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28日02版）

　　有留学生来信：最近，美国出了个值得品味的事件，有个14岁的穆斯林裔少年，为了给新老师留个好印象，将自己制作的小闹钟带到学校，结果被校方误以为定时炸弹报警而被捕。此事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奥巴马发微博邀请其带闹钟去白宫作客，希拉里等名流转发微博鼓励孩子，哈佛和麻省理工宣称自己学校欢迎这样的学生，脸书、谷歌等公司邀请他参观工作场所，微软还给他寄去平板电脑、智能手环，有电视台邀请他参加电视节目……

　　该事件一方面反映美国社会存在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也反映美国精英阶层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正面引领社会，弥合分歧，化解矛盾。反观我们，很多政治精英谨言慎行，商业精英埋头赚钱，文化精英热衷口水仗，影视体育明星常常把大众引向金钱和浮躁，更可怕的是一些网络“精英”，刻意激化矛盾，撕裂社会。

　　精英，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各领域处于顶尖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更大。中国近现代产生的精英群体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封建统治与小农经济，导致“精英”层缺乏独立人格与创新能力。又由于中国朝代更替较少妥协，更多是玉石俱焚，文化人屡受摧残。

　　西方人讲，“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三代出绅士”。这说明，人文品格或精神品质需要长期积淀。即便血脉断续，积之不厚，毕竟有一批人走在前面，也就是所谓的精英层。然而，一次次冲击，还是在瓦解着这个群体。“文革”将文化精英瓦解，伴随经济大潮而来的功利主义将经济和社会精英瓦解，反腐将罩在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头上的光环摘掉，本应成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界，一些人沦为“砖家”、“叫兽”、“公知”。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是当下精英群体如何才能浴火重生。某些精英沦落，有两个原因比较突出：一是精英层的担当和牺牲精神退化，创造力与感召力减弱；二是社会管理方法滞后，未能为精英成长提供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其中突出的是未能跟上网络时代的社会发展步伐，以平面媒体时代的观念应对网络时代要求。

　　有网友发帖：“喜欢看评论，看多了发现，无论好事坏事，理正理邪，人们一慨是愤懑与暴虐，那种无理性的发泄，让人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这其中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精英”。

　　当下问题的关键不是“精英”启蒙社会，而是他们需要被启蒙。从思路上讲，精英们要思考中国崛起于世界的路径，但必须奠基于制度基础与发展阶段；要开创新的精神力量之源，建构精神大厦，但不能在尚未建设时就把既有的摧垮，导致精神虚无；要勇于批评监督公权力越界，官员失职渎职与腐败行为，但目的是强健国家、政府和社会，而不是瓦解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形象地讲，要利于伤口愈合，而不是撕裂的同时往伤口中撒盐。根本而言，精英的姿态和立足点应当是也必须是积极的、建设性的。

　　那么，我们怎样把精英引到这样的路径上来？重要的方法是确立科学的精英评价标准。标准当然是柔性的，且具体内容也有待达成共识，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所说的话，应当为精英所关注，同时有所遵循：“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这说明，要成为真正的精英，功利价值不可少，但这背后一定不能缺少品德的支撑。

　　该做什么样的精英，该形成什么样的精英阶层，这是走在大国道路上的中国政府和民众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也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