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21 13:02:23
国庆节放假,我见到久未谋面的几个同学。一个当刑警的同学说,最近刚刚成功告破一个案子。
有一伙贼,开车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公务员小区”为关键词,在手机地图上搜索,然后导航到那里,然后,选择一家进去偷窃。
这伙贼曾在多个城市作案,最近载到我这个同学手里。他和同事用各种先进的以及最笨的手段,跨省追踪,历尽辛苦,终于在一家快捷酒店将正在嫖娼的贼抓到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偷的谁,偷的什么东西?答,被偷的是市里的一个高官,贼从他家搬出了30多箱茅台,价值30多万元。
我听后比较泄气:官员的30箱茅台,其实也是“偷来”的,又被贼偷了,这本来挺好的;你们辛辛苦苦,花了很多办案经费,把贼给抓了;等于是用了极大的成本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同学说,如果这帮贼劫富济贫,就不会抓他们了。在跟踪的过程中,发现这帮家伙一路吃喝嫖赌。最后那个晚上,贼们,每人叫了一个小姐,各自在酒店里寻欢作乐。于是,他们收网了。
那天夜里,那几个贼束手就擒,从此结束了他们“专偷公务员”的商业模式。那天夜里,那几个女子已经跟贼上床了,却没有挣到钱。那天夜里,那个快捷酒店的老板,面对便衣警察突然而至,接连踹坏了好几个房间的门,哑口无言。
我觉得警察同学对贼“劫富济贫”的期待过高了。承担巨大风险偷来的钱,用于吃喝玩乐才正常,难道用于捐助希望工程么?就像那个家里藏了30多箱茅台的官员,他“收来”的酒,只能悄悄私藏。在我看来,那30箱茅台是被那个官员享用,还是被那几个贼偷走卖钱然后用于自己享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总之,按照我的价值观,我这个警察同学辛辛苦苦干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但是,按照警察的价值观,我的同学分明是立功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其实毫无意义,但我们必须用一套价值观,赋予它重大意义,以显得我们并没有浑浑噩噩。
我这个同学至今还保留着优秀的“单纯”,依然嫉恶如仇。这也是他当年从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现在总是感慨,自己只是一个苦力。他破的案子,不仅包括替领导抓贼,还包括替领导找回走失的宠物狗。
假期临近结束,我驾车返京。那天,夜幕降临,我堵在进京的高速公路上,心情焦躁。拿起手机,看到春雨医生创始人张锐不幸去世的消息。很震惊。
于是,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看到张锐的消息,看着漫长的尾灯,一下子平静了,张锐,曾经的“锐张大人”……
“锐张大人”是当年张锐在西祠胡同的ID。西祠胡同,现在大概已经没几个人知道了。在2002年前后,那是一个很火的论坛,不亚于天涯。
一群媒体人,聚集在西祠胡同上,谈新闻业务。一个叫“记者的家”的论坛,很是热闹。一张新报纸的问世,总会激起大家热烈的讨论。那个论坛,改变了很多媒体人的人生轨迹,包括张锐,也包括刚工作到我。
据说,京华时报的总编辑在西祠上发现了张锐,然后邀请他到京华时报。那个时候,媒体人比较单纯,张锐“新闻是一种理想”到理念,打动了很多人。现在,这样的口号,恐怕再也难以感召媒体人了。
2002年的春天,我也投奔了京华时报。倒不是为了新闻理想,更多是因为浮躁,不甘心安于现状。我在火车上站了一夜,在一个严重沙尘暴的上午,赶到了京华时报面试。就在那里,我与张锐有过擦肩而过的交集。
我在那里晃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融入报社的环境。那时候报纸还属于初创时期,“势力范围”还处于划分争夺之中,格局还没有确定。直到9月份,我才正式入职,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总体上不太愉快,就离开了,投身另一个即将创办的报纸。
如今回头看,那是一个迷茫而躁动的年头。尽管我对“新闻理想”这个说辞保持警惕,但确实对这份工作抱有激情。在我离开京华时报13年之后,我才终于放弃报纸这个行业。
多年来,我发现自己收获的多是疲惫和无奈,发现自己的工作,与我那个刑警同学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以为我的工作是“抓贼”、“为民除害”,但换个角度看,可能毫无意义。我甚至怀疑,那个“专偷公务员”的团伙,说不定也是怀揣着“为民除害”的理想呢!
遗憾的是,理想总是被现实异化。为人民服务的可能成为贼,为民除害的英雄成了嫖客,高扬的旗帜可能成了破布。
所以,当我听到《京华时报》要关停或被《北京晨报》合并的消息,我没有惊讶,也没有唏嘘——都市报的繁荣,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我们曾经为之付出青春的事业,除了让我们渐生白发,什么也没有改变。但我们努力了,岁月亦不曾亏待我们。
每一代人的青春,去做每一代人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有的人去打仗,有的人去打工,有的人去流血,有的人去流汗,有的人去做贼,有的人去抓贼。人生像是一场旅行,兜兜转转,最终收获的,只是岁月。
我这么说,并不是后悔入错行,也不是所谓的理想幻灭。我只是,已经可以坦然地接受,任何一份报纸的主动死去活被迫关停。那些依然奋战在报纸的人们,也不必为这个时代的凋零伤感。只要离去的时候还有尊严和手艺,失去的,就只是枷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