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问题很复杂，但必须克服行动惰性，从易做能做的入手，哪怕是“童伴妈妈”这类“厘米推进”，也不乏意义。

　　针对近年来留守儿童安全事故频发、监护人缺位问题，10月28日，四川启动“童伴计划”项目，从10个县的100个村搞试点，分别选聘、培训一名“童伴妈妈”，每月补贴2000元，每人负责一个村的留守儿童，目的是弥补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

　　2014年5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至少有6100万，占农村儿童37.7%。每年近5万名死于意外伤害的儿童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这表明，当前留守儿童不仅总量多，生存质量更堪忧。

　　对照这一现状，一方面要从城乡全面发展的角度，让更多的孩子告别被留守状态，让家庭型迁移和就近就业辐射更多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大规模减少留守现象绝非朝夕之功，数千万留守儿童的生活、成长状况须得到即时性的公共干预。

　　如果说今年9月，贵州省提出将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全力控制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增量，是在第一个方面着力，那四川试点“童伴妈妈”，则是从留守儿童的生活需求出发，致力于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其实就留守儿童群体现状来看，这方面工作更显迫切，也相对容易着手，只要确保投入跟进和过程管理的完善，相信大有裨益。

　　以村为单位，专门为留守儿童配备童伴妈妈，相较于地方政府部门开展的临时性关怀慰问，无论在儿童心理关怀还是在问题的及时反馈上，都更有实质作用。鉴于童伴妈妈所需要的“专业性”，在最初阶段，或可优先考虑聘任已不在职的乡村代课教师，并利用乡村学校的组织和硬件资源，降低行动的落地难度。但该项行动的最终成效如何，关键不在于童伴妈妈个人，而是背后的留守儿童救助体系是否真正配套跟进，如童伴妈妈发现的问题会否得到救助层面及时响应?

　　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固然千头万绪，需要久久为功。但问题越复杂，越要克服那些“知易行难”的行动惰性，从易做能做的入手。首先是观念上要摆正，不少地方未认识到对留守儿童的公共责任，甚至对于这个群体的数量、生存状况都缺乏统计和了解，更遑论档案登记和专项财政支持了。其次则是在行动策略上，既需要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的层面，在户籍，儿童福利制度、监护体系的完善，经费保障方面更章立制，也有赖劳动力流入地区和流出地区的沟通协作，共同承担起对留守儿童的应有责任。

　　说到底，诸如童伴妈妈这样的工程，就是政府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履行对留守儿童的公共责任。以这次试点行动为例，它是官方、扶贫基金会、研究院和多个企业共同参与，在路径选择上体现了社会协作的特点。这一方式或许可成为未来提升留守儿童生存质量的一种行动范例。

　　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政府部门最需要做的，无非是“遏制增量，提升质量”——从数量上减少留守状态，从质量上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但无论是哪一项，都不容丝毫拖延，而要迅速起而行之。童伴妈妈这样的行动，虽非根治之方，但行动上的示范价值，值得在更高层面、更大范围被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