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隅良典一人独揽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对日本如何在短时间内如井喷般获得诺贝尔奖的分析和探讨也多起来了，并且分析得头头是道，洋洋洒洒，点滴不漏。

　　不过，日本人自己的分析却非常精辟，最经典的就是大隅良典的总结：“花开在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上”。这个分析没有谈经济、钱财，也没有谈制度和文化，但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一剑封喉。

　　按照对科研的解释，研究就是要花钱，没有钱谈何研究。而且，根据公认的理论，一个国家只有研发经费达到GDP的一定比例之后，才可以获得较多的科技成果，并且可以像日本那样频频在21世纪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

　　例如，一项分析的大数据列举了从1981年到2011年几个主要国家（韩国、日本、德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截至2011年，日本的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排在这几个国家的第二位，因而被视为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以2015年的新数据来看，研发投入与GDP之比排名应当是，以色列（4.4%）、芬兰（3.9%）、韩国（3.7%）、瑞典（3.4%）、日本（3.3%）、美国（2.8%）、德国（2.8%）、中国（2%）。

　　从这个排序就可以看出有很多问题是解释不通的。以色列的研发投入比最高，但只有10人获得诺贝尔奖，获奖者数量不是最高的。并且，比日本研发经费投入比高的芬兰、韩国都没有日本的获奖人数多，更令人尴尬的是，韩国迄今并无一人获得诺贝尔奖。即便中国的研发投入比不如日本，但在研发支出的总量上已达到1.4万亿元（约2122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美国的研发支出总量为4561亿美元。但是，迄今中国仅有一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以研发经费投入比来解释诺贝尔奖唯一比较自圆其说的是美国，其研发投入总量世界第一，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是最多的，为320人，今年颁奖后这一数字还会上升。但是，以经费投入的多少来衡量诺贝尔奖的多少，甚至认为两者有正相关关系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或者说并不能说明主要问题。

　　能真正说明问题，或能主要说明问题的，还是大隅良典掏心窝子的真情实话：花开在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上。换句话说，就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而不是相反做“聪明人”和“聪明事”。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意味着，那些别人不做的剩下的事都是“聪明人”已经选择过的，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甚至是没有经费支撑的事。例如大隅良典研究酵母细胞，并不需要多少经费。

　　大隅良典还自认比较乖僻，“不喜欢与人竞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是快乐的本质。”这样的人格特质完全是一副老实人的形象。所谓老实人是指，做人实在，为人厚道；不圆滑、也不世故，不张扬、更不势利；始终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实实在在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干事；不蓄意冒犯他人尊严，不伺机侵占他人利益。

　　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是老实人的本能和选择，最后却造就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成果。这似乎是文化和哲学的根源。当然，从制度来看，只有建立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机制，才会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脚踏实地地研究和目标始终如一地做事，形成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良性循环，而非劣币驱逐良币。

　　其实，诺贝尔奖诸多和诸次奖项的选择都是在引导和鼓励研究人员耐得住寂寞，做那些“聪明人”不愿做的事。但是，是否建立起制度和规则鼓励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或者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意义的事，却需要勇气和一个社会需要达成共识。

　　反过来，建立让人不仅当科学上的老实人而且做其他方方面面的老实人的制度，还需要惩诫。在这方面，日本同样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好。例如，当小保方晴子想靠聪明的法子来获得成果时，受到了日本自身建立的监督机制的调查和惩处。同时耻感文化也保证了做造假的“聪明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在这件事上，小保方晴子的导师笹井芳树以自杀来警示世人，做“聪明人”的代价有多大。

　　但是，中国在科研中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领域中“聪明人”太多，在科研领域表现为大量的研究和论文造假，却没有一个像日本追究小保方晴子那样进行彻底的清算，以致让更多的人认为，还是当“聪明人”好，即便东窗事发，也不会追究责任，也还可以继混下去和当“聪明人”，当然就不会有人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和去做别人不愿做的事。

　　如此，即便有再多的研发经费的投入，也换不来诺贝尔奖，更无法出真正的成果并造福于社会，因为经费都被“聪明人”用在了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