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从事农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青壮年时期，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远非老一代农民可比，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积累;当他们因年老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后，不管是在农村或在城市生活，都将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国家的农村政策对于他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如果我们希望老一代农民退出农业生产以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仍然存在，那么就需要出台系统的政策以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像其父辈一样老有所安，就需要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农村具体化以使新生代农民工有退身之地，如适当的社会保障和与这一群体相适应的农业政策。

　　人口流动致村落共同体离散

　　在湖北省武汉市大魏塆村，最热闹的不是春节，而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到这天，村民自发组织的耍狮队要到各户祝福，全村都会处于狂欢的状态。与元宵节的热闹相比，春节只是各家自己祭祖和家庭聚餐或亲戚之间的往来，但基本是家庭内部或家庭之间的活动。正月十五则是全村的活动，甚至是各村之间的活动。为什么热闹会拖到正月十五而不是春节，也许与这里经商的传统有关系。因为村里原来有许多手艺人，靠农业之外的副业维持生活，春节一段时间也是他们可获取较多收入的时候。等忙完春节的生意，他们抓住过年的尾巴，就要大大地热闹一番。

　　在春节期间，大魏塆是热闹的。这里的农居基本上没有院子，很容易透过窗子看到各家的大人们凑在一起娱乐，而孩子们则不时跑到街上放上几只鞭炮和焰火。村子的道路上不时有轿车开过，在大年初二的乡村公路上居然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因为走亲戚的人很多，在十字路口出现了堵车。本来不宽的乡间公路瞬间成了停车场，热闹非凡。

　　但是在热闹中总透着一股落寞，热闹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晚会，大家在欢笑中似乎都在等待着晚会的落幕。不管多么热闹，大家都知道，等正月十五一过，大多数的青壮年又会离开家乡，重返城市，因为那里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之后，他们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屋又会人走房空。

　　对于这样一个有手工业传统的村庄来说，离家做生意并非新现象，如制糖的手艺人不可能只在本村做生意，他们甚至把春节都让位于生意。所以，聚散本是生活的常态。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们显得如此落寞?

　　被访者刘某的房子是新修的，而且从秋天开始，一直在慢慢地进行内部的装修，但刘某却常年在武汉做建筑，很少回家。笔者问他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农村盖房，他回答说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如果在农村也没有房子，心里会不踏实。因此，房子是一个象征，有了它便有了“家”，尽管大部分时间房屋主人仍然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经验模型与现实存在差距

　　刘某也是做手艺的，似乎在重复着原来手艺人的活法，日常在外打工挣钱，有了钱便在村里盖房子，等着一旦在外面无法打拼了，便可回来过个安稳的晚年。但刘某又感觉物是人非，父辈的生活轨迹已经无法重复。这正是他忧心忡忡之所在：原有的东西似乎可以提供保障，但又很难抓住;城市生活似乎是无可选择的必然，但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以往的手艺人与农业并没有完全分离，回到家乡仍然可以是庄稼人，这正是在一个手艺人集中的村庄中农业还得以延续的原因。但38岁的刘某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也不相信如果有一天丢失了城市的工作，可以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以维持生活。他认为家里的土地都由父亲在耕种，自己是不可能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因为他不仅不懂技术，而且做农活很辛苦。回乡过节的青年农民并不需要做农活，只是打打牌，相互走动一下，等着元宵节的舞狮。但是谈到土地流转，刘某又说自己肯定不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因为土地流转的收入很少，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块土地可以作为退路。在刘某的意识中，土地成为保障的象征，有了土地，至少感觉有了保障;但是理智地计算，好像土地又不能作为真正的保障。

　　对于手艺人而言，城市是赚钱的地方，而乡村才是养老的地方，这是父辈的经验，也可能正是刘某回家盖房的原因。但与过去不同，家乡仍然是家乡，也依然被认为是生活的保障;但这种保障好像更多的是感性的，而非理性计算的结果。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有了房子和土地，生活就有了保障，但现在仅靠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

　　对于刘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城里辛苦了若干年，前途也不光明。他说，在城市靠一个人的收入是不足以养家的，需要夫妇同时工作。但是孩子开销很大，如果上幼儿园，甚至一个人的收入都不够孩子的开销，所以他们将孩子送回农村。尽管他们的收入维持吃喝不成问题，但在城市买房是不可能的，只能租房住，每年的房租占总收入的比重很大。而且要维持在城市的生计需要有很多应酬，这样算下来，他家的收入基本上收支相抵。所以刘某感叹，如果有固定的退休金，那么在农村养老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换个角度而言就是，如果没有收入和积蓄，在农村养老是不可能的。

　　被建构的城乡差距

　　刘某也感叹城乡存在差距，认为如果农村像城市一样，那么他也就无需外出打工了;在家里比在城市好太多，首先是消费水平低，如在家里至少蔬菜无需去买，摩托车加点油可以跑很远，但在大城市随便吃个早餐就20元钱，外出一趟的公交车费也蛮贵的。但当笔者继续追问城乡差距的问题时，刘某也很难说得清他要消除的城乡差距是什么，因为大魏塆的交通很方便，电视、电话和网络都不比城市差。如果说差距存在于城市的消费和喧嚣，这似乎又不是他想要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城郊型的村庄而言，制约农民回到农村的城乡差别是什么呢?笔者猜测可能最主要的是就业机会。原来的手艺人主要服务农村居民，所以非农手工业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但现在的外出打工者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比如刘某从事钢结构搭建，这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农村的衰落与就业机会的减少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互为因果，缺少就业机会的农村，不管如何改善基础设施，都不足以消除城乡的差距。刘某不担心现在的生活，不管经济如何不景气也还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他发愁的是前景非常不确定。对于这样没有积蓄的人来说，再过10多年不得不回到农村，但除了房子和小块土地，他们还有什么呢?

　　由此可见，我们在讨论乡村问题的时候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是农民将会怎样，第二是谁将成为农民。刘某父亲这一代人代表了过去的农民，他们也曾外出打工，现在则回到农村成为地道的农民，还同时帮助儿女带孩子。农业收入、政府补贴和儿女反哺的力度决定了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不管生活好坏，他们的生活轨迹是确定的，他们是农民，现在也还从事农业。现在去考虑刘某子代的未来似乎还为时尚早，未来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但刘某这一代人可能是最焦虑的一代，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村好像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实在的可以依靠的保障。他们有农村的房屋，但却很少居住;有农村的土地，却从来没有耕种，在未来10年或20年，他们还能做农民吗?

　　笔者问刘某，如果将来农民的养老金收入可以达到一定水平，他们是否可能回到村里像父辈那样种一点地、过农村生活。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太难，刘某没有回答。但刘某反过来问笔者，是否现在北京郊区农民的补贴很高。笔者告诉他听说过，特别是在远郊区县，因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补贴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因此，财政有钱了，有些事情就好办了。刘某说，其实武汉的财政收入也应该不错。似乎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但能不能有明显效果，刘某又很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