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徐女士的苹果手机在湖南被盗，她经过技术手段确定手机在广州，报警后两地警方却均表示不能立即将手机取回，湖南警方表示，要等“省里批示”。

　　徐女士来广州向派出所报警求助，结果警方回应称，因为案件发生地在湖南，广州警方无法受理，需要由湖南警方发函。但徐女士随后和湖南警方联系，却被告知向广州警方发函“需要得到省里批示，程序比较繁琐，发函有难度”。

　　按照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徐女士的手机被盗事发在湖南，因此应该由湖南警方对事件进行处理。但湖南警方却以“需要得到省里批示”为由，对被害人的请求置之不理。徐女士感叹称，“找到不难，拿回来太难了，难怪那么多人放弃寻找手机。”公民财物被盗，却放弃寻找，其背后折射出警方办案不力，存在严重的不作为，更让公民对警方失去信心。

　　2012年12月，家住西安的令女士手机在西安被盗后，她曾报警求助，后来手机被定位显示在北京后，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土门派出所两名民警，连夜乘火车赶赴北京，辗转2400余公里追回被盗手机。

　　同样是跨省，为什么西安的警方不需要等“省里批示”，不顾跨省追踪手机的成本与代价大大超过手机本身，派人远赴千里，帮事主取回手机，而湖南警方却要等“省里的批示”？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的副局长表示，土门派出所的这种做法，其实只是职责所在。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也表示，案发地警方在接到事主报警后，有义务有责任采取行动，除了应该发函采取办案协作的形式外，也可派出警力前往广州，在当地警方协助下进行调查和处理，及时帮助事主追回被盗手机。既然是公安机关的义务与职责，为什么就不是湖南公安机关的职责，以等“省里批示”而推托，不愿意为徐女士赴广州取回被盗的手机？说到底，还是一种懒政，一种不作为，背离了执法为民的宗旨，对人民群众缺少感情。（广东 朱忠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