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叶檀撰文指出，理智地壮大中产收入阶层，对于一个社会也罢，阶层也罢，都是长远发展的基础。艰巨的改革从来不是革命性的，是从根本上改良。乐观的预期是改良成功，法治进步，悲观的预期是，财富生于权贵毁于社会大崩溃，豪门化问题通过历史的叠代才能得到解决。这是最可怕的历史循环悲剧。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李嘉诚跑路问题似乎烟消云散，但背后隐藏的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回归后，香港经济豪门化？

　　即使是市场派人士也能看到罗氏《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之所以广为传播，是因为抨击豪门经济搔到了社会的痒处，香港这扇窗子，可以看到内地势力与香港豪门合流。

　　罗氏抨击治港过程中扶持出权贵阶层，抨击香港在80年代之后让中产阶层下降，回归后香港的社会经济政策确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过于依赖房地产，资本垄断程度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香港曾经是个平稳的经济城市，居民对政治兴趣缺缺，上世纪60、70年代，市民通过香港发展普遍获益。但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香港逐渐成为豪门社会，社会阶层之间有云泥之隔。按2011年收入数据计算，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0.537，而1981年的数字为0.451。香港政府统计处表示，“经济上不活跃的家庭”（即没有人工作的家庭）增长了48%，从28万增至42万。《南华早报》报道这样的基尼系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属于最高水平，由于人口老龄化，低收入移民进入，收入不均可能在未来若干年继续恶化。

　　笔者询问在香港工作的朋友，他们普遍对香港不乐观，认为从经济到政府存在一系列失误。有个朋友在香港多处准备移居美国，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忽视香港中产阶层的诉求，为什么忽视如此庞大的辛苦工作的新移民群体，香港精神已经丧失，这是他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结论。

　　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回归后，贫富差距呈指数级扩大，为什么向来以劳工阶层代言人自居的政府，会如此依赖权贵阶层，一手扶持出尾大不掉的豪门，将优势资源聚集于豪门？

　　香港依赖谁而稳定，是个路径选择难题。

　　依靠豪族是个短期内可以见效的社会政策，当豪门势力叠加权力优势、资源优势、经济政策优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大量资源，将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融为一体，同时使香港豪族成为内地政策的依赖者，即使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将捆绑在同一条船上。但结果就如今天所见，尾大不掉是必然的，一旦出现分歧双方分道扬镳，本质上豪门中有实力的企业家，已经是国际企业家，不必依赖于一地一策。

　　如果依靠香港中产收入阶层维系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就意味着，需要建立起香港中产市民阶层所信奉的整套价值体系与社会制度，也不能过度依赖政府调控的房地产市场，不能太依赖天然拉大贫富差距的金融业，为了满足中产收益阶层的发展，不能舍弃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与消费服务业，市民自治对于内地政府而言，是个全新的课题。

　　事后看很清楚，与豪门利益捆绑政策并非最佳政策，风浪足够大，绳索松散断裂，一旦使用了豪门利益捆绑政策，再想重新走上市民自治之路，过程将异常艰难。但回到历史情境中，以当时内地政府的观念，以短期稳定的诉求，选择豪门经济恐怕是必然的，哪怕事后会花费更大的代价。

　　香港豪门经济是内地权贵经济的影子。2010年8月，内地激进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在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时，毫不客气地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经过这几年的反腐，大家对中国内地权贵阶层的庞大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中纪委官员7月29日提供了两个关键数据，从十八大至今年6月为时间节点，一个是收缴的官员违纪所得，“除了将涉嫌犯罪所得的款物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之外，还收缴了201亿元的违纪所得”；一个是挽回的经济损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已经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合计588亿元。这当然不是全部，这些官员也并非大权贵。

　　今年经济形势不佳，情况更像一点就着的干草垛，股市下跌不止，财富外流、经济下滑导致人民币汇率不稳，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数据让人忧虑不止，潜在恐慌情绪上升，一点火星就能燃起大火。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人们一方面担心经济下行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挤压成干面包，这在股市某些角落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又对能够赚轻松钱的权贵充满了愤怒，大部分人忍受着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连工作都很难保障，当他们看到有些人可以轻松地获取租金，当然会怒火中烧。忧虑和愤怒席卷社会时，各种极左口号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眼球。

　　金融与资本时代，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全球如此，否则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不会在全球如此红火，从美国演讲到中国，到处受到欢迎，或者争议。

　　去年10月，联储局消费者金融调查竟然显示，美国低下层家庭的财富只占2013年美国整体财富的1%，最富有的5%美国人享有整体财富的63%。今年9月初，哈佛商学院公布对其毕业生的调查报告《共享繁荣的挑战》，总体认为金融危机后美国企业一直在恢复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但贫富差距构成很大威胁，而且威胁越来越大。对于美国的全球竞争力来说，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性高于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受访者预计未来10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将获得国家收入增长的41%，他们希望该比例更接近16%。

　　美国镀金时代不少豪门被战争消解，同样财阀横行的日本，在战后通过新的土地改革使社会财富更加均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获得了成功，二战后普遍繁荣是更好的黄金时代，而不是镀金时代。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又一个镀金周期开始了。

　　社会不稳反过来影响富裕阶层。据Blommberg报导，去年6月，李嘉诚在自己一手创建的汕头大学，对学生演讲时表示，晚上有难以入眠的问题，因担心贫富差距和信任减弱的问题如果放任不管，恐将成为“新常态”。他呼吁港府推出新刺激以促成有活力、富弹性的重新分配政策，同时呼吁在资源日益短缺的背景下，以科技和创新能增加选择。政府需要带领变革，并注入教育体系“强烈的解放灵药剂量”。恐慌李嘉诚的忧虑加深，而不是在缩小。

　　在转型的关键阶段，利益的重新分配刀光剑影，但威胁从来不是个好办法，用新权力不认老权力的账的逻辑，对豪门进行威胁是荒谬的，并且不可能见效。威胁已经不妥当，威胁一个自己威胁不到的人，更是非理性的恐惧心理的反应。

　　再愤怒，坚持底线，理智地壮大中产收入阶层，对于一个社会也罢，阶层也罢，都是长远发展的基础。艰巨的改革从来不是革命性的，是从根本上改良。乐观的预期是改良成功，法治进步，悲观的预期是，财富生于权贵毁于社会大崩溃，豪门化问题通过历史的叠代才能得到解决。这是最可怕的历史循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