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区往北25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25名博士、202位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553位大学生。这座学风兴盛的古村落近日因央视报道“爆红”。（《钱江晚报》9月26日）

　　这个“博士村”确实与众不同：在很多农村地区，不少青少年都早早辍学打工，结婚生子，不断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使得“读书无用论”有抬头倾向。反观古渊头村，当地走出了大量的“高知”，重学之风浓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放眼全国，类似“博士村”并非浙江独有，还有河南新乡的薛屯村，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尽管这些村庄不富裕，但却极其重视教育，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孩子及家族的命运。厘清“博士村”的成功之道，也必然会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借鉴，从而给“读书无用论”以正面回击。

　　通过对这些事例的梳理，我发现在基层村组织的重视之外，当地的重学传统造就了这种辉煌。

　　关于这一点，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重学传统形成了一种氛围，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就像此处的“博士村”，不管是种田的农民还是乡绅，都有一个共识：子孙必须读书识字，“惟有读书高”是千百年不破的真理。

　　再者，村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建立在鲜活事例的基础之上。这些地方过去都出现过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先例，这些事例被树为标杆，供后人学习。比如浙江东阳“博士村”早期的“五朵金花”，就是典型的代表，至今还是一段佳话。

　　为什么“读书无用论”会在很多地区流行呢？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没有重学的传统，以至于很多家长会选择双双外出打工，对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另一方面，即便是当地零星出现了几个大学生，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最终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反例。

　　“博士村”的成功之道，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便是树立典型人物，让当地群众看到鲜活的事例，让他们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从而引起当地村民对教育的重视，渐渐培养起重学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再从制度层面上发力，则必将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