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南坝镇一村民为自己母亲办寿宴，当天就被举报违规办宴席，随后，这位村民被要求缴纳650元“违规办宴席认识费”。该村民对此有些疑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村民，办了十多桌宴席，怎么就违规了呢？当地有关部门表示，为了制止当地频繁办酒席的风气，各村此前均出台了村规民约，该村民违反了村规民约。（《成都商报》8月24日）

　　部分地区大操大办之分十分严重，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人情大似债”绝不是玩笑。据南坝镇有关部门介绍，当地曾有一家三兄弟为家中老人办寿宴，第一天大儿子操办，第二天二儿子操办，第三天三儿子操办，同样的寿宴，三兄弟摆了三次，搞得亲朋好友十分为难。

　　当地想到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来遏制大操大办，似乎是一条正确的思路。但是，村规民约不是万能的，更不能靠不合理的村规民约遏制大操大办。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中国乡村是有秩序存在的。一些自然形成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保证村规民约实施的乡贤的作用有所下降，这是十分让人遗憾的。正因看到了这样的遗憾，不少地区注重把乡贤与村规民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地方培养的“和事佬”，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代治理向传统寻找智慧。自然包括重新发现和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由此带来的思考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必须反映真实的民意，应更多体现道德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刚性实施的制度。

　　据称，当地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参照了当地对党员和干部办酒席的规定。比如，家里子女结婚的时候可以办宴席；老人去世可以办宴席；老人在80岁和90岁的时候可以办酒席。符合办酒席要求的住户，必须先向当地村委和社区写申请备案，且数量不得超过40桌。这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规定虽然体现了“良苦用心”，但是否代表了村民的普遍想法？

　　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好通过乡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倡导，而不能简单、武断地实施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