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因回应医务人员打通“任督二脉”而走红网络的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现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又火了——据称，刘维忠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在微信、微博上广为传播，号称能用最便宜的药治疗常见病，受到许多网友追捧。(《重庆晚报》10月14日)

　　“百人百病，百病百因”，这个辩证法估计人人皆知，因此刘维忠提供的“偏方”未必科学。何况，究竟是一般腹泻还是感冒，抑或别的疾病之征兆，恐怕最好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较真起来，“偏方”未必靠谱。比如腹泻，“偏方”说，一般用保济丸(3毛钱一袋)就可以了，如果较严重就用氟哌酸(7毛钱一板)。但医生会认为，不严重的腹泻可以使用保济丸，但针对性不强，效果有限;氟哌酸主要针对肠道细菌性感染，属于抗生素，不建议随意使用。

　　又比如感冒，“偏方”建议刚感冒时，用维C(5毛钱一袋)或速效伤风胶囊(6毛钱一板)，如果发烧就加用安乃近(2元左右一盒，吃此药要多喝水)。而医生则往往认为，普通感冒应尽量少用药，注意休息和营养即可;至于安乃近，副作用较大，美国在1977年就停止该药品的临床使用。凡此种种，解构下来，“偏方”似乎就体无完肤了。

　　这些道理，听起来专业，民众未必不懂。但网友追捧的，也许并非“偏方”之灵妙，而是“偏方”之便宜。这让我联想起最近朋友圈转得较多的一则新闻：西安王先生有高血压，国庆期间血压一直降不下去，10月7日晚11时到西安521医院挂急诊，医生只开了4毛钱的药就让其血压降了下来，家人表示不可思议，“我活了53岁，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好大夫。”4毛钱的好大夫和几毛钱的偏方，之所以备受追捧，说白了，不过是民众对“看病贵”的抱怨的不满。

　　最新发布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比重稳步上升，201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31868.95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达5.57%，与2009年比较，增长81.7%。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风险预警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布的数据则显示：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7.49%，如果现有政策环境不变，预计2015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度增长率为14.33～18.24%。这当然是因为医疗保健的刚需多了，国家和个人舍得为健康花钱了，但不得不说，滥用药乱用药也占了很大比重。正因为平时伤风感冒去医院，没个一两百块钱不解决问题，超便宜的“偏方”才令人追捧;正因为急诊花费更是无底洞，“四毛钱”才成了交口称赞的神迹。

　　迷信“几毛钱”的神医，终究是个传说，当年深圳患儿的“八毛门”事件足可引以为戒;但滥用药等过度医疗的症结，显然又不只是“近六成儿童尿中含抗生素”这么简单。说到底，“便宜治病”的执念，是呼唤制度化的科学诊疗，是呼唤更有性价比的公共医疗账单;“便宜治病”的执念，医学专家未必认可，但是，走向深改的医疗制度与机制，起码当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