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法、最高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授权两高在北上广深等18个城市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方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刑事案件，可依法从宽处理，试点为期两年。

　　对于刑事司法而言，公众更熟悉的政策口径可能依然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究竟怎么“从宽”，传统意义上的“从宽”与此次试点中提到的“认罪认罚从宽”区别何在？现行《刑法》对“如实供述”行为的量刑优待，一直停留在“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层面，犯罪较轻的还可以免除处罚。“坦白从宽”只是在案件进入刑事审判阶段后的量刑考虑，此次认罪认罚从宽，则在符合一揽子条件的基础上，事实上将对“坦白从宽”的认定，制度化前置到了审前阶段。

　　现行刑诉法已经引入了“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第50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不乏观点认为，“不得自证其罪”与坦白从宽之间存在冲突，从程序上让不自证其罪在程序上面临更严重的量刑危险。那么现在引入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也会对“不得自证其罪”原则造成冲击？稍加分析不难看到，对待嫌疑人认罪、供述问题，最核心的意旨在于意思表达的自由，认罪与否应当出于嫌疑人自由意志的决定，“不自证其罪”的特质在于不强迫，认罪认罚的前提同样应当是不强迫，只有在“不强迫”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并予以制度化保障，不同层次的刑事司法政策才可以逻辑自洽。

　　认罪认罚从宽，更多是基于对司法资源、司法效率的考虑，而适用该项制度的法定要件，需要更明确、清晰的边界与程序要求。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机制，“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这三项已知的适用要件中，确保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达成为关键，这也是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可以被简化，但在判决宣告前法庭必须听取刑事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原因。

　　认罪认罚应当是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权利的行使或者放弃都应当遵循其自主意识，而不应受威胁、恐吓以及因信息封闭而导致判断失当。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试点中要防止恐吓、欺骗无罪的人让他认罪，要建立一些配套措施，比如认罪协商过程中应当全程录音录像，全程保证律师的参与，确保被告人的权利不会被侵犯”。事实上，律师的全程参与和在场，在此次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中显得尤其重要。嫌疑人、被告人因为人身自由受限以及法律知识的缺乏，如果没有律师在场提供帮助，其对自身诉讼权利的认知、对具体案件的前景判断，都难免处于无知、无助状态。只有律师的全程参与，才能让认罪认罚免于威胁、恐吓的处境。有观点认为，此次认罪认罚从宽试点是对西方诉辩交易制度的借鉴，在其他国家诉辩交易的实践中，也是控方与辩方的谈判，而非控方直接面对当事人。

　　保证律师在场的前置要求，意在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只有自由意志之下的律师延聘，程序正义前提下的律师会见，才不会出现侦控机关操控嫌疑人权利实现的情况（包括变更、指定律师，控制律师会见）。更进一步的程序梳理还有，非羁押强制措施和非监禁刑、减少审前羁押、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坚持少捕慎捕等，都是配合“认罪认罚从宽”试点的关键性改革。嫌疑人从人身到意志的自主状态，是决定其真实意思表达的前提。“认罪认罚”的核心就在于不强迫、不遮蔽，律师全程在场就是为了保障这一核心的实现，减少审前羁押同样是为了保障不强迫认罪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