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取得巨大成就,基本满足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需求。但是,随着消费者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优化,以及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升级,畜产品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显著,突出表现为供需时空匹配差、养殖利润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价格波动异常。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畜禽养殖结构,发展草食畜牧业。”“十三五”规划指出:“推广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分区域推进现代草业和草食畜牧业发展。”这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探索“科技+政策”双轮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畜牧业现代化发展道路。
准确把握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紧紧围绕“调结构、提品质、促融合、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等关键词,通过分析研判畜牧业当前瓶颈、未来需求,准确把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
1.供给结构合理调整
调什么、怎么调,这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调整畜牧业供给结构要从调整农业结构、畜种结构、区域结构、产加结构入手,科学谋划、合理布局、协同发展。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在农业产业结构当中,提高畜牧业产值比重是当务之急。畜牧业产值比重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如美国、法国、日本2013年畜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4.3%、49.1%和54.6%,而我国仅为32.3%,畜牧业发展空间巨大。二是调整畜种结构。从畜种结构看,生猪、蛋鸡等耗粮性畜种比重较大,而牛、羊、兔等草食畜种比重较小;从畜禽品系看,生产性能一般的品系较多,特色的、优质的、高产的品系较少。2013年美国、法国、日本猪肉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24.7%、38.2%和40.0%,而我国高达63.1%,畜禽养殖结构亟待优化。三是调整区域结构。要根据环境容量、农牧结合、产销顺畅、循环发展的要求,统筹调整区域养殖布局。目前,我国个别地区饲养量明显超过合理载畜量,应采取调减措施,引导畜禽养殖向非超载区转移。例如我国珠江三角洲水网区,生猪养殖量已经超出土地承载能力,要严格控制养殖总量,加快退出禁养区内生猪规模养殖。四是调整产加结构。畜牧业是农业产业之中最容易形成六次产业的领域,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拓展价值链的典型行业。目前我国畜禽产品加工明显不足,例如2014年发达国家乳制品加工转化率为80%,而我国仅为20%,亟需推动种养加一体化发展,提高畜禽产品加工比例。
2.畜产品迈向中高端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消费迫切需要中高端产品。“中高端”引领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要从种子源头抓起,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加工档次,培植品牌产品。一是提升良种覆盖率。要统筹兼顾引种、保种和品种培育工作。在引种上,要考虑我国自然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状况与引进品种生产性能的契合度,提高产品产量;在保种上,要考虑地方优良品种的特色优势,保障生物多样性,储备遗传物质,也要考虑地方品种的合理开发利用,形成产业化;在品种培育上,要考虑新品种的生产能力、适应能力、风味口感等因素,提高产品特色。二是转变养殖方式。良种的“良”要通过特定的生产方式来实现,而目前我国畜禽规模养殖水平仅为54%。在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从粗放饲养向集约饲养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从单纯注重产量向产量质量并重转变,从粪尿污染严重向绿色循环发展转变。三是提高加工流通水平。“好”的畜产品是“养”出来的,也是“加+运”出来的。在加工工艺上,产品要不断细分,强化标准意识,向精深方向发展,提高整体加工档次;在流通储存上,向全程冷链发展,保障产品新鲜程度。四是培育知名品牌。在大力推动“三品一标”产品认证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品牌意识,大力培植畜牧业名牌产品,实施品牌战略,扩大品牌效应,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
3.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和红线。我国2015年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9.4%,但往往“小概率大事件”,严重威胁城乡居民身体健康。一是有效防控动物疫病的发生、传播和蔓延。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动物疫病,要应免尽免,制定应急方案;针对其他动物疫病,要全进全出、消毒净化、处置得当、有效控制,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病传播。二是坚决防范药物残留。杜绝使用违禁兽药、疫苗、饲料添加剂等药物,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降低畜产品药物残留风险。三是严格防止二次污染。畜产品在生产、加工、流通过程中,极易滋生致病的病毒、细菌、微生物,以及形成保鲜剂、防腐剂的药物残留,必须全面防范。四是全面强化质量监管。针对畜牧生产、疫病防控、饲料兽药、屠宰加工、检疫监督等领域,要建立全过程、全环节、全要素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强化饲养档案、强制免疫、官方兽医、职业兽医、定点屠宰等制度建设,全面履行《防疫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监管职能。
4.饲草饲料科学利用
饲草饲料是发展草食畜牧业的基础和保障。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饲草饲料资源,稳定生猪家禽生产,加快发展牛羊兔等草食家畜,是调整畜牧业供给侧畜种结构的重要内容。一是积极扩大饲草饲料种植。牢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借助玉米去库存的客观要求,以“粮改饲”为突破口,扩大青贮玉米、优质牧草种植面积,满足节粮型、食草型畜禽发展,合理配比“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未来5年,争取调减籽粒玉米6000~7000万亩。二是合理利用草山草坡。我国草山草坡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但随着农村人口减少,出现了大量荒芜、闲置、浪费现象。例如南方地区草山草坡可供开发利用面积约7亿亩,但其中的38%没有利用,载畜潜力很大。三是充分利用秸秆资源。秸秆过腹还田要比直接还田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也能够避免秸秆焚烧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我国每年各类秸秆产生量约8亿吨,而饲料化利用的比例不到30%,大部分秸秆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5.畜禽粪污综合治理
畜禽粪污是农业面源污染最大的来源,畜禽粪污的COD占到农业面源污染中全部COD含量的90%以上。要按照“3R”原则,加快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与利用。首先,减少畜禽粪污直接排放量,即排放减量化(Reduce)。据测算,1头猪产生的BOD相当于13个人的产生量。对于新建养殖场,要按照清洁生产要求,做好规划设计,统筹安排节电节水、粪污清理、资源化利用等各环节,减少粪尿对环境的直接排放,从源头上控制畜禽污染排放量;对于原有养殖场,要加强基础设施改造,减少畜禽养殖对环境的危害。其次,物质再循环,即资源化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我国每年畜禽粪便产生量约38亿吨,综合利用率只有50%左右。从构建“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循环生态系统角度出发,要按照立体化、循环化、无害化的要求,促进畜禽粪便转化为优质肥料和清洁能源,推广高效的种养结合生态发展模式,探索建立“畜禽粪便—沼气工程—燃料—农户”“畜禽粪便—沼气工程—沼渣、沼液—果(菜)”“畜禽粪便—有机肥—果(菜)”等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6.畜禽产品节本增效
“降成本”始终是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应对“天花板”“地板”双重效应的有效措施,是促进畜产品消费和提升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一是降低生产成本。我国生猪养殖成本比美国高约40%,每千克增重比欧盟多消耗饲料约0.5千克。在人工成本高企不下的情况下,积极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提高设施化水平,实现畜禽养殖的规模经济,提升劳动生产率;在“粮改饲”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做到“宜草则草、宜饲则饲、宜牧则牧、宜粮则粮”,实现地尽其力、物尽其用,提升土地产出率。二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以产品迈向中高端为目标,瞄准国内外市场高端需求,积极开发适销对路、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产品,培植名牌产品,增加产品价值,提高产品收益。建立健全畜产品等级标准体系,提高产品区分度,实现优质优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三是提升畜牧科技含量。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贡献率仅为50%左右,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明显偏低。例如我国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16头,最高水平丹麦达到30头,高出我国将近1倍。要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加投入产出效益,提升科技贡献率,实现增产增效、节本增效、提质增效。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打造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
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科技创新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要紧紧依靠生物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加快畜牧科技创新步伐,强化科技驱动作用,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速度、质量和效益。
1. 加快畜牧生物技术创新
生物技术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等关键技术,针对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以下领域实现创新和突破:一是优良品种培育。加强以分子育种为重点的畜禽良种选育技术研究,如全基因组选择、转基因、胚胎工程、动物克隆、DNA标记辅助、RAPD、基因芯片等技术,充分利用我国地方品种的优良性状,培育具有知识产权的畜禽新品种、新品系,提升我国畜禽良种核心竞争力。二是动物疫病防治。加强DNA诊断技术、ELISA技术等动物疫病诊断技术研究,开展DNA克隆重组、基因工程等技术在动物疫苗研制中的应用研究,开展兽用生物制药研究,减少兽药残留,降低防治成本。三是饲草料开发利用。开展优质牧草、青贮玉米的分子育种研究,培育适合我国区域特点的优质饲草料品种,开展生物饲料的研制与应用研究,开展生物技术在饲料加工工艺中的应用研究,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和利用效率。四是畜禽粪污处理。加强微生物发酵技术在畜禽粪污资源化、能源化的应用研究,开展以生物反应池为核心的集粪池、干湿分离、沉淀池等生物处理技术设备研发,研究突破有机肥生产技术和沼气技术。
2. 加快畜牧信息技术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针对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以下领域实现创新和突破:一是畜牧物联网技术。开展物联网技术在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领域的应用研究,开展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RFID、可追溯技术研究,开展畜牧物联网的感知技术、传输技术和应用技术研发,重点开展小型化、低成本化的畜牧物联网专用设备研发,实现人、机、物、牧一体化。二是畜牧大数据技术。利用历史资料数据、实时监测数据,通过数据清洗和融合等技术,构建畜牧业大数据中心;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模型技术、智能技术等,分析畜牧生产、流通和消费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开展大数据应用技术研究,提供畜牧业发展大数据解决方案。三是畜牧云计算技术。开展畜牧业云设施、云存储、云服务技术研究,开展养殖户、合作社、畜牧企业按使用量付费模式研究,开展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优化技术研究,研究构建畜牧业云服务技术平台,满足畜牧市场主体对信息网络、存储、服务的少投入、即得性、便捷性、精准性需求。四是畜牧智能装备技术。利用畜禽饲养管理、疫病防控、质量安全、资源利用、加工工艺等领域的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研究成果,重点开展智能仪器设备研发,例如自动饲喂、自动饮水、环境调控、远程控制等,形成智能产品、实现闭环控制。
3. 加快畜牧科技集成创新
近年来,畜牧科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许多单项技术非常实用、成熟,效果显著,亟需组合配套、优化提升,使之产生“1+1>2”的集成效应。一是“良种+良法”集成创新。“良种+良法”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良种的生产效能,要针对不同品种、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养殖设施,开展多样化、差异化、标准化养殖方法的探索研究,形成“良种+良法”实用技术的“组合拳”,提升良种覆盖率、良法覆盖面。二是“农艺+农机”集成创新。加强以机械适应性为导向的畜禽育种、饲草料栽培和养殖方式等的农艺技术研究,重点开展农机农艺结合紧密机型、动物资源品种和种植养殖方式研究;加强饲草料收获、青贮氨化、动物运输等装备设施的农机技术研究,重点开展动物健康养殖、畜禽产品精深加工以及储运保鲜等环节的设备研制;加强农机农艺融合技术研究,重点开展技术融合路线、融合模式、融合规范研究。三是“高新+传统”技术集成创新。要充分借鉴运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所取得的日新月异成果,嫁接、匹配、融合畜牧产业现有的、实用的传统技术,探索研究技术集成的催化剂、融合剂,形成技术集成的机制、模式和路径,重点开展传统育种与分子育种、实用技术与高端技术、自主技术与引进技术的集成创新。
依靠政策创新驱动,激发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活力
我国现行的畜牧业发展政策,主要是针对“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侧而制定的。当前面临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加快政策顶层设计,提升政策驱动效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水平、上台阶。
1.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领供给侧改革方向
政策导向、财政扶持是推动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障措施。一是整合畜牧现行政策。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畜牧业发展支持政策,包括农机购置补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畜牧良种补贴、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振兴奶业支持苜蓿发展、动物防疫补助等11项政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这些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与要求相比,需要进一步整合、优化、聚焦,实现“好钢用在刀刃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投入的带动性、效果的显著性。二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按照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要盘活财政投入存量、扩大财政投入增量。在盘活存量上,要调整资金分配比例、优化资金投入结构;在扩大增量上,要争取畜牧兽医行业财政投入年度增加比例超过GDP增速的5个百分点以上;在投融资机制上,要探索PPP模式、新型投资模式、“一带一路”合作模式等适应供给侧改革的新机制,引导、聚集社会资本投入。三是强化政策运行过程控制。围绕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型政策“组合拳”,要实施全过程跟踪与控制。在政策实施前,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明晰风险因子和关键控制点,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研判政策实施预效果;在政策实施中,要做好监测预警工作,建立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做到实时监测、及时预警,构建纠偏调整机制;在政策实施后,要做好绩效评估工作,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建立政策效果反馈完善机制,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2. 瞄准政策扶持领域,抓住供给侧改革关键
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区域布局、种植结构、动物养殖、产品加工、市场消费等方面,要集中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抓住改革的关键点、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带动畜牧业供给侧改革的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一是重点扶持青贮玉米与优质饲草产业发展。以“加快建设现代饲草料产业体系”为目标,以“粮改饲”试点和“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结构调整为契机,按照气候适宜型、种养结合型、生态保护型、种地养地结合型、有保有压型和产加导向型等技术路径,鼓励主动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扩大青贮玉米与优质饲草生产规模。支持草山草坡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二是重点扶持规模养殖与粪污资源有效利用。以环境容量为红线,鼓励按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养殖、资源化利用的总体思路,理清适宜养殖区和禁止养殖区界限,推动畜禽养殖向资源更丰富、环境容量大的区域转移,主动调增规模养殖比重、调减分散养殖数量,提高养殖布局与资源环境的匹配程度。鼓励开展畜禽粪污以及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达到环保要求。三是重点扶持质量安全与产品溯源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培养畜产品生产者恪守法律、严格用药、诚实信用的基本素质,将确保质量安全内化为自觉行动;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认真落实动物防疫,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兽药饲料及添加剂规范使用的规定,强化检疫监督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快推进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研建全国统一的畜产品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及相关追溯管理技术标准,鼓励畜禽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建立企业内部运行的追溯系统,提振公众畜产品消费信心。四是重点扶持高新技术和实用技术研发应用。政策扶持既要瞄准前沿高新技术,也要着眼当前实用技术,推进农科教、产学研大联合、大协作。加快高新技术创新研发,鼓励现代生物技术在良种繁育、动物疫病防治、生物饲料开发和畜禽粪污处理中的创新研发,支持先进信息技术在畜牧业生产经营信息获取、分析和服务中的应用研究;加快畜牧实用技术推广应用,鼓励养殖场户采用成熟的实用技术,鼓励实用技术集成组装,总结凝练成熟推广模式,提高我国畜牧科技成果转化率。
3. 明确政策扶持对象,提高供给侧改革效率
只有进一步明确政策扶持重点和主攻方向,明晰政策扶持基本路径和方式方法,确定政策扶持客体,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投入、事半功倍。一是确定扶持环节。针对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大重点领域,即产业结构调整、中高端产品生产、质量安全保障、饲草饲料利用、粪污综合治理和产品节本增效,政策扶持进一步瞄准到优质饲草料生产、标准化规模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质量监管与溯源、技术创新运用等具体环节,通过投入导向的牵引作用,放大财政资金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效应。二是探究扶持路径。综合利用补贴、贴息、担保、保险等财政扶持手段,构筑畜牧业新型政策工具组合,实施精准扶持。重点加大畜牧兽医科技R&D经费、技术应用推广、“粮改饲”补贴、优质牧草种植、青贮窖建设、青贮玉米及牧草收割加工设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装备、良种扩繁、标准化规模养殖、粪污处理设备、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扶持力度,扩大扶持范围,在融资、税收、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予以政策优惠。三是明确扶持客体。围绕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扶持重点,重点扶持养殖大户、饲草(料)种植大户、家庭牧场、牧业合作社、畜牧产业化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以及畜禽废弃物处理、饲草(料)机械收割、动物防疫、秸秆氨化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粮改饲”和农牧结合,调动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参与主体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