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新华社记者从中国游泳协会负责人处获悉，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在8月7日里约奥组委实施的赛内兴奋剂检查中被查出A瓶氢氯噻嗪阳性，陈欣怡目前已提交了B瓶检测和召开听证会的申请。

　　中国游泳协会负责人表示，该协会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已要求陈欣怡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事实，认真执行反兴奋剂规定，依法维护正当权益。该负责人同时强调，中国游泳协会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将主动配合国际体育仲裁院开展调查，并尊重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最终决定。

　　此事一经披露，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中国反兴奋剂坚决不手软

　　中国体育曾在兴奋剂问题上栽过不少跟头，使用兴奋剂的选手也不鲜见，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出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提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所有血检超标者不得参加奥运会，“马家军”7名取得奥运参赛权的队员中6人被证实使用兴奋剂或有违禁嫌疑。

　　正是从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体育界慢慢意识到只有完全杜绝兴奋剂，才能不再授人以柄，才能光明正大走上竞技赛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史上重大转折点，最近两个奥运周期，尽管在处理兴奋剂违规的明星运动员时屡有“未及时通报”现象发生，但中国体育界对兴奋剂的打击力度从未减弱，举报机制更是在体育界内部收效显著。

　　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中国反兴奋剂力度之大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宁可不要成绩，也绝不允许出现兴奋剂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参加各项国际大赛的前提条件，必须有运动员本人签字、省级训练单位负责人签字、国家队主管教练签字、国家队总教练签字的《反兴奋剂承诺书》更是成为国字号运动员“标配”。

　　在里约奥运赛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运动队方面得到的信息验证了上述说法，中国体育军团把反兴奋剂工作作为队伍日常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各项目代表队严防死守，只为防止在兴奋剂问题上再栽跟头——除了反复重申、教育、巡查各队的反兴奋剂工作之外，相关部门还在尽可能杜绝一切“涉药”隐患，运动员从日常饮食到治疗伤病所需药物的审查，均执行最严格标准。

　　此外各项目国家队在京外集训时，肉类、奶类等容易导致食源性兴奋剂违禁的食物，均由北京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专供；部分项目的国家队队员提前一年就被禁止在外就餐。此外，中国代表团在选拔各参赛项目运动员时，严查运动员的“涉药”经历，一部分实力很强但未能入选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就与此有关。

　　然而，反兴奋剂工作从来都不是万无一失的。

　　兴奋剂作为奥运会毒瘤长期存在

　　翻看中外体坛编年史不难得出结论，奥林匹克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深重的反兴奋剂发展史。

　　迄今为止有史可查的第一例奥运选手使用兴奋剂的案例，是美国马拉松运动员在第三届奥运会上服用含有“士的宁”的食物，以此提高骨骼肌的紧张程度，得知此事的其他运动员向比赛组织者提出抗议。而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专家介绍，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就有运动员通过酒精来刺激大脑中枢，旨在使自己比赛时更加兴奋。

　　20世纪30年代是反兴奋剂界公认的“兴奋剂泛滥使用”开端，运动员滥用兴奋剂的局面直到1968年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控制——那一年墨西哥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正式引入兴奋剂检查程序，瑞典现代五项运动员汉斯·贡娜被检出“乙醇”。

　　现代奥运会历史上没有被查出兴奋剂案例的奥运会只有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但包括美国、西德在内的64个国家抵制了那届奥运会。

　　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人们发现兴奋剂非但屡禁不止，反而来势更加凶猛，几乎90%的兴奋剂案出自田径、游泳、举重三个重灾区。

　　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这届奥运会赛内共查出12例兴奋剂违规，美国（柔道）、俄罗斯（场地自行车）、巴西（赛艇）、意大利（竞走）、摩洛哥（中长跑）、摩尔多瓦（链球）都涉及其中，而按照“奥运会尿样留存10年”的规定，今年5月，国际奥委会宣布另有23名来自6个国家（地区）的伦敦奥运选手尿样复检未能过关。

　　而在历届奥运会上，有大批明星选手被先后证实使用兴奋剂来提高运动能力，美国田径明星几乎被一网打尽——卡尔·刘易斯和格里菲斯·乔伊娜因为年代久远逃过处罚，短跑女皇琼斯、飞人加特林、盖伊、铅球冠军亨特都被列入因使用兴奋剂被禁赛的名单。

　　此外，加拿大短跑明星约翰逊、牙买加短跑明星鲍威尔、英国短跑名将钱伯斯也都成为兴奋剂的“明星代言人”，他们在奥运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污点。

　　近两年来，俄罗斯体育界遭到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其大面积使用兴奋剂的指控，一大批运动员也被查出“涉药”。俄罗斯代表团一度面临被取消里约奥运会资格的窘境，被查出“涉药”的俄罗斯运动员中，甚至包括具有良好国际形象的著名网球运动员莎拉波娃。

　　明星运动员的落网，标志着世界反兴奋剂工作确实卓有成效，而近年来最震撼的案例当属“环法”大赛七连冠得主、抗癌斗士、美国自行车选手兰斯·阿姆斯特朗的“认罪”——他曾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清白和他对兴奋剂深恶痛绝的态度，但在2012年8月，阿姆斯特朗终于承认了自己使用兴奋剂，随即，他的七项环法大赛冠军被收回，并遭到了国际自行车联盟终身禁赛的处罚。

　　杜绝兴奋剂有多难？

　　据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专业人士介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世界反兴奋剂工作的永恒主题，尤其是在兴奋剂产品逐渐向生化科学以及基因工程进行转化的背景下，多种禁药只能在“被使用”之后添加进禁药名单。

　　从专业角度讲，“兴奋剂”除了禁药，还包括禁用方法。

　　比如“篡改血液和血液成分”，包括“向循环系统内注入或回输任何来源及任何数量的自体、同种异体（同源）或异源血液或血红细胞制品”，还包括“人为提高氧气摄入、输送或释放的方法”，以及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以任何形式向血管内输送全血或血液成分。

　　对于“基因兴奋剂”，目前世界反兴奋剂中心的规定是以下具有潜在提高运动能力的手段禁用：转入核酸聚合物或核酸序列；使用常规或经基因修饰的细胞。

　　最新的可以帮助运动员提高运动能力的方法，是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运动员在训练时戴上特殊的耳机装备，微小的直流电可以直接刺激大脑，使大脑中的运动神经元更加活跃，已经有奥运选手用这种装备进行训练了——一部分科学家的看法是，一旦大脑的快速反应形成肌肉记忆，其作用相当于“使用兴奋剂”，不过这项技术“目前合法”。

　　俄罗斯深陷兴奋剂泥潭事件最近两年来持续发酵，成为国际体坛一大热点，这也使得国际反兴奋剂工作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随着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已经展开对2008年、2012年两届奥运会运动员尿检的复查并逐步公布被复查出的使用兴奋剂运动员名单，外界发现潜在的“涉药”运动员数量之多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也在奥运赛场形成——诋毁、侮辱等有过“涉药”经历但已经恢复清白之身的运动员，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来自某些特定国家的运动员，成为了一种潮流。

　　从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公然声称孙杨是“兴奋剂骗子”，到美国游泳选手莉莉·金炮轰所有使用过兴奋剂的选手。莉莉·金还在参加本届奥运会女子100米蛙泳时，对曾有过“涉药”经历的俄罗斯选手埃菲莫娃进行了污蔑性的言语“攻击”，后者一张含泪的照片第二天出现在媒体上。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里约奥运会现场，可以感受到运动员群体中正在爆发一场以言语攻击和人身侮辱为特征的所谓反兴奋剂运动，一部分“清白”的运动员正在对另一部分所谓的“问题”运动员进行各种诋毁和打击，以显示他们对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

　　但这并不符合国际反兴奋剂工作的原则和奥林匹克精神——反兴奋剂工作依靠的并不是对假想对象的猜忌、侮辱和人身攻击，奥林匹克精神所包含的公平公正，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

　　在当今社会，奥运会和商业体育的功利色彩越来越重，兴奋剂作为伴生毒瘤长期存在，而控制与防范兴奋剂的根本在于技术进步、监控威慑和对运动员、教练员进行深刻的反兴奋剂教育。

　　侮辱和诋毁特定运动员群体的方式对解决兴奋剂问题无济于事，只会让宣扬友谊、进步的奥运会赛场走向异化。