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底，自1988至2002年持续14年、证实致死11名女性的“白银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凶案嫌疑人高承勇落入法网。

　　对于这起积年旧案的告破，许多人称系科技进步、法医侦破手段发展的成果，是刑侦人员长期坚持不懈的回报，也有媒体和个人试图从社会、人性、遗传学、个人经历等诸多方面，去探究一名连环杀手的“成长道路”。

　　连环杀手们的成长经历

　　刨去至今未能破案的英国“开膛手杰克”或迷雾重重的“南大碎尸案”等，目前业已破案、档案完整的连环杀人案，凶手的确大多具有一段扭曲的成长经历。

　　如号称苏联头号连环杀手的齐卡提洛（Andrei Romanovich Chikatilo，作案时间1978-1990，确认杀害53名女子及幼童，最大45岁，最小7岁），自幼因尿床受母亲打骂，家境贫寒且因父亲在二战中被俘而被打入另册，学业、事业和家庭生活都不顺利。

　　苏联解体后，号称“棋盘杀手”的俄罗斯头号连环杀手皮丘希金（Alexander Yuryevich Pichushkin，作案时间2001-2006年，宣称杀死63人，证实杀死48人），父亲在其出生前离家出走，自己一度被母亲送入收容所。

　　美国史上第二号连环杀手、“绿河杀手”里奇韦（Gary Leon Ridgway，作案时间1982-1998年，自承谋杀71人，确认谋杀48人，被怀疑谋杀90人以上），父母不和、家暴。

 

 

　　有档案可查连环杀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哥伦比亚的洛佩斯（Pedro Alonso Lopez，作案时间1969-1980，自称杀死300多人，证实杀死110人，全部为8-12岁幼女）生长在妓女单亲家庭，恋童癖，青春期又曾被多次鸡奸。

　　美国史上最著名连环杀手之一、“小丑杀手”盖西（John Wayne Gacy，作案时间1972-1978年，证实杀死33人，其中最小14岁，最大21岁，全部为男性），自幼被酗酒的父亲虐待、歧视，成年后私生活紊乱……

　　但并非所有连环杀手都是如此，如加拿大史上最恐怖连环杀手“猪场杀手”皮克顿（Robert Pickton，作案时间1983-2002年，证实杀死49人，可能杀死90人以上，全部为底层妓女），就是一个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完美无缺”的世袭农场主。

　　被称作“最不像连环杀手的连环杀手”、美国人泰德·邦迪（Theodore Robert “Ted” Bundy，作案时间1973-1978，自承杀死30多人，实际杀死人数不详）则更是一个童年幸福、成长经历良好的“成功人士”。

　　由此可见，“童年不幸”或“人生悲惨”并非一名连环杀手“养成”的必要条件——就更不必说世上遭遇这类不幸者成千上万，绝大多数即便不能发愤图强，至少也会遵纪守法了。 

　　连环杀手的产生原因

　　受歧视排挤、本身处于边缘群体或弱势地位的连环杀手也为数不少。

　　如齐卡提洛据说一直是被同龄人欺负的对象，里奇韦因轻度弱智始终难以融入社会，被称作“吃人医生汉尼拔原型”的戴默（Jeffrey L。 Dahmer，作案时间1978-1991，杀死17人，都是男性），因长相过于清秀备受同龄男孩骚扰，成年后先后被大学拒之门外、因酗酒被强制退伍，盖西因体弱而无法参加北美校园最流行的大多数体育运动。

 

　　但这同样只是硬币的一面，许多连环杀手形象“阳光、正面”，如盖西是著名的慈善家和勤奋的志愿者，邦迪积极参与共和党党团活动，并因此获得进入法学院深造的推荐，大学生涯成绩优异，且是公认的“大众情人”，甚至前面提到的盖西，在大学毕业后也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政治家和职场成功人士……

　　这些事实表明，不公、歧视固然可以让人变得疯狂邪恶，但一个疯狂、邪恶的连环杀手，是没道理将自己变成恶魔的责任归咎于“社会对我不公平”的。

　　性功能障碍或精神疾病也常常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连环杀手成因。这方面的例子的确不少：齐卡提洛是阳痿患者，洛佩斯和戴默性观念倒错，皮丘希金4岁时头部受过撞击，多名连环杀手被证实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

　　但资料证明，绝大多数连环杀手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令人发指的作案手段常常被指为病态，但他们性功能正常，在作案时头脑清醒，具有自主能力。

　　至于“杀手的遗传基因”则荒谬得近乎不值一驳：“小丑杀手”盖西1994年被执行死刑，美国有关方面曾特意提取其大脑，试图从中找到这种“遗传基因”，结果一无所获。尽管一些连环杀手的父母处境不佳或行为可疑，但大多数父母并没有犯罪纪录，其中还有像皮克顿那样世代居住一地且享有“门第清白”美誉的家庭。

　　连环杀手的共同特点

　　那么，连环杀手“养成”的关键是什么？

　　首先，是一种畸形、邪恶的快感，即要么自以为能从杀戮中“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如皮克顿和里奇韦专杀底层妓女，声称这些人“下贱堕落”，戴默和盖西专挑男同、男妓下手，则声称是在“消灭社会渣滓”），要么能从亲手杀人甚至一些更变态行为中找到刺激和快感（这一点许多连环杀手都供认不讳）。

　　这种扭曲、变态、极端的世界观、道德观让他们泯灭了羞耻之心和罪恶感，驱使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作案，且大多在落网后毫无悔改之意，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更有甚者，个别连环杀手会因为警察屡屡无法破案而感到失落，如皮丘希金曾表示，自己就因此更频繁作案，希望警察“好歹能了解自己”。

　　其次，连环杀手的出身、经历各异，既有沉默寡言不善交际者，也有风度翩翩的“大众情人”，但共同的特点，是习惯于拿“更弱者”开刀。

　　什么是“更弱者”？就是不论连环杀手是强壮或弱小，富有或贫困，出身高贵或身世卑微，他们的牺牲品永远是比自己更弱的人群，如幼童、幼女、流浪汉、乞丐、底层男女性工作者……

　　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扭曲、畸形的逻辑下，惟有在“更弱者”面前才能显示自己的“强大”，也因为这样做更安全——皮克顿曾当庭供称“那些底层妓女每天多一个少一个谁记得住”，洛佩斯也曾坦言，专挑幼女下手，是因为这些女孩“天真、轻信”，且即便她们觉悟后反抗也很容易被并不算强壮的他制服。

　　总是拿“更弱者”开刀的另一表现，是对犯罪现场的执拗。

　　许多连环杀手总是“猫”在一地或几地不断作案，如皮克顿之所以被称作“猪场杀手”，正是因为他把所有受害者遗骸埋在自家猪场地下，甚至将受害者皮肉制成肉制品出售、赠吃；皮丘希金所杀死的大部分受害者都被骗到其爱犬埋葬的莫斯科比茨维斯基公园僻静处杀害，其中多人埋尸于此；盖西的大部分受害者被埋在自家或自家附近……

　　这种总在一两个指定地点作案、埋尸的做法与其说是恶癖或心理障碍，毋宁说是一种虚弱和恐惧在作祟——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连环杀手才能用“我是强大的”、“我是安全的”心理暗示来麻醉自己。

　　个别相反的事例其实同样是这种“心理麻醉”的产物，如洛佩斯往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秘鲁三国边界作案，是因为当时这些国家政局不稳，黑恶暴力犯罪猖獗，人口失踪如家常便饭，对他而言是极好的掩护。

　　从刑侦的角度，对“更弱者”开刀的习惯、执着于“安全气场”的心理麻醉，以及受害者常常是在符合连环杀手“预设条件”前提下随机挑选等特点，都增大了破案难度。

　　因为“更弱者”往往信息不全，游离于家庭和社会交际圈外，即便失踪也很难及时被察觉；“安全气场”不论是像皮克顿猪场那样出人意料，还是像拉美“三不管”那般凶险，都是很难被“锁定”的现场；而“随机杀人”则让刑侦中最常见也最有效的手段——摸排受害者社会关系，变得毫无意义。

　　现代科技和法医刑侦技术手段的进步，无形中加大了连环杀手的“隐身”难度，但只要这个世界上的“更弱者”还存在一天，拿“更弱者”纵欲的偏激逻辑以及忽视“更弱者”的社会惯性还存在，连环杀手就不可能“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