本，而不将运营成本考虑进去。

　　打个比方，一般做基础设计和工艺设计时，零件寿命比较长，而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做的设计导致需要频繁更换零配件，很多可能半年就要维修或更换，所以把投资和运行成本放在一起来考虑更为合理。华特认为，斯坦米勒巴高克整套项目成本(包含投资+运维成本)在25~30年的运行时间内，其实可以做到比现有做法更低的成本。

　　在中国，对项目时间要求紧，有时候按照经验两年半可以笃定完成的项目，国内企业为了赶进度两年就要完成。但实际情况是，这样一来，质量往往会出问题，安装、调试一有问题，就要花时间解决，有时候三年都还没做好。

　　实际上，为了降低成本和报价，有不少项目在设计环节时并没有从实际处理的角度出发。

　　“中国垃圾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水分高，但有不少企业在设计焚烧厂的时候，往往考虑到运行期间内垃圾热值的增长趋势，在建设工厂时按若干年后较高的热值进行设计。而我们是留有余量的，现在垃圾放进去能烧，过几年水分少、热值高，一样能烧。而且设计的时候是按给定的垃圾成分，但现实是垃圾中会含有更多的有害成分，如果不留有余量，就不能把这些处理掉，排放往往达不到标准。我们公司所有的项目中从烟囱中排放出来的气体都达到比周围的大气还要干净。”华特对记者表示，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技术难度并不大，但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很多企业不这样做，往往设计的规模和设备会更小一些，仅仅达到能满足要求而已。

　　在处理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时，要喷入不同的材料和烟气接触，用以吸收二噁英、氮氧化物、硫化物、灰尘和酸性物质等危险成分，大尺寸设备会比小尺寸设备的接触面积更大，接触的时间也更长，气体也会走得更慢，化学作用更充分。

　　但不少企业在做设计时往往尺寸仅能满足要求，面对烟气中大量的危险成分，一般做法是多喷原材料，最终大都会导致除灰系统的堵塞。

　　没有技术的企业会离场

　　尽管当前的市场环境存在种种不如意，华特仍然乐观。

　　“政府已经在看，而且进入得越来越深，有些现象也发现了，不光是气体排放的污染物含量，还有项目排出的可以做建筑材料的渣等等，垃圾焚烧得好不好，都是可以反映出来的。”他说。

　　2014年5月，环保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提出了新的排放标准。在华特看来，这一标准有些要求比欧盟更严格，这也带动了一批更新和新增的投资，其中现存垃圾焚烧厂更新会增加5%~10%的投资成本。

　　“尽管现在投资和运营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在做，但我确信，人都是会学习的，将来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一定会从整体系统上去考虑，而不只是考虑初期的投资建设成本。”华特说。

　　E20环境研究院认为，政府的不科学采购习惯，促成了同质化的激烈价格竞争，也酝酿了环境危机。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这个领域，在接下来的5年，没有专业技术的企业或将离去。

　　“如果你只是山寨和复制系统，而没有自己的好方法去设计，只能通过预估来做，那有时候你猜对了，有时候你就不对，长期来看，是没有办法满足效率的。”华特说。

　　他告诉记者，比起火电厂脱硫、脱硝、除尘等固定的流程和系统，垃圾焚烧处理排放标准更高，对于技术和工艺要求也更高——烧煤、油、气等成分简单，污染也不像垃圾，有时候就像一个化学反应工厂，危险成分更多。而且如果燃烧率低，产能就上不去，那么焚烧处理的垃圾量就少，企业收入就减少了。

　　为了降低人力、运费等成本，斯坦米勒巴高克正在寻找中国的企业，进行合资或收购等形式的合作，在国内生产主要设备。

　　“我非常确信，中国会改变，很多行业在改变，我们在德国生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中国会成为我们向东南亚等区域辐射的基地。”华特说。

　　华特乐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看到中国一些大型国企已经开始真正考虑设备、技术、设计的长久可靠性。

　　此前，斯坦米勒巴高克为合肥垃圾焚烧厂的总承包商供应了基础设计、工艺和主要设备，还是海淀循环经济园再生能源厂的主要设备供应商，更早前是上海浦东御桥垃圾焚烧厂50%股权的拥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