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上班第一天，北上广深不约而同地发布网约车新规草案，骤然提高网约车司机的准入门槛，在网上掀起吐槽热潮，网约车司机和平台叫苦连天，最重要的还是，坐过网约车的乘客均感利益受损——大有被逼退回去坐出租车的无奈之感。

　　北京率先宣布，必须是户籍在北京的人开着北京牌照的车才能干网约车这单活；上海规定必须拥有上海户籍且拥有上海车牌才有资格“拉客”。帝都和魔都的网约车新政草案，被简称为“京人京车”、“沪籍沪牌”——尽管这仍不足以归纳新政之“苛”。深圳要求司机必须是深圳户籍或者持有有效的特区居住证，且必须是2年以内新车。广州规定网约车必须是1年以内新车。

　　这些地方的新政草案可以说具体而微，从车型到排量或多或少都有涉及，有的不让在火车站机场接乘，有的要求网约车张贴类似出租车的标识。无论是户籍还是车辆，上述一线城市的新规草案都堪称“苛刻”，仅户籍一项，滴滴数据显示，在41万余司机中，有上海户口者尚不足万。照此规定，现在跑在路上的绝大部分网约车应该都有被取缔之忧，共享经济将被抽去血肉和灵魂，只剩一个空架子。

　　假如这样的草案得以通过，不会是社会之福，它势必导致所剩无几的网约车在供应严重不足的态势下继续涨价，而候车时间也将大幅增加，那些坐惯了网约车服务好、价格优的乘客，恐怕也不愿再去乘坐体验不佳的出租车，而是被驱赶去买车和乘坐高价网约车，社会将重回打车难打车贵的旧时代。一线城市本是网约车试水发韧之地，在地方新规的风向上面，其示范效应不容小视。正是因为如此，最高党报《人民日报》在其新媒体平台呼吁“北上广深，请三思”。

　　户籍区隔是长期困扰国人的一大痛点，但不管怎样，谢天谢地，以户籍限制就业的情况已近乎绝迹，谁能想到在强调万物互联和共享经济的时代它竟沉碴泛起。其实，这样的户籍歧视，早就被法律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法规、规章对实施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地方上的网约车新规也没有理由逸出行政许可法的规制。

　　客观地看，新规草案并不低碳。比如北京和深圳要求网约车的排量必须不小于2.0L或1.8T。在普遍强调清洁能源和低碳出行的今天，在一线城市普遍拥堵的情况下，人们也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地方要求网约车必须有较高的排量？至于张贴网约车的标识，则似画蛇添足。

　　一个政策的出台，首先需要符合更高层级文件的相关精神。在交通部7月底的相关文件中，更多的是列出负面清单，例如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乘客信息，不得违规收费。善政“无为”。但北上广深的新规草案却“有为”而严苛，把交通部网约车新规赋予地方的自由裁量权扩大化，借故抬高准入门槛。当时不少专家担忧，地方为了保护传统出租车的既得利益，有可能对网约车的数量、价格和准入条件做出不切实际的规定，不幸的是，这样的担忧仅仅时隔两个多月就被应验了。

　　去年，李克强总理说：“共享经济也是众创经济，它可以让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为每个人都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壮大中等收入的群体，也让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去追求人生的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今，共享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几大城市的网约车新规草案表面看似头痛医脚，不得要领，实质上其保护传统出租车利益的诉求有迹可寻。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央的好政策有时遭遇地方小动作的尴尬现实。有些地方用行政之手干预市场，并不符合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求，也不利于李克强总理所要求的“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地方网约车政策不能开改革倒车，扼杀共享经济的创新土壤，历史地看，“让市场活力更大释放”，才是人民之福和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